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生活中的脆弱:消费能力枯竭

这是朋友传过来的一个帖子,让我谈谈对这个故事的看法。

我之所以将其作为一个故事,是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伪。但之所以要谈谈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因为它合乎逻辑,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按照逻辑是可能存在的,只不过会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而已。

对于其中最后一句话,即这种事情即将大面积发生,为了都住一些人的嘴,更是为了这篇文章能够发出来,我们就将其理解为在某种范围内不同程度发生就是了。因为这是照片,剪掉一段也不合适,望审查者理解。

很多朋友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养老的问题。这可以见之于我写的《从一段玩笑的话说说未来的养老问题》、《注意,我们现在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真正的大国重器是小民琐事》等文章,(见后)以及有关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等一系列文章。

在当中的一篇文章中,我写了这样一段在某个场合说的多少有点玩笑的话:

现在六十左右的人,如果能熬20年,也许就能熬50年。什么意思?就是说,随着医疗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在未来的20年中,对生命威胁最大的那些疾病,如脑血管、心血管疾病,癌症等,应该基本上解决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现在六十左右的人,如果这20年能够活过来,那些疾病对他的生命威胁就不大了。接着再活个30年,活到一百一二,就很希望了。

但是,人的身体进化是缓慢的。特别是,我们现在吃的是有毒食品,呼吸的是肮脏的空气,喝的是污染的水。你是能活一百一二,但可能到八九十岁,很多人就老年痴呆了。那时候将会是什么情景?大街小巷,一群群晃晃悠悠的都是傻呵呵的老头老太太。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中国养老的问题得有多大。

这时候,坐在我身边的一位朋友说,孙老师,你这么一说,这个问题还真的很可怕。假如我将来活到一百二,我儿子不也快一百了吗?我孙子也七十多了。谁来养我呢?

上面这个故事,从一个实例诠释了今后的养老问题。只不过,我那段话是从老年人的角度说的,这个例子是从他们子女的角度说的。

说的什么呢?

第一,什么是中产阶层。近些年的一些调查或统计数字告诉我们,中国中产阶层的数量在大幅度增加,按照通常的说法,现在可以列入中产阶层的大约有将近三亿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有着一份不错的收入。如这两口子,每月28000元的工资,应当说不少了,远远超过城市中一般白领的工资水平。我看到这个数字的第一感觉就是:嗯,比我工资高。

第二,这个看起来还算光鲜的中产阶层,其实非常脆弱。写到这,我本来想说,正常的情况下还可以,一遇到点特殊情况就会陷入困境。但仔细一想,这是一个错误的习惯性的说法,真实的情况是,恰恰可能是那些通常的情况就会使他们脆弱不堪。因为我们过去实行的计划生育特别是城市的一孩化政策,造就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而这个社会结构非常脆弱。

第三,中产阶层的状况在这几年尤其不乐观。现在相当一部分中产阶层面对的是:财富缩水,债务加重,物价上涨,消费降级。在2015年的股灾中,中产阶层遭受重创。自2015年底开始的这一轮房价的疯涨,不但耗干了很多城市家庭的积蓄,而且家庭债务迅速上升。而到了今年,P2P暴雷、股市的跌跌不休,人民币的贬值,物价的上涨,一齐向中产阶层袭来。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降级已经成了许多人的选择。一位朋友和我说,在他所在的地方,原来人均消费百元左右的饭馆很多,但现在仍能坚持下来的,多是沙县小吃这一类的小吃店。

第四,养老与育儿间的艰难抉择。上面在那个例子中讲到的那对夫妻,已经是45左右,孩子已经是在读高一。我估计他们应该是没有要二胎的打算。但那些更年轻的中产阶层,生育特别是生育二胎,可能是一个更沉重的负担。过去有一句话,叫上有老下有小,说的是中年人面临的一种困境。而今天或未来的中产阶层,有可能会想兼顾也无力兼顾。

第五,我们再设想一下,假如这对夫妻,前些年的收入比较好,现在除了自己住的房子之外,还有两套小房子,也就是很多人艳羡的多房户了。现在,双方三位难以自理的老人投奔子女而来,不用另外租房子了,但需雇用两个保姆。这样,负担似乎会轻一些,但房产税很快要来了。按照有关方面流露的设想,三套房无疑是重点征收的对象,而且很可能实行累进式的重税。如果是这样,作为子女的这年轻两口将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境况?

