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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认了

那天早晨,生产队长派父亲去犁荞麦地。荞麦地两边都是深沟,沟边长满野草。每犁到沟边,两头牛都会死命伸着头,舌头透过牛笼嘴,去揽沟边的野草吃,全然不计摔到沟里栽死的危险。一个早晨父亲都提心吊胆,生怕牛滑到沟里去。可是就在他准备收工,犁最后一个来回时,两头牛不知哪来的蛮力,只顾揽草,父亲怎么也拉不回它们。眼看牛的前腿一点一点向沟下滑,可它们全然不觉。父亲手中攥的牛鼻绳是断成两截后接续到一块儿的,拉了一个早晨,此时从接口处松脱了。两头牛没了束缚,连带着铁犁,像箭一样射向沟底。父亲出于本能,一闪跌坐到沟边……

饲养员老汉等着喂牲口,左等右等不回来,便到地里来找牛,此时坐在沟边如一滩烂泥的父亲才如梦初醒。一头牛跌下去当即就死了,另一头虽然没有死却跌断了腰,站不起来,不能再耕地了。

斗争会上,生产队长呵斥道:“狗地主,你的命有一头牛重吗?牛跌死了,还能吃肉,牛皮还能合成皮绳。你死了,狗都不吃!”上台发言的革命群众将蓄意破坏生产的罪名按在父亲头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地主反革命分子!”“老实交待!”口号声此起彼伏。父亲很后悔当初在惊恐中没有和牛一同扑下去,这样他的痛苦在那天早晨就可以结束了。

那天下午,父亲脖子上戴着几十斤重的木板,背上背着一张剥下来的牛皮,弓着腰,被我们松陵村的革命群众牵着去其他大队游街。牛皮散发的腥臭味儿被他带到了全公社的每一个生产大队。

走到朱家庄时,父亲的腰弯得更厉害了。朱家庄是我的外祖父家,披着牛皮的父亲看起来不是牛也不是人,好像一个怪物。他已无颜面对外祖父家的任何一个人。

父亲像小学生背课本似的将自己的罪行向革命群众交待了一遍。他抬起头时,眼角的余光竟扫见了母亲。母亲站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表情平静而麻木。仿佛她目击到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舞台上的一个丑角。对这个剧中人,她不同情怜悯,也不憎恶讨厌。她不过是一个观众,一个不参与剧情,只图热闹的观众。父亲还看到母亲身后站着一个男人,那男人像高粱秆一样细,有一双尖锐的老鼠眼。那男人正和母亲谈什么,母亲回过头去看那男人,一个劲儿地点头。父亲的头使劲向上一仰,扫了母亲和那男人一眼,看见那男人将细瘦少肉的右手放在母亲的肩头。父亲突然大叫两声,扑倒在地,人事不省……

父亲在炕上躺了两天,祖母请来村里的胡大夫。胡大夫捋着花白胡子对父亲说:“娃呀,心病还得心药治啊!我给你开三服药,吃吃看吧。”

祖母拿上药方去公社卫生院抓药。三服药总共1块4角6分,祖母身上只有1块3角钱。她求抓药的年轻人给她欠个账,抓药的说:“不能欠账,一分钱也不能欠的。”祖母再三恳求,抓药的还是不松口。祖母无奈,去找院长。院长来到中药房,将抓好的三服药解开,把药中的白术和茯苓分别取出两片,然后包好药包,给了祖母。

哥哥从学校里回来吃午饭,饭碗端在手中还没有下口,父亲在房间里喊他,喊得很急迫。他不知是怎么回事,就端着饭碗进了房间。父亲蹲在炕上,看了看哥哥:“想不想你娘?”“不想。”“不想?”哥哥急于吃毕午饭去学校,端着饭碗正要离开房间,父亲叫住了他:“大虎,你说,你为啥不想你娘?”“不想就是不想。”哥哥没有料到,父亲竟突然端起自己的饭碗向他摔了过来,随后自己也一下子扑倒在炕上。

儿子不想母亲,是做父亲的难以容忍的事情。我看得出,在父亲的心里,儿子的母亲就是有错误,做儿子的也要原谅她,绝不能抱怨母亲,更不能给母亲记仇,这是父亲对儿子最起码的要求!

