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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到死想不通

母亲说我出生的时间比预产期晚了十天,要不是我家那头老母猪,我还不一定能出来。当时我母亲正在猪圈里扫猪屎,挺着大肚子扫得很累,就撑着猪圈的石板墙想歇一歇。老母猪过来亲她的腿,她提起脚赶猪,没想到老母猪一抬头顶了她一下。老母猪这一顶,把我顶到了臭烘烘的猪屎堆里。母亲说,老母猪从来没这么顶过她,是不是它有意帮你快点出来呢?

我生下来没有多久,老母猪就死了,据说是吃了我的胎盘,吸了母亲的经血。母亲说,我生下来时好奇地盯着看老母猪,好像我们认识似的,看得老母猪直往后退,不敢抬头,过几天就死了,死得莫名其妙。我后来想,我是不是来到这个世界顶替这头母猪的呢?这头母猪是不是我的前身呢?几十年过去,我发现我原来其实就是一头猪,或者说我是一头披着人皮的猪,过去的生活其实跟在猪圈里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

母亲说,我生下来时,有一天时间既没哭又没笑,眼睛冷冷的、呆呆的,不知在看什么。我母亲吓哭了,对着我的小屁股,打呀掐呀,我还是不哭,直到半夜父亲回家,我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一哭就哭到大天亮。

我母亲并没有因为我终于活着来到人世而高兴,也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儿子就高兴。其实当时母亲的眼里满噙着泪水。她用牙咬断缠在我身上的脐带,抓猪草清理自己的下身,然后坐在猪圈里发呆。老母猪吃完了母亲清理下身的猪草,舔食了猪圈地上的乌血,拱了母亲一下,母亲才回过神来,抱着我回家。

我长大后问母亲,为什么要生我呢?母亲很无奈地说,没办法呀,那时也没实行计划生育。母亲说得非常难过,我听了也很不痛快。要是我老是呆在母亲肚子里不出来,要是母亲根本没有怀过我,要是母亲怀上我又把我打掉,总之,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该多好,我也不会活得像一头肮脏的猪了。

我现在不恨那头把我顶出世的老母猪了,我也不恨生我养我的父亲母亲了。我的父亲母亲并没有一点错。他们不但没有错,还生我养我,于我有大恩大德,我应该感谢他们才是。而且,如果没有以前像猪一样的生活,现在我哪能奋斗到大学副教授的身份,活得这么轻松自在呢?有人说,人的一生,幸与不幸是一半对一半,把不幸的日子过完,幸福就来了。

 

我出生那天,母亲后来说,天热得把衣服脱光都不能解暑,太阳就像被泼了一盆经血,红得让人难受,红得让母亲看哪里都是红圈圈,都是猪圈里的经血,现在想想还要呕吐。母亲那天抱着我冲回家,一股脑儿地喝了五大瓢冷水还是感到热。母亲老来四肢酸痛,处处是毛病,一喝冷水就犯吐,我想跟那时喝冷水有很大关系。

我当时确实不乐意出生,我母亲也不高兴我出生。当时父亲正站在生产队的批斗会,五花大绑着,低着头,曲着腰,接受着别人的教育。汗水在父亲的身上像虫子一样爬着,最初痒得令人想笑。虫子在身上爬多了,痒得久了,又难受得要命。父亲在口水、石子、讨伐声中蒸了大半天,直到太阳下山了,月亮上来了,别人轮番讨伐渴了、累了、饿了,才得以回家。父亲疲惫地走进屋,还没等母亲告诉他家中又添了一个讨饭的,就已重重倒在床上。

父亲这一躺,正好躺在我身上,我哪受得了这一压,哇的大叫起来,母亲听到哭声才终于挤出一丝笑意来。父亲一惊,望我一眼,面无表情地朝一边一倒,又睡去了。

我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这是我出世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并且不愿意出世的原因。我一出生就注定要像猪一样生活,难怪我一出世,我家那头老母猪就死了,它不愿看到我一个大活人居然活得像它一样,它已预知到我将来的人生……

生在地主家庭就是地主子女,上小学就不能带红领巾,在各种各样的表格上家庭成分一栏中就得填上地主。直到现在,我对地主一词都非常敏感,只要一提它就浑身发紧,神经紧张,惶惶不安。按说,地主子女仍然是人,不是狗,是人就应该平等。出身在地主家庭也不是谁愿意还是不愿意的事,父母是地主,跟他们的子女有什么关系呢?就算父母犯罪犯法,受处罚的应该是父母,而不应株连他们的子女呀。何况我的父亲母亲并没有犯罪违法。他们只是在大家都很穷的时候,自己富得快一点而已。谁不愿意日子过得好一点呢?然而在那种荒谬的时代,想过好一点也是有罪的。

