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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见大

读《中国院士》(张建伟、邓琼琼著)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曾经有一段时期,我想过收集中央研究院的资料,这个兴趣最初是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引起的,后来听说南京有一位先生写了一本关于中央研究院历史的书,我也曾打听过,但此书至今没有出版。由于有了这点准备,平时看书对有关中央研究院的史料也就比较留意。现在读《中国院士》,自然就很有兴趣。大体上说这是一本不错的书。但我对这本书有一个小小的不满足,就是作者似乎有一种乐观主义的倾向,所以在他们笔下,中国院士的历史也是越往后越辉煌。在作者看来,尽管道路是曲折的,而前途总是光明的。作者自有其道理,但我觉得他们的乐观主义是太多了一些,这本书如果多传达一些历史的悲观主义,也许才更让人钦佩作者的历史眼光,可惜作者没有这样做。虽然这本书中有很宝贵的史料,偶尔也有很感人的细节,可惜由于作者缺乏宏大的历史眼光,所以尽管是本好书,但还不能对人的心灵真正有所触动。

如果给作者提具体意见,我想先从一个细节说起。作者在书中写到了生物学家胡步曾,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81名院士中,胡先生是生物组的院士,1955年的学部委员中就缺了胡先生,因为他反对李森科那一套,在50年代,这是很大的问题。像这样的细节书中还有一些,可惜作者未能从这些细节中挖掘出更深刻的东西,我说他们有乐观主义的东西,因为他们忽略了这种小事中映现出的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特色,他们把本来已经找到的历史感觉,轻易放过去了。

《竺可桢日记》中有一个细节,恰好可以和胡先生的经历对比着看,对比着想。1949年5月30日,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兼收能并蓄。”(日记第2册第1257页)从《中国院士》所写的历史看,作者读过竺可桢的日记,可惜把这样好的细节给遗漏了。1947年5月22日的胡适日记中,留下了一份关于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的名单,抄出如下:

发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的拟提名单: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

这是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中的沈兼士、傅增湘,1948年就没有当选院士,但郭沫若始终在这个名单上,所以才有竺可桢见陈毅后的感慨。《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24页)中也有一个类似的细节,何廉曾为蒋介石提供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人员名单,他说:

我们拟就了一张名单,包括各行各业的人士。去上海见他时,我们递交了这张名单的草案。我记得,名单上有郭沫若的名字,但我们并不清楚他是个共产党人。蒋介石看到郭沫若的名字后说:“啊,好得很,我对此人总是十分清楚的。”他问我们此人现在哪里,我说1933年在东京时我曾看到过他,但不了解他现在何处。

历史常是由许多小事构成的。研究历史的人可以从大处着眼,但也有专从小处着眼的,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的那些学者,像布罗代尔就喜欢看小处,也能成一家之言,而且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院士》的作者,本来已经有了很好的材料,但眼光偏了,作品的深度也就受到了影响,这一点我很希望作者能从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学点把握真实历史的方法和情感。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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