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26日（1）
盟军在意大利北部逮捕了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他在党内的化名是埃尔科勒），因为他“发表了不许可的讲话”。
约瑟夫·史迪威现在担任美国地面部队司令一职。我个人关心他的命运。我从美国军事观察组的一个组员那儿获悉了史迪威的新任命。
魏德迈将军在中国以采取更为反动的方针著称。这位将军反苏。
从叶剑英那儿得到的消息当中，有个报告说英国驻重庆大使馆收到伦敦来电，电称英国政府决定改变其对苏政策。
英国政府企图转而采取对苏施加压力和逐渐拒绝合作的政策。是啊，丘吉尔仇恨苏联的老政策又在起作用了。
昨天，中共中央主席就选举中共中央委员的问题讲了话。
下面是讲话的纪录：
“1、我们选举的主要方针：
“选举我党的领导机构，是一桩责任极其重大的事情，因为这一机构将是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执行大会的路线和我们党的政策的工具。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同志在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这是很好的。
“选举中我们必须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这是一种什么标准呢？标准必须是保证大会决议得以执行。只有这样的标准才是正确的。
“我们应该选什么人呢？
“（1）首先，我们应该从老的中央委员中选人。现在老中央委员剩下二十五位同志。他们绝大多数都值得推选。他们过去领导我们党成绩卓著，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2）我们还应该推选过去不是中央委员的人。这些同志必须证明自己是有资格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种经验必须结合到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去。
“2、新的中央委员人数要多一些，数目要既不太大也不太小。
“关于中央委员候选人，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们到底要选什么人呢？
“（1）该不该选犯过错误的人呢？有的说该选，有的说不该选。
“（2）选举中，我们应不应该遵循全国各地区比例代表制的原则呢？有的说应该遵循，有的表示反对。
“（3）应该由具有不同的知识水平和业务水平的人来组成中央委员会吗？又是有的说需要，有的反对。
“选出个由没犯过错误的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这是个很好的理想。代表们注意这个问题是好的。但是，理想可能恰恰在实践中行不通。
“我们一开头就选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好不好呢？不，不很好。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事实。”
1945年5月26日（2）
“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断然拒绝把陈独秀选入中央委员会。今天看来，这是对的。可是，不选举陈独秀并没有能够保证不翻车。
“四中全会把李立三排除出政治局。他被解除了领导职务。可是，没有他，错误还是照样犯。
“还有第三个例子是遵义会议。从那时起，十年过去了，而这段期间我们的错误犯得少一点。在这段期间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大部份还是在我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上选出的。而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却只剩下四个人。（毛在这儿是说，遵义会议之后，洛甫、博古、王稼祥等人，即所有反对他的政策的人，都留在领导机构内，而错误还犯得少些。因此，现在也不用担心。）如果不是因为有犯过错误的同志的帮助，遵义会议本身就不会开得这么成功。或者，再看看六中全会，参加全会工作的，也还是有这些同志。
“从整风开始以来，我们党有了很大进步。党内发生了变化。
“过去，我们采用简单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经验证明这种办法对。一个人犯了错误之后，决心改正错误，这就好嘛。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承认了错误，并且决心改正。把他们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对的。这是个很好的想法。
“可以说，我们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或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因为我们把理想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了。而我们遵循上述原则，就正好能够把理想和具体的现实结合在一起。不然，我们就可能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而办了错事。顺便提一句，这儿所有的同志都是不愿意犯错误的。
“形势就是这样。有的同志感情用事，不愿意选举犯过错误的人。可是如果从理智出发，就必须既往不咎，选那些同志。需要把感情和理智结合起来。这是能够办到的，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有这种必要性了。
“我想，我们能同过去不慎犯过大错误的人合作，不过条件是他们得承认错误。同时，我们自己也应该经受锻炼，学到东西。
“举例来说：
“马克思建立第一国际时，为了同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合作，被迫把纲领限制在无政府主义者可以接受的水平上。马克思这样作，是因为当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跟着无政府主义者跑。以后，这批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合作。那好吧。他们这么干，谁在乎呢？这毫不影响马克思的目标或者他的运动路线。
“列宁和斯大林过去同反对派合作。那是在反对派还领导着工人阶级中的某些派别的时候。一旦这些思潮消失，他们就同反对派分子决裂了。”
1945年5月26日（3）
“现在共国际不存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似乎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了，但实际并非如此。