我们知道,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我多次讲,现在是中国消费升级从而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但由于种种原因,作为消费升级主体的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已经处于枯竭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产阶层的未来会如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孙立平:从一段玩笑的话说说未来的养老问题

去年年底,在一个省会城市,饭桌上我说了一段带点玩笑和调侃的话:

现在六十左右的人,如果能熬20年,也许就能熬50年。什么意思?就是说,随着医疗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在未来的20年中,对生命威胁最大的那些疾病,如脑血管、心血管疾病,癌症等,应该基本上解决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现在六十左右的人,如果这20年能够活过来,那些疾病对他的生命威胁就不大了。接着再活个30年,活到一百一二,就很希望了。

但是,人的身体进化是缓慢的。特别是,我们现在吃的是有毒食品,呼吸的是肮脏的空气,喝的是污染的水。你是能活一百一二,但可能到八九十岁,很多人就老年痴呆了。那时候将会是什么情景?大街小巷,一群群晃晃悠悠的都是傻呵呵的老头老太太。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中国养老的问题得有多大。

这时候,坐在我身边的一位朋友说,孙老师,你这么一说,这个问题还真的很可怕。假如我将来活到一百二,我儿子不也快一百了吗?我孙子也七十多了。谁来养我呢?

上面的当然是饭桌上带有点玩笑的话,认不得真的。但这个玩笑话涉及的问题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问题:老龄化的问题是近些年来人们不断一轮的话题,这个问题由于过去几十年间的计划生育政策会在中国显得极为突出;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的寿命的延长,这个问题可能会比人们现在想象的要更为严重。

这不由得使我想到下面的这些问题:

第一,如何以服务模式的创新,以社会化、专业化的方式解决养老问题。

前一段时间,张审军先生的一幅照片在网上热传。这幅照片的题目是《独生子》,为全国第26届摄影艺术展览入选作品。图中,两位病榻上的老人,一个辛酸独孤的年轻人的背影。这张照片折射出当代独生子女面临的养老负担。应当说,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中国特有的人口结构因素之外,与社会性养老机制的缺失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在很多国家,养老的职能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由社会来承担(或者是市场的,或者是政府的)。考虑到所谓四二一家庭结构的逐步到来,有的为了照顾老人,已经心力交瘁,有的甚至都无法正常上班。而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个人或家庭能够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应该考虑这样的两个问题。第一,在发展的思维上,将更多的资源用在解决诸如养老等一些老百姓生活最棘手的问题上。第二,在体制和技术的双重意义上实现养老模式的创新,以社会化和专业化的方法解决养老问题。

第二,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就是市场。

未来的养老问题是如此之大,换个角度看,就是一个极大的市场。去年,和某省工商联的领导及企业家聊天时,我说了这么个意思:过去20年中国最大的产业是房地产,未来的二三十年年,说不定中国会有一个和房地产不相上下的产业,这就是养老产业。

其实,只要想想现在人们为养老准备了多少钱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其实人们为此准备了很多钱。不但是准备的那些钱,就是很多人手里有的第二套第三套房子,在很大程度上都有一种养老基金的含义在里边:到时候养老手里的现金不够,用这房子养老。

或者可以这么说,在有限的将来,比如未来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花在养老上的钱,说不定比这些年花在房子上的钱还要多;将来的养老市场说不定比这些年的房地产市场还要大。

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个发展水平中等的地级市,房价每平米8000元。你住得舒服一点,120平米,房价100万左右。加上20万的装修,120万打住了。这120万可以住一辈子了,而且下一代还可以接着住。但是,将来老两口养老,120万够吗?可能都不够。

