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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路走来的小知党

任何一个社会,年轻气旺的中小知识分子都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他们因知识而存寄望,因失意而怀怅恨,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一有风吹草动,奋翅而起,云合雾集,熛至风啸,最具威胁力,最危险的不安定因素。尤其社会矛盾激化的各朝末期,怨愤不平的下层士人与落第举子(社会边缘人)往往成为能量巨大的人物。如刘邦、刘备、王仙芝、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以及围绕着他们的那批智囊,便是此类“社会边缘人”。一个能够吸纳贤士的政府才能降低知识分子的普罗化比例,增加政权稳固度。为使中下层士子沾享政权利益,“牢笼英彦”的科举制才诞生并持续1300年。唐太宗在端门见新进士一个个欣欣然缀行而入,一高兴抚掌掉底:“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新唐书·太宗本纪》)

中共即起于这样的中小知识分子,1920年4月赤俄派吴廷康(1893~1956,即维泾斯基)来华发展中国共运,第一个找到的是胡适,稳健大气的胡适不感兴趣,这才去找“以自己之是为必是”的陈独秀。[1]

1925年,少年伍修权(1908~1997)在武昌街头进行红色鼓动,“听众中大都是年青的工人、职员和学生。”[2]愿意接受赤色思想者大多为下层青少年。中共十大元帅家庭出身:朱德、彭德怀、贺龙为贫农;刘伯承、徐向前乃秀才、林彪富农、陈毅小地主、罗荣桓教师、聂荣臻小业主、叶剑英小商人。无一出身中上层家庭。

延安小知

抗战时期十万知青赴延(进入赤营30万),延安红青讨论共产主义:“到共产主义有馒头吃也就行了。”抗战胜利后,延安某单位黑板报讨论“进城后的第一行动”,有人要先买个洗脸盆,有人先去洗澡,有人“放下行李就下馆子”。[3]也就这点想象力。抗大教员一级的“高知”,想象力也有限得很。

抗战时期重庆,后为美国汉学家的费正清(1907~1991),与龚澎、杨刚(燕京女生)交往甚密:

在谈话和通信中,我发现这两位妇女知识分子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限的。她们都毕业于燕京大学,所学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知识充其量不过象所学到的英国文学知识那样多。……她们之所以是马列主义者,因为她们信仰党,接受党的训练。但这种信仰实质上是注重实用的,因为她们相信仅靠个人努力,只会一事无成,团结起来才有力量。[4]

毛泽东

1956年中共“八大”,毛泽东评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5]

老毛晚年为保“文革”,提拔一帮文化程度很低的工农“劳模”进入中央:王洪文(副主席)、吴桂贤(副总理)、陈永贵(副总理)、孙健(副总理)、李素文(副委员长)、姚连蔚(副委员长)、倪志福(北京市委书记)、尉凤英(全国妇联负责人)。

倒愚为贤,以蠢为智,毛泽东真是疯了,暴君+昏君。

大跃进

1958~1960年的大跃进,祼呈中共低层次——不懂装懂、粗鄙蛮干。基建大跃进体现为“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6] 1958年10月后,为加快进度,随意修改基建设计、使用替代材料,突破规章制度,造成许多质量事故,不少新建厂房垮塌。仅建筑工程部系统就死亡435人(上年135人);其中,工程结构倒塌117人(上年3人)、高空作业跌落70人(上年38人)。[7]

最不能玩虚的水利工程也搞“大跃进”。还有更可怕的公安大跃进、科技大跃进、教育大跃进、交通大跃进……

中共从上到下,政治第一,造就一支不懂经济只懂政治的官吏队伍,成为1950~1970年代政治运动之所以轰轰烈烈的社会土壤。如果中层官员、基层干部稍有抵触,毛泽东的赤左狂想也不至于一偏再偏,念头自然得到抑制。

文革时期毛泽东搞“军管”,一批将军管经济,经验无,胆子大,上了许多项目,不管配套,到处欠账,遗患无穷。[8]

文革后,中共开始提倡知识化。1982年中共第12届中央委员会,大学程度亦仅34.8%,政治局28.5%,书记处45.5%;国务院各部长50%,省级42%。胡乔木向外宾炫耀:“这都是最近一年的变化。”[9]

意识深处的浅俗

文化决定意识,意识决定行动。中共自我感觉良好,以为天下真理尽握我手,从上到下不时会豁露其小知浅俗。

1980年中共四千高干聚议毛泽东(为写第二个《历史决议》)。陈云:“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10]”仅此一言,小知尾巴翘然毕露。毛泽东不是全国人民的领袖么?高干评得?人民评不得?再按历史唯物主义,一切都在运动,对毛泽东的认识岂能一锤子敲定?历史认识怎么可能“一次性”,怎么可能“一锤子敲定”?你们“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多只能敲定自己的认识,怎么能敲定后人的认识?后人凭什么非得遵循你的“敲定”?历史如真被敲定敲死,史学还能发展么?认识如真“一次性”,人类还怎么发展?

惟一己标准为独尊,共产党人很强烈的特色,共同性很强的“党性”。强一己之愿于人,强一己之识于后,只能暴露陈云的无知狂悖。陈云已是第一代中共高干务实派,毛泽东一直视为“老右”,其意识层次亦不过尔尔!

“两头真”人物

李慎之(1923~2003)检点青年时代之所以迷陷赤说:

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识不足,不能把学得的新知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11]

李慎之乃燕京经济系高才生,修过六学分的政治学,啃过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政府》、戴雪的《英宪精义》(均为商务版),尚无御左之力,遑论他者?

马列主义外貌恢宏,以无私裹卷歪邪肉身,人们一时很难嗅出其阴霉腐气。延安一代士林绝大多数终身未出国门,长寿者1990年代才有机会外出开眼界。“六•四”后叛出共门的许家屯(1916~2016),思想变化源自六年半任职香港:

最主要的变化是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同过去不一样,从认识香港到认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观点上起了比较大的变化。[12]

眼界决定认识,多元决定宽度。奈何天不飨“国”,于今有“共”,好端端的可爱中国竟被捏弄出“三大改造”、“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贸易战”。读书人只有一声声“潼关长叹”!

2018 -10-15 Princeton

【注释】

[1]《李达自传》(节录),《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

[2]《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页118。

[3]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香港)2007年,上册,页74~75。

[4](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知识出版社(沪版)1991年,页327。

[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02。

[6]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李锐文集》第5册,卷八,页131。

[7] 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162。

[8]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页293。

[9]《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219~220。

[10]《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75。

[11] 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博思出版集团公司(香港)2002年,页28、30。

[12]《许家屯香港回忆录》,香港联合报公司2008年,下册,页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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