“世界各国共产党都仰望着它们的领袖，听着他说的每一桩事。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对这位领袖的每句话都极其注意，并且以这些话作为行动指南。这些指导思想是大家所遵循的方针。我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之一。
“我们党内现在没有反对的倾向。我们现在都站在团结合作的立场上；这自然是很好的事。
“这就是我所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再来谈第二个问题。
“只选合适的人而不管地区代表性，这个主意倒是不错的。但是，不顾地区代表性有其消极的方面。我们各地区的分散孤立状况并不是我们的责任。这是特殊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产物，是敌人和统治阶级制造出来的。同志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这就是革命。必须记住这一点。今天我们有了根据地，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这就是革命。
“革命根据地是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山头主义（孤立、分散、地方主义）是坏事。
“中国革命创建了根据地。将来，在一定条件下，山头主义会自行消失的。
“中国有很多地区性的结社、行会和其他组织，每个城市和每个省都有许多。这种现在有其社会原因，是因语言、伦理和风俗、生活方式、传统等等不同而产生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都会逐步得到克服。
“选举中要考虑地区代表性的原则。这就可以对应在党的最高机构中有代表的各地区的革命力量，作一番全面了解。
“第三个问题：是否每个中央委员都必须具有全面的知识
“这是个好想法，但是实际上不可能。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由具有各种不同特长的人组成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人人都受过全面的教育。但应努力要求他们是各有专长的人。这样，中央委员会里才能包括具有各种学识和专业的人。现在每个中央委员的知识不可能全面，将来也不可能。因此，中央委员会现在不可能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应该选举那些愿意学习和掌握知识的人。
“因此，党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应该包括一大批过去执行党的路线没有犯过什么错误的人。其次，也应该包括一些犯过错误但愿意改正的人。还应该有一些全国知名的人士，或者可能成为知名人士的人。最后，还应该有一大批在各方面具有知识和经验的人，以及少数只在某些方面有知识的人。
“中央委员会这样的组成，是符合我们党当前的发展阶段的。这样的中央委员会能执行大会的路线，并对我国的发展施加积极的影响。”
1945年5月26日（4）
“但是，这样的组成会不会太混杂了呢？大革命的最后阶段，党是不纯的【毛指的是思想意识领域】。在那个阶段，我们还没有清算过陈独秀。在内战期间，我们没有清算李立三路线，因此党的路线是混杂的，犯了错误。内战末期，我们没有清算张国焘路线，党遭到了大损失。遵义会议以后，我们还没有清算这些错误。六中全会上我们才作了个总结，那时才清算了这些路线。
“以后，我们经过了三年的整风时期。
“这样，从遵义会议到现在，中间经过了几个阶段，党才消除了这种不纯。
“错误会重犯吗？【毛指重犯已经犯过的错误】。
“犯过错误的同志表示悔恨。他们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的讲话中间有一点是要求大家帮助他们。我想，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很可能因此会少犯错误。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不能说以后一点错误都不犯。
“事情就是这样：过去‘翻过车’的，将来会谨慎一点，而过去没有‘翻过车’的，可能变得骄傲自大起来。要是这样，车子就非翻不可。我们不能保证谁都不翻车。几十个人中间，会有个把要落后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同志乃至我们大家都要拉他，推动他。这就能保证防止跌跤。
“最后，【选举中】是否会有某种程度的不公平呢？需要考虑到各种情况并作出相应的对策。需要选出一大批具有全面知识程度的不公平，因为更优秀的同志可能正好没有当选。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这些同志在大会后不要见怪。相反，他们应该向其他人作解释。
“2、关于中央委员的人数，我和大会主席团的意见是：
“主席团认为，中央委员会应由大约七十名委员组成。在这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可以多些，有的说可以少些。多些，多多少，到一百人？主席团起初有这个意见，但是以后逐渐把数目减缩到七十。少些，又要多少呢，三十到四十人？我想这太少了。这样的人数今天不能代表我们党。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二十五人加五人，已经到三十人了。据说是组织小要灵活些。但是我们党已经扩大，而且将来还会继续扩大。当然，我不是说二十五人就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但是，为了使中央委员会的组成适合于今天的形势，七十左右的数目是最适合的。
“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委员达四十六名的中央委员会。这是值得注意的准备内战的步骤，国民党六大精心搞出了许多政治计划。我们只需注意一点：‘统一’。行政、军事政策、外交、经济政策方面的所谓的统一，这些统统都是针对我们来的。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它是革命的动力，要领导和指挥革命运动。我希望会选出一个人数比较多的强有力的中央委员会来。”
毛昨天两小时的讲话，可以归纳如下：
—能够保证执行大会主要政策的人，才能选入中央委员会。
—组成这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值得再次推选。实践证明，他们能够领导党。
—大会必须选出一些具有丰富的宝贵实践经验的新同志。
—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人数上必须大为增加。
最近毛一直在试图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成为私人的友好交往。他越来越经常邀请我去谈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