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通报，批评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违法乱纪，组织群众对已经畏罪自杀的党支部书记马××的尸体进行批斗，造成了极大的恐怖气氛，引起群众反感，影响到四清工作的进行。
当时我在青海省湟中县四清工作总团多吧分团政法组工作。一天，接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秘书答国栋的电话通知，说西北局政法组组长张之轩要到西宁来了解湟中县批斗尸体的事，要我迅速去调查，写一个详细的书面材料，火速送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接到指示，我不敢怠慢，骑着自行车来到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用三天两晚，将全部情况了解清楚。
新庄大队共有1900多人。大跃进期间，一些大小队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500多人，有6户人家死绝（5户地富，1户中农），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四清工作组进村前，民兵连长和一个生产队长自知问题严重，外逃，下落不明。
四清工作组共7人。组长仲××，是湟原县某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队员6人，其中3人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一位女生），都不是青海人。其他3位，一位是该公社的路姓秘书，一位是姓方的农林厅干部，一位是驻军部队的沈排长。
工作组进村后，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实际是空头支票，根本退赔不出来），唯有支部书记马××被批斗了十几次，始终不认罪。为了锻炼3个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仲组长下令，把马××交给他们，要他们想办法攻下这个顽固堡垒，并明确表示，不管使用什么手段，只要能使他低头认罪就行。“如果你们攻不下这个堡垒，就说明你们无能。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必要时可以动武。你们自己如果不愿意亲自下手，可以找民兵协助。”
可是这3个大学生怎么也下不了手，磨破嘴皮，马××就是不认罪。堡垒攻不破，大学生们束手无策。仲组长严厉批评他们思想右倾，他要亲自示范给他们看。马××被叫来。马辩解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里的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部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年我们大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伙。饿死人主要在那时。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发放救济粮，可是公社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说一定能搜到粮食。我们搜了十几家，一粒粮食也没搜到，然后就不搜了，公社书记还骂我无能，要打我的右倾。多吃多占我确实有，作为共产党员，是很不应该的，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现，可是不这么干，我家里人也要饿死。”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仲组长走上前去，斥责道：“你贪污盗窃还有理！”说着狠狠抽他两个耳光，踢了他一脚，将他踹倒在地。马××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仲组长又叫民兵把他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5小时后才让他回家。
3个大学生目睹了仲组长的厉害，可马××仍然没有认罪。仲组长想，看来要攻破这个堡垒，只能借助那些受到过他迫害的群众了。
1964年11月19日，工作组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忆苦思甜。社员自带小板凳坐着，地富反坏分子跪在一边，四不清干部站在另一边，工作组成员面对群众，围绕一张大桌子坐在长板凳上。这是仲组长设计的场面。
工作组事先确定了6个诉苦社员。已有3位社员诉说解放前受马步芳家族剥削、压迫的苦，但是台下社员反映平淡，没有共鸣。接着，一位叫韩有禄的社员上去诉苦，说1948 年他才15岁，被马步芳军队抓去当壮丁，他不愿意，被捆绑吊打，吃尽苦头。1949年春天在兰州和解放军打仗，腿上中了三颗子弹，被俘虏。是解放军治好了他的腿，还发了路费让他回家……
韩有禄还没有诉完，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员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打断他的话：“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马匪捆去当兵，差一点被解放军打死，那算什么苦？你下去，听我诉！”社员对前面几个人的诉苦不感兴趣，听李秀英这么一说，跟着起哄：“对，你下去，让李秀英诉苦，她家苦大仇深。”
