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六君子在北京遭清廷斩决
1898年戊戌变法至今120周年，合中国历法两个“甲子”。余英时教授年初的贺帖，大书“戊戌春回”4字，在我们没有忘记这个日子的人们心中，低回荡漾。重温余教授在1998年发表长文探讨变法失败原因时的慨叹：“戊戌距今一百年，中国人心似乎依然如故。”面对20年后的今日时局，岂能没有同感！
戊戌变法研究的两种论述
戊戌变法完全可以视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汰弱图强的第一次政治改革。对这次变法，史学界历有不同的评价。认为是一次“失败”的，视角主要依据是，慈禧太后断然废除维新派和光绪帝颁发的改革新政，囚禁光绪，斩杀谭嗣同等“六君子”，并关系两年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之入侵。另一种不同的角度，则认为慈禧反对的是康梁的激进主张，例如几天之内裁撤大批衙门和数千名官吏、建立由维新派把持的中央决策机构、聘请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参与朝政，甚至预谋“围园诛后”杀慈禧。同时，肯定慈禧主张变法，在她治下开启了中国从未有过的现代设施：铁路、电灯电话、陆海军、外贸外交；废科举、废缠足；开放新闻自由，最后颁令君主立宪、国会选举——作家张戎在其名著《慈禧》中说，慈禧不是圣人，是巨人。她顺应历史潮流把一个中世纪国家带入现代，她是“中国的维多利亚女王”。
中共官方的定性不脱唯物史观的教条：称戊戌变法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企图通过光绪皇帝实现君主立宪制，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改良不彻底，没有依靠群众，而归于失败，启示是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这种阶级论，我们并不陌生。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都是自上而下的范例；何况，中国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像文革天天斗资产阶级一样笑话。张戎和一派历史学家，都指出当年朝廷并不保守，知道中国的落后而受辱，必须改革。所以才有清末十年政治和社会的务实进步。问题显然在于，今日中共戊戌观的阶级论（评辛亥革命亦复如此），是为五四运动、中共造反，以战争夺取政权作辩护。毛泽东自从1927年在江西占山为王至死，整整50年在“枪杆子”迷信中误导苍生，遗毒延续已越四代，反资产阶级只是拉大旗作虎皮而已。如果说慈禧太后不自觉地做了戊戌变法的“遗嘱执行人”，那么，中共的历史角色，只是一个千年帝制的继承人。
变法失败，不掩热血书生的献身精神
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的观念和策略，当然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他们不是政治家，只是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他们急于求成地企图改变几千年的皇权帝制，所需的资源与智慧都极为有限。满族权贵控制的清王朝，虽然腐朽如“纸糊的房子”，但帝国的八旗绿营、新军水师，加上湘军淮军等，京畿武力在直隶总督之手，而满族子弟掌权的官僚系统和一批汉族高官都是现存体制的得益者，维持“一族专政”（余英时语）于不坠。即以朝廷阻力，上有西太后，下有军机处，光绪并无实权。因此，百日维新出现最后的权力改组危机、帝党后党决裂、康梁冒险图借袁世凯杀太后失败，几天之内全盘皆输。乃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史家唐德刚甚至指出，中国历史包袱太重，由中古式转型到西方现代式，康有为以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搞变法维新，真如蚍蜉撼大树，失败已于开始时。
我以为，百日戊戌政变显示两点教训：其一、虽不能证明若变法成功，中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便可避免日后暴力连绵的国运，但在一个庞大帝国的内部实行一定程度的体制改革，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后来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所推翻，没有发生法国、俄国革命那样大规模的残暴流血，和社会改良思潮的传播及咨议局的设置不无关系。而康梁等人一介书生，无刀无钱，仅凭一派学说，就能打入朝廷、打动皇上，百日之内下达数百条谕旨，革旧立新。这样绝妙的戏剧性，恐怕也是数百年世界政坛所罕见。其二、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慷慨就义，承继文天祥《正气歌》的道德传统，为社会变革视死如归，成为戊戌变法的象征性标志。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斩首，虽传被愚民扔菜梆子，但是他那“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献身精神已经载入史册，影响不可估量。
唐才常为谭嗣同复仇组自立军反清