在服务业方面,这些年人们已经讲了很多,健康医疗、旅游休闲、娱乐体验等等。但我想,解决养老育儿等老百姓生活最棘手的问题,应当是重中之重,而这也是巨大的市场之所在。

第三,别老是盯着人们手里第二第三套房子,让这些房子成为一部分人解决养老问题的物质基础。

现在一些条件好一些的家庭拥有第二套第三套房。但这些第二第三套住房意味着什么?正如前面所说的,这些房子在很大程度上有个养老基金的含义在里面。由于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由于随经济社会发展而来的生育意愿的降低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由于医疗技术发展导致的人口寿命的延长,中国的老龄化和养老问题,将会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在计划生育的宣传中,我们过去一直在讲,将来养老靠政府。但随着老龄化现实地到来,这个话再也不讲了,而是提倡养老靠自己,提倡孝道和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这其实也是迫不得已。就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完全由政府来解决养老的问题,是不现实的。而依靠子女来养老,很多家庭中的子女其实也是有心无力。在这种情况下,将来养老还得靠老人自己。起码从经济的意义上是如此。

老人养老靠自己,说起来很荒诞,但可能也只能如此。但老年人怎么能自己养老?唯一的办法是依靠自己的经济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老年人在努力的为自己养老攒钱,而钱放在手里和银行里又怕贬值,于是不少人就换成了房子。这就是中国目前很多第二第三套房子的由来。

要看到,老龄化就是眼前的事情。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是不可能经由某种统一的模式解决的。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将来可能要更多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养老问题;经济比较困难的,养老的责任可能要更多地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以政府、社会、市场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使得一部分拥有第二第三套房子的老人用自己的经济力量以市场的方式解决养老问题,可以在总体上减轻社会的养老负担。在这个问题上,要警惕一种民粹主义的情绪。要明白,使得一部分人能够用自己的经济条件解决养老问题,总比把这个负担全加在社会身上要好。反之,以房产税的方式逼迫人们放弃第二第三套房,势必使得本就难以解决的养老问题雪上加霜。

孙立平:注意,我们现在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在《从一段玩笑的话说说未来的养老问题》一文中,我讨论了未来养老这个棘手的问题。我说的是,我们将来在养老上所面临的问题,会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这是一个极为巨大的挑战。

现在再说说生命周期的另一端,育儿的问题。

育儿,这无疑是困扰无数家庭,无数年轻父母的又一个大问题。无数年轻的父母,为育儿而心力憔悴。哪怕你是单位的骨干,哪怕你正是干事业的时候,这个问题都会将你撕成两半,甚至最后有可能什么都干不好。前一段时间,有年轻母亲在网上吐槽辅导作业的问题,其中有一位母亲说:把儿子辅导到五年级了,自己心脏装了两个支架了。可见其中的艰辛。

实际上,从整个社会来看,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很好解决,甚至连人口的再生产恐怕都无法维持。大家知道,东北三省的人口增长已经进入收缩型状态,乐观一点说十几年后,悲观一点说几年后,全国也要进入这个状态。

原来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简单,以为就是生育政策的问题,只要政策放开了,生育率自然就会上去。但现在看,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现在的问题是,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的白领或中产阶层,生育的意愿并不强烈,有很多人甚至一个都不想生。

为什么?关键是儿童养育的成本。在这些成本中,特别应当注意下面这两个因素。第一,在独生子女一孩化的时代,我们形成了一种奢侈的养育儿童的模式。第二,本来到了这个阶段应当由社会承担的部分育儿职能仍然由家庭来承担。因此,无论是从延续人口再生产的角度说,还是从减轻年轻父母育儿负担的角度说,都应当把部分育儿的职能转移到社会。

我这里想说的是什么呢?当然不仅仅是育儿的问题。上一篇文章谈的是养老的问题,这一次谈的是育儿的问题,我想要说的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一系列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过去的时代不是不存在,但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

在《孙立平:生命周期紊乱: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一文中,我曾问道:我们现在活得好不好?答案是:不好。而活得不好的突出表现就是生命周期的紊乱,即人生的哪个阶段都不像哪个阶段。