李秀英不是工作组指定的诉苦人。出现这个场面，工作组员一时不知如何办，怕她诉错了苦。他们都看着仲组长，等他表态。仲组长也感到今天的诉苦会效果不理想，没有把群众情绪调动起来，于是挥挥手说：“好！李秀英，你诉吧。”
李秀英说：“1960年2月，我家5口人饿死3口，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饿死在水利工地，尸体也没见着。公公婆婆得浮肿病，卧床不起，不能下地劳动。马书记说不劳动就不给饭吃，结果3天就饿死了。我和女儿拖着浮肿的腿去拼命干活，一天才给二个糠馍，一碗像水一样的拌汤。记得是2月29日那天晚上，我实在是饿急了，想到大队食堂偷馍吃。走到食堂，隔着窗户看到马书记和几个干部正在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我闻到香味，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偷个馍回去让我女儿尝尝。她已经20岁了，一年多没有来月经，乳房干瘪，像个男娃。我死了不要紧，要让她活下去，不然将来谁给我们上坟？我看到炊事员离开伙房，去给大队干部上菜，就赶紧溜进去。我看见锅里有一个大馍，足有半斤重。我拿起来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刚走到门外，看见马书记出门解小便。我一慌，绊了一跤，跌倒在地。马书记问谁。我说是我，李秀英，迅速把烙馍揣进破棉袄里。马书记走到我跟前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饿了，想讨点吃的。这时炊事员在伙房喊：谁把大馍偷去了？马书记问我，是你偷的吧？跟我来。我跟他走进炊事员的住房。马书记把门关上，对我说，大馍就在藏在你棉袄里，你把棉袄给我脱下来！我马上跪下，给他磕头求饶，对他说，马书记，放了我吧，我和女儿一年多没有吃过大馍。马书记说，要吃大馍可以，把你那尕丫头叫来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让她带一个更大的馍给你。我说我那尕丫头腿脚都浮肿，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你就饶了她吧。如果你不满意，我愿意陪你睡觉。马书记说，你把衣服脱下让我看看。我站起来，把大馍拿出来，解开破棉袄和里面破褂子纽扣，敞开胸膛让他看。马书记问，你的奶子呢？我说吃不饱饭，瘪啦！我尕丫头和我一样。马书记又叫我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我照办了。他上、下打量一会，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儿跟我差不多，放弃奸污我母女的企图，用穿着大头皮鞋的脚踢了我一下，骂道：滚！谁稀罕你的臭屄。我连滚带爬回到家。女儿见我那狼狈不堪的样子，说妈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听，没偷到东西，还挨了打。我摸摸胸口，那块烙馍没有带回来，放声大哭起来。这就是我的苦，我的恨。”
说到这，她走到马××跟前，指着他的鼻子问：“马书记，我没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饿得不象样子，那天晚上你能放过我吗？我们全大队多少女人被你搞过，你说说！”
李秀英边说边哭，全场不少社员跟着她哭。马××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她，身子在发抖。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站起来走到马××跟前，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拉到会场中心，罚他跪下，他不跪，就狠狠踢他，踢的很重，他“哎哟”一声，终于跪下了。仲组长站起来说，大家可以对他批斗，但是不要打人。
李秀英看见马××跪在她跟前，不打不骂也不踢，而是看着他。过了几分钟，她突然蹲下身，手伸进马××的腰间，双手使劲一拽，将他裤腰带拽断，右手伸进马××裤裆里，并大声骂道：“我要看看你的骚球咋就那么坏！”话音刚落，马××惨叫一声，歪倒在地。后来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发现，马××的睾丸碎了，无疑是李秀英在诉苦会上捏的。
这时仲组长命令工作队员将李秀英拉下去。参加会议的社员有人带头喊口号“打倒马××！”有人上来继续控诉马××，说他装蒜，命令他跪起来，不准躺在地上，并用脚踢他。仲组长终于意识到，如果不停止开会，马××有被当场打死的可能。于是他站起来说：“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天下午继续开。”又故意提告嗓门对马××说：“马××，你听着，回家后好好准备，明天彻底向贫下中农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只有把自己的罪行彻底向群众交代清楚了，求得群众谅解，才有出路。”
群众散了，工作组员走了，马××却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仲组长叫一位社员通知马的家人，将他搀回去。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员早起出去挑水，发现马××吊死在昨天开会会场旁边上的一棵榆树上。愤怒的群众并不因为马××自杀而善罢甘休，要求继续对他进行批斗。尤其是那些饿死人的家庭，批斗马的要求更强烈。他们找工作组说，如果不答应，以后就不参加任何会议。
