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老岑，祖藉山西，先辈清中期移民至内蒙古。先是给蒙古王公贵族垦荒，交一定的押荒银，垦熟后每年交些地租。那时，清廷所定的押荒银和岁租，按土地质量有所差别，东西部也不一样。绥远一带押荒银每亩至少一钱，最多达到二点一两；岁租每亩一般是银一分到二分左右。
老岑的先人经过多年的辛苦劳作，手中有了一些余钱，就开始从蒙古人手里买地。据说，那时的地非常便宜，尤其荒地给钱就卖，常常跑马为界。老岑的先人是慈禧老佛爷领导下第一批勤劳致富的人，及至民国，老岑家的水浇地就有上百倾；草场不按亩、而是按里论。
据老岑讲，他的先人对长工们非常好。他的祖父就是一位性格温良敦厚的地主，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同情农民、关心农民、帮助农民的事他常做。
那时候的地主们，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逢年过节送粮食、衣物；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送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干活的长工。那时，地主在年前还必须关照他人的过年情况，如有穷苦人家过不去年，同村富裕人家必须单独或凑钱给与必要的帮助。
老岑说，每年夏天，他的祖父都要给长工做两套单衣：两件白市布褂子、两条褡裢布裤子、还有两条用来擦汗的羊肚肚毛巾。村里有人说：“其实有一套也管行了！”他的祖父说：“受苦人夏天出汗多，总得有个洗换的吧！”
笔者务过农、做过工，深知“活儿在手里”这句话的分量。如果“对着干”的话，长工自有千百种方法来消极怠工。因此，用欺骗、压榨的方法，东家和长工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终吃亏的必定是东家。小气、吝啬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适可而止，如果太厉害、臭名远扬，就没有人上你家来打工了。如果得罪的太狠，半夜把你家的粮垛、草垛点着后跑了，你去哪里寻他？
那时，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地打发，绝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看叫花子，其中可能就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个敢得罪长工？
但是，突然有一天，“地主”变成了一个天大的罪名，有地皆“主”，是“主”皆恶。仆人既然翻了身，旧社会的“主人”当然没有好日子过了。从没收财产到人身批斗，不仅倾家荡产，一生名誉也扫于地下，甚至肉身难保。
1950年，归绥市土改开始。工作队确定对象后，需要引导贫农们起来斗争。但工作队员们很快就发现，一些贫农表现并不积极。因为并非所有的地主都与雇农势同水火，甚至有的地方双方关系还较为“和谐”。起初，不少人不愿意撕破脸向地主发难，在工作队动员他们起来斗地主时，不少贫雇农反而还产生一种抵触情绪。
为了顺利实现土改目标，工作队还排演了话剧《白毛女》，采取宣传的形式来做贫雇农的工作，但没有什么效果。老乡们反而认为：“黄世仁是远处的地主，我们这里的地主都是好人”。
不少人无法理解地主对他们的剥削，称：“我给地主干活，人家管我饭吃，年底还给工钱，这都是说好了的。要是年底不给工钱，或者不给饭吃，我可以告他。可是人家确实给钱了，也给饭吃了，那还有甚错？”
土改打杀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门、惨绝人寰。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起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即便是下跪，膝下铺的也是玻璃碴子瓦渣子，那种钻心的疼痛，常人难以理喻。
捆绑可能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刑罚之一。一些拥有不容置疑的生杀大权的人，只要高兴，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将另一些被他们称为阶级敌人的，被彻底剥夺了尊严的人捆绑起来肆意凌辱。即使将人致伤致残甚至致死，其行为都是革命的，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老岑的祖父在那时就被捆过一绳子。那次斗争会一开始，老岑的祖父就表示认罪服法。工作队要求从明朝开始退赔剥削所得，老人家也连连点头同意。乡亲们都说：“态度挺好的，就这样吧，别斗了。”但工作队不认可，几个村里的地痞和二流子，他们先脱掉老人家的衣服，从后面将其轰然一声猛推在地——他们称为“狗啃屎”。然后用麻绳一圈一圈地将老人的手臂捆紧，双手反剪，从地上拉起来。用膝盖抵住老人的腰部，再使劲将反剪的双手往上提，老人立刻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那天，老人家被捆的血液不能流动。一会就脸色苍白，全身沁出一层白蒙蒙的细汗。这是痛到极致的一种生理反应，就因为这一绳子，老岑的祖父半年多胳膊都举不起来，自己不能穿脱衣服。
那年春节，老岑家什么也没有准备，别说肉，就连米面也没有了。全家人在悲悲戚戚中度过了年三十。
初一清晨，老岑的父亲一开大门，发现门口摆着好几个篮子。他慌忙提回家去，倒出来一看，发现全是食物：烧猪肉、油炸糕、馍馍、粉条、豆芽，应有尽有。他们全家喜出望外，感动的热泪盈眶。他们能猜出，这些吃喝都是过去的长工们送来的。那些年，每到年关，他们家都要准备好多份食物，送给那些贫寒的人家。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是积德的回报。
有了这些食物，他们总算安然过了个年。但后来的日子会如何，他们根本无法猜想。起初，他们天真地认为没收了土地和财物就算到头了，谁能料想到，噩运这才开始，沦为贱民的日子整整延续了数十年。
令人唏嘘的是，临近解放时，老岑的祖父听说口里土改，自知在劫难逃，于是把半数土地分给了长工。事与愿违，那些分到地的长工，到土改时都被定成了地主，为此数十年受尽磨难。
前年夏天，老岑回老家寻根。遇见了几个儿时的玩伴，都是昔日长工的子弟。他们见到老岑异常亲热，都争先恐后地邀请老岑去家中做客，并做彻夜聊。
那次荣归故里，一个当年长工的儿子说：“岑哥你再回来哇，那些地还归你，你领着我们干哇！”说这话的人都年近古稀，自然是玩笑之谈。由此可见，地主与雇农并无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所谓的阶级仇恨都是人为杜撰出来的。
后记：
近日上网查阅资料始知：顺治初，中原地区灾荒不断，清朝曾提出“酌开边门”，让内地农民出边耕种，于是许多农民冒险出关。但清廷同时又规定：“不许在蒙古娶妻生子，春去秋归，从事季节性劳动；不许在口外定居，不许携带家眷前往。”至17世纪末18世纪初，关外内地农民越聚越多，至十数万人之多。
出边农民耕种土地有三种形式：第一种，自己在山隅向阳处垦种；第二种，由蒙人招募内地农民耕种；第三种，由清廷将八旗官员的口内熟地换给口外荒地，从而招募内地农民开垦种植。
17世纪末，出边农民逐渐在热河、喀喇沁、察哈尔和归化城土默特等长城沿边的一些地区形成农业点。
在归化城土默特和察哈尔，各种官地的招垦占了较大的比重。顺治七年确定：“外藩蒙古，每十五丁，给地广一里，纵二十里。”康熙八年，清廷提出以古北口等边外空地拨给无地旗人耕种。按定制，归化城土默特兵丁无饷，拨给“户口地”为生。
清廷圈占上述大量蒙古牧场，这些田地或因差役无暇自耕、或因不熟悉农耕，大部分被租佃给汉民。这些内地农民主要来自河北和山西两省，“沿边数州县百姓，岁岁春间出口……皆往土默特地方耕种”。这些季节性出边种地者，或曰“伙盘”、或曰“雁行”。雍正朝以后，土默特的垦区扩大，出边的农产越来越多。“搬移眷属”“盖房屋居住”，并且呼朋唤友、互相援引，“一年成聚，二年成邑”“渐成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