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小气，吝啬得超常。家里有个很大的粮仓，里面摞满麻袋，有谷子、麦子、豆子、花生，可是难得蒸一回馒头，每天嚼的都是难以下咽的窝窝。在饭桌上掉一粒米是不允许的，父亲会把脸拉得驴脸一样长。他的眼睛本来很小，麻雀一样的黑豆眼珠，可此时会睁得很大，像要撑破眼眶，眼里透着威严，有一种让人心里哆嗦的力量。他很少开口骂人，通常是把干瘦脏黑的手指头在嘴里蘸上唾沫，隔着饭桌探过身子，把米粒沾到指头上，送到你的嘴边。你不能反抗，那样会招来他老拳的热情招待。你得张开嘴，挤出一脸讨好的笑，用舌头把他手指上的米粒舔尽。父亲缩回手，再把手指伸进自己嘴里，吸吮一番，吱吱溜溜的，声音很响，像吃着山珍海味。
每次把父亲指头上的米粒舔进口，我都强忍着，找个借口出去呕吐半天，连肠子都要吐出来。所以吃饭的时候，我都很留心，生怕有点滴过错被父亲抓住。吃完饭，还要当着父亲的面，把饭碗扣在脸上，用舌头把碗舔得发亮。这时，父亲就会露出难得的笑容，还可能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炒熟的白豆，把我的手掌扳开，放在我的手心里。我会一粒一粒的咀嚼，那香味一点一点的散开，直到满嘴的油香。我会闭了眼，把嘴里的舌头转得像飞旋的轮子。那时那刻，我幸福得想哭。
父亲好苦，家里几十亩的土地，他舍不得雇长短工。从父亲身上抠一分钱，都如用刀在他的肋骨上刮肉。他下地中途从不回家，头上百年不变地里一条油乎乎脏腻腻臭哄哄的毛巾，身上随便挂几件能蔽体的短裤长衫，不是缺扣子，就是少袖子。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是叫花子。
母亲中午要把饭送到田间地头，父亲吃饭的时候从不挪窝。见母亲送饭过来，锄头一放，席地盘腿而坐。哪怕此时烈日高悬，他也绝不会去寻一处有荫凉的地方。父亲古铜色的背上根根肋骨清晰可辨，汗常常豆子一样排满他的脊梁。母亲看着心疼，就蹲在父亲的旁边，用手绢不停地给他擦汗。父亲一手端着海碗，一手用筷子把饭迅疾扒拉到嘴里。他的嘴总塞得满满的，腮帮子总鼓得圆圆的，说话的时候嘴里叽里咕噜，也听不清他嘟囔些什么。狼吞虎咽地吃完，很舒服地打个哈欠，伸伸懒腰，又忙开了他的活计。
人家背地里都叫父亲“活不成”，舍不得吃穿，就舍得出力气。春暖的时候往地里拉灰土粪，父亲怕把骡子累着，常常自己架在车辕里，弯腰弓背累得龟孙子一样，而让骡子在后面悠闲踱步。
家里一年也难得改善一次生活。饭里偶尔放点鸡蛋、猪肉什么的，父亲总指着母亲的鼻子骂她败家子。他气急败坏地用筷子把碗里的饭像犁地一样深翻好几遍，把里面飘着的鸡蛋块块、猪肉渣渣都挑出来，一股脑扔进我们的碗里，边扔嘴里边嘟囔：“吃吧，吃吧，喜欢吃肉，把老子也杀了吃掉算了！”每当这时，我们就眼巴巴地盯着父亲的碗，才不在乎他怎么骂呢。
母亲总在父亲下地的时候偷偷给我们改善生活。有一次我们正在家里兴高采烈地吃着热腾腾、香喷喷的猪肉饺子，突然听见院外有骡子的叫声。母亲也不着慌，随手在盆里抓了一大把白豆，站在门口用力一撒，满院都滚着白花花的豆子，很是显眼。父亲踏进院门，一眼就瞅见了地上的豆子。他尖着嗓子跳着脚在门口叫骂：“哎呀呀，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猪仔子，再有钱也经不住你们这样糟蹋呀，挨千刀的！”他边骂边弯下腰来，一粒一粒捡起来放在衣袋里。等他捡完进屋，我们都已吃得肠肥肚圆，母亲也把所有的痕迹清理完毕。父亲盘腿坐在炕上，母亲就给他从锅里拿出两个窝头和一棵大葱。父亲一口窝头就一口葱，笑眯眯的，吃得有滋有味。我们都看着父亲偷笑，父亲低下头在自己的身上盯了半天，也没发现有什么值得好笑的地方，就眼睛一瞪：“笑什么笑？屁吃多了？”
土改的时候，因为家里地多，粮食也多，父亲被划为地主。那些游手好闲，抽大烟把裤子当了、老婆卖了的二流子，自然成了贫农。他们给父亲糊了一顶尖尖的纸帽，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让父亲一边敲着铜锣一边高声喊：“我是地主，我剥削穷人，我罪该万死！”游街回来，父亲连吓带气，卧床不起，没几天，就一命归西。人家叫我父亲“活不成”，他真的没活成。唉，可怜的父亲！可怜的小地主！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三期，2010-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