仲组长召开工作组员开会，讨论如何办。3个大学生坚决反对斗尸体，军人和农林厅干部不表态，只有公社秘书赞成。仲组长说：“如果我们不答应群众的要求，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下一阶段对敌斗争就很难开展。再说，马××确实是混进党内的坏人，全大队饿死那么多人，他要负主要责任。他生活腐化堕落，乱搞女人。这样的人死了活该，不值得同情。我们要坚定地站在贫下中农一边，这可是阶级感情问题啊！”
但是尸体该如何批斗呢？仲组长说：“开会时我们工作组派两个人把尸体扶起来站着，让社员批斗。谁愿意扶尸体？”谁也不说话。仲组长说：“小沈、小路，你们两个人负责扶尸体。”仲组长知道那3个大学生是肯定不会干的，只好叫他们俩。
沈排长不愿意，但是他不直接说，而是找借口拒绝：“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要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报复我们。工作组只有我一个人有枪，我要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让我扶尸体不合适。”小路接着说：“要工作组的人扶尸体不太好。斗尸体是群众要求的，应当由他们选两个年轻人来干这件事。”3个大学生随声附和。仲组长改变主意，决定选两个苦大仇深的群众来干。
人选好了。仲组长找他们谈话，说明干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们，每人发1瓶白酒，开会前喝，以便壮胆。开会那天，会场戒备森严，派民兵把守，不准随意中途退场。尽管是群众要求批斗尸体的，但是真正开批斗大会时，许多人却找借口不来。工作组派人催了好几次，有些人仍然没有来，来的人也都尽量坐在后面。
随着仲组长“把死不改悔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马××拖出来批斗”一声令下，两个年轻社员从羊圈里把马××尸体拖了出来（马死后尸体一直放在大队羊圈里），花一分钟时间将尸体扶起站立。绝大多数社员不敢正面看，低着头，有的用眼睛扫视一下，马上离开。有的社员悄悄站起来，弓着腰，想溜走，被民兵挡回。两个喝过酒、脸色通红的扶尸体的人，一边一个站着，抓住马××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头扭向一边，不敢正面看马××的尊容。工作组唯一的女大学生，一直在看自己的手心，不敢看尸体。
尸体批斗会原计划开一个小时，4人发言，每人15分钟。可前面两个发言人，每人只用了5分钟，而且站得离尸体比较远，不敢看尸体，而是对着群众讲话。第三个人上去批判时，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人都摔倒了，尸体还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一声惨叫“救命啊”，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整个会场立即像炸了锅一样，社员群众都惊叫着奋不顾身逃离会场。有几个民兵试图阻拦，被推倒在地。仲组长站起来大声喊道：“大家不要走，肃静！”可是谁也不听他的，只几分钟，会场上只剩下跪着的四类分子和站在一边的四不清干部。批斗会在混乱中收场。
两个扶尸体的社员由于惊吓，当晚发烧，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治疗。回家后精神恍惚，半个月后才恢复正常。我在调查时曾单独问他们为什么愿意扶尸体，为什么倒了，为什么害怕。他俩说：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干这件事，家里人更不同意他们干，可是群众选他们，仲组长找他们谈话，不干不行，不干就是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没办法，是硬着头皮干这件事。由于多年没有白酒供应，事前每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头重脚轻，站立不稳，加上害怕，手脚抖擞，所以就倒下了。听老人说，人死了不安静就会诈尸，所以倒下后，害怕极了，赶快逃跑。回家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然后受凉发烧。
从当天夜晚起，再没有人敢从批斗尸体的场地经过。晚上社员家早早关门闭户，工作组通知开会也不去。四清工作陷入停顿状态。李秀英害怕，回娘家去了，笔者调查时，没有见到她。
马××死时43岁，祖辈都是雇农出身。他从15岁开始就给化隆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当沙娃（淘金沙的工人）、当长工。1948年被马步芳部队抓去当兵，忍受不了军官打骂，两个月不到就逃到果洛一个佛教寺庙打杂。青海解放后，马回到家乡，积极参加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1952年入党（新庄大队最早发展的三个党员之一），先后担任过互助组长，初级农业社副社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副大队长。他没有历史问题，是当时共产党农村工作的依靠对象。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大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过去几年噩梦一样的日子是怎么发生的？由于长期推行左倾路线，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农村逐步形成了一股新的恶势力。许多基层干部逐渐蜕变为农村新的恶霸，在上级政权和政法部门的支持下，多吃多占，为非作歹，欺压百姓，逼死人命，有的甚至比旧社会的地主、恶霸还要坏。这帮人是中共农村工作的积极分子，没有他们，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是搞不起来的。现在出了这么大乱子，死了这么多人，群众非常愤恨，以至于在四清运动中老百姓斗这些农村干部就像土改时斗地主一样。