哥哥一下子被吓住了,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过呀。哥哥一看父亲扑倒在炕上,流着眼泪一声一声叫爹。父亲摆摆手,叫他走开。祖母闻声进来,她不知怎么回事,就责备父亲:“世俊啊,你有病,又发啥脾气呢?是大虎惹你生气了?”父亲抬起埋在被子里的头,擦了一把泪水:“不怪大虎,怪我自己。”

祖母给哥哥摆摆手,叫哥哥快去学校。哥哥走到炕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哭着说:“爹,怪我,全怪我。”父亲拉住儿子的手,用泪眼看看他,一句话也不说。父亲整天流眼泪,祖母不在的时候,就放声哭。如果祖母在家,他就拄上棍子去地里哭。

那是一个冰凉的夜晚。天一黑,父亲穿戴整齐出门。祖母问他要去哪搭,父亲说他要去朱家庄。祖母说:“你身体不好,不要跑冤枉路了,仙娥会回来的,时间还没有到哩。”祖母这句话不知触动了父亲的哪一根神经,他突然站住了。他大概在揣摸祖母所说的时间是什么。他可能在想,人活在世上还不是和时间较量吗?父亲知道,人是永远也较量不过时间的。“啥时候算是到时间了?”父亲仿佛是自言自语。祖母说:“她在娘家住不下去的那一天就算是到时间了。”父亲苦笑一声:“时间到了,我看时间到了。”父亲出了院门,祖母没再拦他。

去朱家庄这条路,父亲走过无数来回了。脚下那条灰白色的路面像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将他向前拽。到了外祖父家的院门前,父亲看了看那扇厚重的大门,手举起来,抓住了门环。他在圆圆的生了锈的门环上摸了摸,还没有动手拍,手一松,身子就顺着门溜下去了。父亲趴在门前的地上,一遍一遍叫着母亲:“仙娥啊!仙……仙……娥!”回答父亲的是无边的沉寂。大地睡死了。村庄睡死了。母亲呢?恐怕也睡死了。

在父亲自杀未遂的第二天,伯母去了朱家庄,不知给母亲都说了些什么。没几天,母亲回来了。她见到祖母,第一句话就是:“娘,你去给他们说,不要给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祖母说:“娥娥,不会的,不会给你戴帽子的。”母亲回来后,寡言少语,神情呆滞,她不和父亲争吵,也不和哥哥、姐姐说什么。她一天干三晌活儿,天一黑,就上炕睡觉。每逢晚上生产队长打铃开会,母亲就慌张,给祖母说:“娘,你去给他们说,不要给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

日子一天天过去,松陵村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母亲不再惊慌了。生活是平静的,家是平静的,即使父亲被斗争,又挨了打,一家人都不惊不诧,都习惯了,好像日子不艰难,不缺吃少穿,父亲不上斗争会,不挨打,就不是地主家了。

父亲已经“认”了——既然是地主,就应该在少吃缺穿中生活,就应该在被人欺负中生活。家里再也听不见他的叹息、抱怨,一家人每一张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平静,一样的麻木。尽管饥一顿饱一顿,有一顿没一顿,一家人照常活着,就像太阳每天照常升起一样。

父亲是地主中最年轻的地主。大队党支部叫他给全大队40多名四类分子当头儿,要他监督每一个四类分子的言行,及时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父亲平静地接受了任务,并且尽职尽责,隔一天晚上就把这几十个老汉、老太婆召集到一块儿念报纸,学毛著。谁有病,谁缺席,谁发的什么言,有什么思想动向,他都如实向上报告。有一次学习时,地主分子史耀祖一连跑了三次厕所,而且不停地放屁,父亲也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大队党支部。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三期,201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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