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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汉儿这辈子很冤

我老汉儿(爸爸)这辈子很冤,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怕他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戴给我。我老汉儿算是个“知名人士”,千千万万的人都看过泥塑收租院,他就是其中那个枪杀贫下中农的形象。

其实,那根本不是事实。被枪杀的那3人是县里通缉的职业土匪,和刘益山是亲戚。那天他们来刘益山家,还请裁缝来裁丝绸,量做衣服。附近的农民发现了他们,就跑到乡公所报告。乡长刘绍武立即召集人前去捉拿。那3个土匪都带着枪,而且枪法很好,刘绍武不敢冒然进去,就叫我老汉儿先进去探虚实。我老汉儿穿着长衫子,把枪藏在衫子下。进去后,一个土匪看见了他,便伸手到口袋里掏东西(后来证实是掏烟),我老汉以为对方掏枪,便马上开枪。当场打死了两人,一人逃出房外后,被外面的治安队员打死。情况就是这样。

1949年冬月我老汉儿因此事被抓了起来,后来查明那3个人的确是土匪才把他放了。这事本来同刘文彩毫无关系,但是刘文彩同刘益山有关系。刘文彩想买刘益山的地来修房子,或者拿房拿地同他互换,刘益山不干。刘文彩想软化他,便给烟馆、茶馆、饭馆打招呼,凡是刘益山来吃喝,不收刘益山的钱。但刘益山还是不干。

解放后,为了搞阶级教育,把这两件事扯到一块儿,说打死那3个人是因为刘文彩要霸占刘益山家的产业。上面指示当时的镇长安海山把我老汉儿找去,说要搞个阶级斗争展,教育下一代,要他承认自己是刘文彩的狗腿子,打死的3个土匪是贫下中农。之所以要打死他们,是因为刘文彩要霸占刘益山的土地。

后来,他们又要我老汉儿去充当杀人霸产故事里的泥塑模特。我老汉儿是个贫民,他当年与刘文彩也没有任何关系,但解放前他参加过袍哥会,因此解放后给他戴了顶反革命帽子。我老汉儿害怕,只得按他们说的办。上面威胁他:“你敢翻案就得去劳改!”他没得法,只得充当“打死了贫下中农的刘文彩的狗腿子”。

我老汉儿后来为这事悔恨得很,最终他也没有逃脱劳改的命运。

他去劳改是因为另一件事:说刘文彩庄园里没有水牢。1958年,刘文彩庄园被建为展览馆,展示地主阶级的罪恶,我老汉儿也去参观。当时参观不要钱,后来要5分钱,现在当然很贵了,要50元。水牢故事出笼时,本地民众议论纷纷,都说从未听说过刘文彩家有过水牢。当年刘文彩家起火,镇上去了好多人帮忙救火,我老汉儿也去了。火灭后大家又帮忙打扫清理,直到次日中午刘文彩请他们吃了饭才离开,所有的人都没有看见那里有水牢。

有人问我老汉儿:“曹二爸(晚辈喊他二爸),你当年在里面进出过,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冷月英坐过的水牢?”我老汉儿说:“啥子水牢哟,这儿原来是刘文彩装鸦片的货房。”此事不久被政府知道了,当时没有抓他。后来为了把议论水牢的事压下去,杀鸡给猴看,政府就把我老汉儿拿来开刀。他们骂我老汉儿的话我记得清清楚楚:“你龟儿,我们党做政治宣传,搞阶级斗争,教育下一代,你倒来胡乱说,偏要说冷月英坐的水牢是鸦片馆。你这是造谣!”

其实,文革时有人写过大字报,说冷月英没坐过水牢。这个人叫万红云,原来是刘文彩长兄刘文渊家的厨师。解放后,万红云有一次生病,打针打漏了,手上留下一道疤痕。后来要编刘文彩的故事,上面找到他,要他说手上的疤痕是当年刘文彩指使狗腿子打的,并为这个故事专门设计制造了一条弹簧钢鞭。万红云从此就进入了刘文彩收租院的家史演讲组,到全国各地去做血泪控诉,成了仅次于冷月英的二号人物。

文革时两派斗争,万红云和冷月英各在一派。万红云先写出大字报,揭露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更没坐过水牢。冷月英等人也写出大字报,揭露万红云手上的疤痕是解放后打针留下的。两个诉苦明星互相揭短,闹得安仁镇人人皆知。

这事让上面非常尴尬,后来他们考虑到冷月英的影响更大更重要,于是就把万红云驱逐出家史演讲组,又把收租院泥塑里万红云挨打的塑像撤去了。不过,那条专为万红云订制的弹簧钢鞭却被留了下来,编成了另一个故事。

万红云只是被逐出去演讲组,我老汉儿则是被抓进监。1966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上面派镇上的干部王明轩、李银松来抓他,罪名是造谣,因为他说刘文彩家没有水牢。当晚就把他捆送大邑县公安局。他在大邑关了一段时间,不久县法院就以造谣罪判了他15年徒刑。

八十年代,邓小平上台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老汉儿去申诉,法院答复:你这个事是搞重了,当时过左。于是,法院将他改判为5年。这个改判已经没得实际意义,这时我老汉儿已经劳改14年多,马上就要满刑了。

我老汉儿出狱后,想不通,为一句真话就劳改15年。他去找县法院,县法院不理。他又到地区法院,地区法院也不理。他想到自己这一辈子实在冤枉,一时想不通,就在县法院门前服了毒——吞的老鼠药。那是1982年,他71岁。他死前曾对我说过:“你要为我申冤啊!”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不敢为他申冤,我怕他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给我戴上。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三期,201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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