为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当时工作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在开展这项活动中，几乎每一个工作组都遇到同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受到的种种苦难。为了做好准备，有时工作队员事先要教社员如何忆苦思甜。可是他们一走上前台，说着说着就联系到大跃进，干部是如何打他们的，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许多干部恐慌绝望，只好自杀。湟中县公安局事后统计，该县在四清运动中有349名干部自杀，包括16名脱产干部。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13个县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有1700多名干部自杀，其中县、社干部45人。
笔者参加了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从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运动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销四清工作团结束。笔者看到，当时青海省农村的实际状况是：虽然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得到遏制，但是农民人均口粮只有200斤（原粮），普遍吃不饱饭，穿不上衣，牧民吃不上肉，喝不上奶，吃不到酥油糌耙。家家户户一贫如洗，不少人家墙倒屋塌，难避风雨，连铁锅和切菜刀都没有，只能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十几岁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没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门。
四清工作队员没有下乡之前，不知道农村实际状况，下去后才知道农民实在太穷了，农村生活实在太苦了。工作队要求每个队员必须执行八条纪律，比如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违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同住、同劳动问题不大，同吃就意味着挨饿和得浮肿病。在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省委书记、省长王昭以身作则，住在一户叫刘维金的贫苦农民家里。两间破屋不能遮风雨，还是工作队出钱维修了一下，勉强住进。王昭早晨吃的是土豆、白开水，中午吃的是发了霉的青稞面馍（缺燃料，蒸一次馍吃十天半月），晚上是干菜泡后用水煮，然后撒一些杂面，成了杂面糊，调料是干辣子面。王昭有糖尿病，警卫人员怕他吃不消，想单独给他弄点吃的，他坚决拒绝，结果一个月不到，得了浮肿病，糖尿病也加重了，不得不到医院治疗。这一期四清运动中，先后有几十名队员得了浮肿病。有的队员实在饿极了，偷着吃饼干，怕被人发现，夜里藏在被窝里吃，有的队员偷着到平安镇下馆子。可是再保密也有疏漏，被发现就倒霉了。在300多名工作队员中，有7个人因违反纪律被双开，还有一位因经常挨饿，一次吃土豆吃得太多，导致胃扩张，又未得及时治疗，被撑死。
补白：1969年冬和平公社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彭学良发表演说：“我们不但要抓面上的阶级敌人，还要清查暗藏的阶级敌人。我们县就藏有国民党的特务。昨晚我在收音机里听到台湾播出的消息，我们奉节两派武斗的事台湾就一清二楚。这足以说明我们这里有国民党特务在给他们提供情报……”
彭学良的演说还没发表完，下面就响起了呼喊声：“彭学良偷听敌台，是现行反革命，罪大恶极！”动员会立即变成了斗争会。
文革初，奉节有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喊的口号是“保卫革委会”，因而叫“保派”。另一派喊的口号是“砸烂伪革委”，称“砸派”。两派势不两立。彭学良系砸派头目，被整下台的保派当然不甘心。这次抓到了彭学良的尾巴，自然不会松手，对其狠批狠斗，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区公安特派员原属保派，听到报告后说，彭学良不仅偷听敌台，更严重的是当众扩散敌人宣传内容，实属现行反革命罪犯，主张扭送县司法机关，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但彭学良得到县里掌权的砸派朋友保护，只给以撤职交群众批斗了事。但他那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直戴到文革结束。陈宗培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二期，2010-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