在前面那篇文章中,我曾经说过:我们往往是,在几乎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做了许多不应当或不适合在这个阶段上做的事情。结果不但影响了许多应当在这个阶段上做好的事情,而且把自己弄得其累无比。我们这个社会应当有一种观念,更应当有一种机制,使社会成员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清晰起来,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样子,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幸福,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精彩。

而生命周期紊乱最突出的两个环节就是一老一小这两头。由于这两头的紊乱,青年、中年两个阶段也被弄得一团乱。你可以想想,现在中国人有多少或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多长时间被这两件事情所困扰。能够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对于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多么重要。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对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社会阶段做出过下面的判断:以房子为中心的时代即将结束,很可能就是今后这两三年的事情;紧接着这个时代的,我称之为后置业时代;后置业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人们想活得好一点,想提高点生活品质。

什么叫活得好一点?几千块钱的衣服?几万块钱的LV包?最新款的手机?这些与生活质量生活品质当然都有关系,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上面所说的人们生活中最棘手的这些问题。

今天这个题目,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标题党的味道。但真的不是,之所以用了这样一个题目,是为了强调这里要谈论的问题的重要性,绝不能把这些问题看作是生活细微末节的小事,绝不能看作是不上台面的微观问题。

这些事情牵涉到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说发展是富国强兵,当然没问题。说发展是为了增强百姓福祉,当然更对。但问题是,这之间的关系怎么摆?特别是两者并不完全一致的时候,各自的位置怎么放?

说到这,我不禁想起前几天看到的的一篇文章《国外究竟好在哪儿?为何日益强大的中国依旧拦不住国人移民的心?》。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从上面这张示意图可以看出,教育质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社会福利、医疗水平占据了前五位。也就是说,在生活的意义上,人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事项的状况如何,甚至决定了人们对居住地的选择。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吗?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人们对社会价值和目标的认同与向心力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不错,在我们社会中有许多令人振奋的宏伟目标,但这些目标往往是整体性的。这种整体性的目标,虽然能引起人们的自豪感,甚至能带来人们某种意义的欢呼,但并不一定能带来人们在现实生活层面上的认同,有时甚至会在有了一定财富的人们中间,引起隐隐约约的不安。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若干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中国应享用自己的巨大财富。中国目前巨额的盈余储蓄完全可以用来缓解国内的贫穷状况,改善社会保障、教育和环境等,而这都是中国国内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能提出并实现那些最切近人们生活的价值和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孙立平:真正的大国重器是小民琐事

这两篇,一篇说养老,一篇说育儿。在有些人看来,这都是些小民琐事。至少说,在当今的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中美贸易摩擦、朝鲜弃核、美伊关系、叙利亚冲突,似乎哪一件都比这些琐事重要。即使是与此无直接关系的看客,也觉得这些事情更吸引眼球。

但是,假如你就是一个想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在这世上过日子的小民呢?假如你现在正在为躺在医院病床的老人而奔波于家庭与医院之间,假如你为了照顾重病的老人而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单位领导请假的时候,你觉得哪个事情大呢?

假如你正在为没有老人给你带孩子请个外人又不放心,或是为上中小学的孩子择校问题而焦头烂额的时候,或是为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孩子接送的问题而发愁的时候,或是为每天辅导孩子的作业而心力交瘁的时候,你觉得哪个事情大呢?

