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之初，父亲从中学生团干部直接招入县政府分管后勤，科局级。当年的县政府非常简陋，墙上有缝隙。父亲排行老么，生性粗疏，有一次把150万元的后勤发票顺手塞进墙缝。不久，办公室调换桌子的位置，墙缝被遮蔽，发票的事由此被忘得一干二净。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父亲均表现积极，深得南下的县长们嘉许。
1953年搞清查，父亲被查出涉嫌贪污150多万元。这是个天文数字，以时价计，可买60万斤大米。父亲那时还没成家，一个单身汉，而且政府实行供给制，有钱也没处花，账目究竟错在哪里呢？由于出身地主，根子有问题，父亲被残酷吊打，吐血屙血，屈打成招，最后被双开（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遣回罗江乡下老家务农。至今父亲臀部还有一个圆圆的紫黑色的伤疤，终生不散。
父亲的父亲刘定国，置有三十多亩薄田和十余间瓦房，土改时划为地主，被镇压。父亲的母亲成为地主婆，数九寒冬被疯狂的人们用竹蔑绳索捆住腰腹下部，往嘴里灌粪水，活活折磨致死。我从小只隐约听说过祖父母，无缘见到他们的模样。土改之后，父亲再没回过老家。家中的房屋大都被没收，分给了贫苦农民。父亲被遣回原籍，根本没有住处，只好用烂竹席打个地铺睡在猪圈里。正当夏天，恶蚊成群，无法入睡，父亲只好摸黑割来野草点燃，烟熏满屋，熬度夏夜。冤案在身，周遭白眼，苦不堪言。
三个月后，秋风送爽，县里来人通知父亲回机关，恢复公职。父亲喜出望外，丢掉锄头一路小跑，回到县政府。原来，公务人员搬移父亲用过的办公桌，发现桌子遮挡住的墙缝里有一卷票据，清点一遍，150万元。冤案真相大白，父亲得以平反。父亲捶胸自责：简直太粗心大意了，你这个“冤枉人”哪！
县长问及父亲将来的工作打算，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去教书。县长欣然同意，安排父亲去试教。学生反响甚好。县里保送父亲去省立孝泉师范学校带职带薪进修。毕业后，父亲长期在山乡公立小学任教，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视农民子女为亲生已出。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已是36岁的大龄青年，与从重庆市中区精减下放回老家的我母亲结婚。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多是在破庙改成的公办乡村小学校里度过的。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三期，2010-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