我的父亲母亲,甚至父亲的父亲母亲,我的爷爷奶奶,为了买那五十亩地不知流了多少汗水,节约了多少日子,吃了多少顿咸菜下苞谷稀饭,才终于攒到那么一罐袁大头。我的父亲母亲,甚至我的爷爷奶奶,既不偷也不抢,勤俭持家,乐善好施,连叫花子上门讨饭,自己不吃也要赏一碗,这样的人家在现在说应该评五好家庭呢。他们认为,我们靠劳动吃饭,不多言不多嘴,在哪朝哪代,不管当官的怎么换,不管哪个党执政,都应是正大光明的、坦坦荡荡的良民才是。

父亲以前是个石匠,成年累月在外给人修房造屋,节省得吃碗羊肉汤都舍不得,一心想着买田置地,等结婚生子后让一家人日子过得宽裕一些。我母亲过门后,房修了地买了,日子照样过得紧巴。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节约成习惯了,有了点钱以后照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母亲说,要是那时舍得吃舍得穿,吃了穿了,被判个地主富农,心里也还踏实些。既没吃成又没穿成,就被判成地主,土地被没收,房产被瓜分,时时刻刻被监督劳动,大会小会上挨批挨斗,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不甘心呀。爷爷奶奶伤心呀,后悔呀,哭呀,气呀,解放没多久就去世了。

父亲在弥留之际还喃喃自语,为什么同样是共产党,四十年前不让人富,四十年后却鼓励人富呢?都是富,都是想把日子过好一些,为什么命运就相差十万八千里呢?为什么那个时候是错的现在却是对的?为什么靠劳动挣钱在那个时候就有罪而现在却是一件光荣的事?父亲至死也没想通。

父亲背着枷锁过了半辈子。在生产队,别人不愿去修公路,让他去修;别人不愿在大雨中去守庄稼,守汽车,让他去守;别人不愿挑两百斤重的担子步行十几公里去缴公粮,让他去挑;别人不愿在大热天挑粪上山,让他去;别人早早睡了,让他每天晚上写思想总结,写交待书;天寒地冻的时候,别人在温暖的家中休息,让他去公社政治学习,接受人民政府的教育。

父亲曾对母亲说,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总在想,难道想把日子过得好一点真的是错的?难道大家都没钱、都穷就好吗?有一天,父亲似乎想通了,突然对母亲说了一句:“钱哪,魔鬼。”母亲莫名其妙地望着父亲,可他再没说话,一声接一声地叹息。

父亲并没有想通,他还在为他的土地、房产惋惜。我们全家也都想不通。我的姐姐考上初中却不能读,哭得死去活来也没用,别人骂她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她想不通,一头栽到古井里,再也没爬出来。姐姐死了不要紧,让全村人喝不上水,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才是罪不可赦。我的父亲母亲为此事在生产队的祠堂前罚跪两天两夜,当然免不了挨口水、石子、鞋掌子甚至巴掌。我们家的祖宗也被骂了不知多少遍,直到花钱重新掏了一口井才了事。

我的哥哥,一个小时候聪明可爱的孩子,淘气、外向、仗义、不服输,经常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受的气最多,吃的苦最多,长到该成家的年龄却娶不到老婆,不得不入赘到大山里去,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相比之下,我胆小,不多言不多嘴,不惹事不生非,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可还是没少挨打受骂。我曾有近二十个绰号,至今还记得一些,如屎斑鸠、苦檀神、地主仔、四类分子、屎弹子、周扒皮、刘文彩等等。

命运把我变成了一头冷漠、自私、孤独、玩世,人见人嫌的肮脏的猪。我已经习惯脏猪一样的生活,而且常常自认为就是一头猪。在没人的时候,有时我学猪的嘶叫,甚至学着猪的样子拱地上新鲜的泥土,嗅一嗅土里别样的气息。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开心,很痛快。我经常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活蹦乱跳的猪崽。我在睡梦中曾夜游到猪圈,被母亲从猪圈里拉回床上睡觉。这一切我浑然不知,直到后来我上了大学,带着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回家,母亲把它当笑话讲给她时,我才知道。

我母亲对我的女友说,我是猪变的,是猪精哟。我的女友看着我,笑得前翻后仰。我后来偷偷问我母亲,我真的在猪圈睡过?母亲没说话,眼泪直往外涌。

我大学毕业,做了大学老师后,父亲才得以找池塘钓钓鱼,谦卑地接受乡人的招呼。他去世前经常对我说:“人要节欲。还是穷了好,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那么多干什么?”我知道,父亲话虽然说得通达,实际上他心里仍然没有想通过去一直没想通的事。原因是我入赘到大山里的那位哥哥,承包了几十亩山地,种水果发了,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款,可我父亲却怎么也不愿意踏进我哥哥的家门,甚至还当着全家的面,骂我哥哥不从他那里吸取教训。

然而直到父亲去世,我哥哥也没有被揪斗,而且日子越过越红火,桑塔纳买了两辆,刚上高中的女儿被送到美国念书。我父亲把我哥哥骂了,打了,哥哥仍然不听,继续发家。父亲到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他不能想把日子过好一点而我哥哥却可以想,不但可以想,而且可以大胆做,没有谁把他怎么样。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三期,201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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