我那两篇文章讨论的,就是这些看起来很琐碎,但在特定的情境中却会使当事人觉得奇大无比的事情。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无论是在具体的意义上,还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无论是在时间的意义上,还是在空间的意义上。

多少年前,我在为摄影家黑明的《新窑子纪事》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写道:

就在黑明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就在照片中那些主人默默从事着他们普通生活的时候,这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大的事情:香港回归、申办奥运、加入世贸谈判等。在这些大的事件中,活动的主角无疑是那些精英们。

而实实在在的事实是,在这些精英们从事那些活动的同时,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也在真实的生活着。不错,那些重大的事件影响着更多的人,但在那被影响的‌‌“更多的人‌‌”中的每一部分,他们的生活中都有着重要性与上述重大事件不相上下的小事情,比如,对于‌‌“新窑子‌‌”村的人来说,猪啃了地里的庄稼,就是比上述事件更为重要的事情。

多少年来,我们生活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但宏大的历史是抽象的,个体小民的生活是具体而实在的。除非在极为有限的特殊历史时期,小民琐事是我们考虑许多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这就涉及到我们发展的思路和目标。

不错,在我们社会中有许多令人振奋的宏伟目标,但这些目标往往是整体意义上的。这种整体性的目标,虽然能引起人们的自豪感,甚至能带来人们某种意义的欢呼,但并不一定能带来人们在现实生活层面上的认同,有时甚至会在有了一定财富的人们中间,引起隐隐约约的不安。这说明,我们应当将大国重器与小民琐事放到同样的地位来强调,甚至后者应当放到更首要的位置。

当然这都是一般的道理,这样的道理在什么时候说都行。但如果把这个话题放到当下具体的场景来说,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的一个判断是,未来的若干年有可能是中国经济很艰难的时刻。从外部环境上说,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市场基本处于饱和状态。中美贸易关系虽然由于最近一轮谈判避免了贸易战的发生,但在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也许会频繁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出口和外贸,不能给予过高的期望。

从国内来说,中国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对于这个转型升级,过去更多是从技术和产业的角度讲的,我觉得更要注意老百姓基本生活形态的变化和转型升级。这几年我一直在讲:以房子为中心的时代即将过去,很可能就是今后两三年的事情;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后置业时代;后置业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人们想活得好一点,提升点生活品质;在后置业时代,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钱花在房子上,而是用来提升生活品质,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大量新的需求被释放出来。

因此,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力,要更多建立在内需的基础上。前一段高层重提内需的问题,就是这个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在这个新的阶段上,老百姓新释放出来的需求会表现在哪里?

考虑这个问题的着眼点是:现在困扰老百姓生活最棘手的问题在哪里?影响老百姓生活品质提高的最主要因素在哪里?是几千块钱的高档服装?是几万块钱的包包?是最新款的手机?其实,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其中首先就是前面讲的养老育儿这些更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一个家庭在为这些事情焦头烂额,一个包包,一个手机算什么?而老百姓生活中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又何止这些?

因此,要在老百姓生活最基本的层面来考虑内需的问题,并创造条件使这个内需能真正释放出来。换言之,未来内需的基本内容,就在这些小民琐事之中。

第二,如何创造条件,使这方面的内需能够释放出来?

需求的释放,消费的实现,取决于人们的消费愿望和消费能力。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将社会资源更多用到改善民生上。大事重要,小事也重要。举国体制的特点是集中资源干大事。其优点是能在短时间内集中资源办成某些大事,但弊端是也可能在大事上过度集中资源,而造成对小事的忽略。特别是在外部环境出现某种程度紧张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更是现实。

其次,内需的关键是富民,尤其是不要与民争利。根据财政部的消息:今年第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3.6%。其中,工业增值税、商业增值税、改征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进口环节税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21.1%、22.9%、28%、14.4%。这是很值得深思的。无论其具体原因是什么,政府财政收入远高于经济增速的增长,都会导致对民间消费能力的抑制。

再次,同样重要的是对未来的预期。对未来的明确而稳定的预期,直接决定着老百姓的消费意愿。而预期问题的核心,是安全感,消除对未来的后顾之忧。这当中涉及很多因素,就不一一进行讨论了。

最后,再次引用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若干年前的一篇文章中的那段话:

中国应享用自己的巨大财富。中国目前巨额的盈余储蓄完全可以用来缓解国内的贫穷状况,改善社会保障、教育和环境等,而这都是中国国内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小民琐事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但一个国家最深厚的潜力,一个国家长远的实力,可能就是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民琐事才是真正的大国重器。

 

 

关键词: 
栏目: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