下面的故事，涉及我的家族史。谭嗣同等被斩决后（事败，清廷诛戮者止于与康梁光绪案直接相关者，包括传书讯的太监宫女，总约数百人，并未扫荡全国维新士人），激起南方同道友好极大悲愤。两位接棒奋斗的顶风人物是：唐才常与何来保。他们都是湖南人，少年才气，秉赋出众。唐与谭嗣同早为知交，被称为“浏阳二杰”。谭属官宦子弟，其父时任湖北巡抚（省长）曾兼湖广总督二年。唐则经县府道三级考试第一名，获国子监“拔贡”功名。但他不安于做官，四处奔走，为解国难，寻求新路。到1898年春和谭效力《湘报》时，已是主张君主立宪、议会民主的改革派。谭死后，唐以挽联誓为战友复仇：
我与公别几时许，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萧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嗣后，唐才常遍游香港、南洋、日本，演讲募捐。在日本会见流亡的康梁二君，谋划起兵反清；也面晤革命党孙中山，共商武装起义，首选武汉，期引江南而撼全国。1899年底，唐回国，即在上海租界，假借名义，成立“自立会”。联络各方势力，扩大组织，变名“自立军”，得数万兵，分五路，自任总司令。于1900年在上海召开第一届中国议会，数百人选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已若辛亥起义先声）。不久，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带走光绪逃亡西安。唐大喜，以为时机已到。乃赴武汉，欲拥洋务派大臣张之洞起事，勤王独立。
不料，大队伍起义之资金、军械，严重不足。张大人在戊戌事变后，已唯朝廷是从，遂通英国领事进租界捕人，将唐营人物一网打尽（英人经义和团之役，也失去对“暴民”的信任）。据史载，最后审唐一幕，张之洞怜才，欲为这位他办“两湖书院”时的得意门生开脱，并以诱康梁回国为自赎，被唐断然拒绝，自称：“事之不成，有死而已。唐才常岂苟脱者！”张之洞正色道：“我本想刀下留人，今已爱莫能助了。”随即退堂。7月28日深夜，唐才常及同党十余人在武昌被处死，埋尸小洪山。
唐才常（1867～1900）比谭嗣同（1865～1898）小两岁，二人就义时都是33岁，他们求仁得仁，生死与共，为戊戌变法的高层策动和社会基层的实践献出年轻的生命。一般史记，对这场震撼中外的变法运动的描述，从康梁光绪到谭嗣同唐才常，即告结束。其实，还有一个同样壮烈值得续貂的尾声。
曾外祖何来保亡命常桃，三百清兵械押长沙就义
自立军武汉唐才常总机关覆灭前，曾在湖南常德设有一个分部，主持人是何来保、赵必振。这与湖南是维新运动中的风云重地有关。戊戌年间，湖南巡抚陈宝箴是一位维新派人物，治下锐意推行新政，启迪民智，办时务学堂，熊希龄创办的《湘报》，得到他拨款支持，共发行115号。该报六位撰稿人是——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何来保、戴德诚、樊锥。名列第四的何来保，字颂九，号铁笛，常德人。他比谭嗣同年幼几岁，却也是少年风华，屡考皆为第一，人称“武陵才子”。和谭嗣同交往，深受康梁新思想影响，在湘报的文章，阐发民权，痛斥暴政，推崇维新变法。六君子被杀，改革派失败后，来保终日郁郁寡欢，愤懑之情，不可抑制，乃与好友赵必振、胡友业成立“寒社”，以诗词唱咏，抒发怨恨。后又有四同道加入，时称“寒社七友”。
1900年春，何来保、赵必振获悉唐才常在武汉有密谋反清之举，二人便与武汉总机关密函联络，唐才常确认来函后，覆示由何来保、赵必振主持常德组建自立军。何赵于是在常德小西门城湾租房作为自立军机关，联络省内志士，共襄义举。不幸时局凶险，不足二月，武汉事败，省府迅即派员秘密到常德缉捕自立军。何来保病中闻讯，逃避桃源岳父家，留下一首“亡命词，满江红”。后又远避辰州（沅陵），隐入山寺，终为清吏所追获。当局获得何来保这最后的要犯，特以300名清兵械押到长沙审讯。时维湘地暑热，长途役刑不堪其苦，经过常德时，大批市民围观。何来保有诗记载：
银锒铁锁出围墙，亲友纷纷送道旁；
三百健儿齐护卫，万头钻动看何郎。（绝命诗之一）
九月，何来保在长沙从容就义。时年27岁。传记作者应永志描述：“何来保身体魁梧，性格英爽抗直，嫉恶如仇……”刑前，豪饮两大碗酒，笑曰：足矣！然后坐地受戳，高吟：“七尺贱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洒荒郊！”表明他不负谭嗣同、唐才常两位景仰的学长和同道的召唤，死而无憾。戊戌先烈们以一腔热血为他们忧国忧民的夙愿画上句号。（赵必振化妆教士得以脱险，逃亡日本。1902年潜回上海，翻译出版介绍马克思主义等日文著作，比李大钊等早十多年。辛亥革命后，曾入熊希龄幕，后执教于各地，1956年病逝长沙。）
何来保，是我母亲皇甫道安的直亲外祖父。早在1963年，父亲冉鹏从台湾给我的信中，曾提到“你母的外祖父何来保公，还是清末常德革命殉国最有学问最年青的一个！”原来，何来保的女儿何贵贞，后来嫁给桃源望族之长皇甫天成（字敬之），他们的女儿，就是我的母亲。皇甫敬之是清末湖南省咨议局的议员，他是我的外祖父，何贵贞是外祖母。父亲年谱描述外公“不仅以财雄于乡，而为学之名亦甚著。”（1908-1910御准的咨议局，推动立宪和民主选举，已被史学界评为具有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里程碑意义。）
五十多年过去，我对尊祖何来保的资讯置若罔闻。现在卸下传媒职务，才来挖掘和研究这段百年前的家族史，作为后人，和有点史学爱好的写作者，实在有愧于先祖！发现我们和戊戌变法的杰出人物尚有一脉直系血缘的关连，无疑强化了一种历史的感悟——啊，自命盛世的今日中国，你的政治制度还不如清末的维新时代！悠悠苍天，谭嗣同、唐才常、何来保那一系湖南维新壮士的热血，为何而洒！
（附带感谢友人张戎，她的著作《慈禧》和她对寒社史料的提示，让我找到更多有关先祖何来保的资讯。）
2018年7月25日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