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大名叫吕吉，从小没念过一天书，属于彻头彻尾的文盲。按他自己的说法，出生在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九〇〇年。祖父从小体格健壮，很有蛮力，又不怕吃苦，七八岁就成了家里的得力帮手。放牛、拉动轱辘、打坷垃、割草，甚至锄地，凡是孩子们能干的活，样样能行，比一般人家的孩子出色得多。十岁以后，祖父便开始参加大田里的锄地和收割等劳作。我家祖上属于世代农耕人家，从没有出过读书人。祖父的十几个同辈兄弟，个个都是文盲。他的同胞哥哥虽然识几个字，也仅仅是会写自己的名字或简单地记些账目。
十五岁时，爷爷已经长得成年人那么高，粗胳膊壮腿的，成为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二十一岁那年，和奶奶结了婚，次年生下我的父亲。随后兄弟俩分家，他分得一头牛和三十多亩地。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这是世世代代小农的梦想。可是爷爷并不满足于此，他雄心勃勃要发家。
他的发家本领主要就是吃苦耐劳。自我记事起，爷爷从来没有午休过，吃饭很少坐着，总是站在炕沿，匆匆把饭扒拉完就走。锄谷子，在当地，连锄带间苗，通常每人一天能锄一亩多一点，爷爷却要锄到二亩半。这个效率靠什么？靠早出晚归！每年早早锄完自己地里的庄稼，就出去揽工，给别人家锄，挣几个现钱，然后攒起来。到了冬天，大多数人呆在家里不出门，他却天天一早起来，挎着箩筐，提着粪叉，急匆匆走在乡间的土路上，忙着拾粪。
节俭是爷爷发家的另一个主要手段。爷爷节俭到了守财奴的地步。小时候，每逢奶奶和我讲起爷爷的事，总是把他称为抠心鬼。他很少穿过象样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如果奶奶主动给他做了一件新衣服，他会大发脾气，久久不穿。家里吃的也大多是粗粮，常年不见腥荤。种的香瓜、西瓜之类，从来不让孩子们随便到地里去摘。他给家里拿回多少吃多少，大多数拉到城里去卖，然后把卖掉的钱交给奶奶积攒起来，到一定数目，再买几亩地。
就这样，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到我出生时，他拥有的土地居然已过百亩。农忙时，开始雇短工。土地改革的前一年，甚至雇了一名长工，常住我家，和爷爷、父亲一起干活。
土改时，上级给我们村下达了八个地主富农指标，爷爷荣幸地跨入前八强，被划成富农。不久又将他关起来，要他交出积蓄的银元。他只交了一百多块。工作组不信，几次斗他。他怕被打死，瞅准一个下雨的夜晚，偷偷逃走，躲在城里的一位亲戚家中。不久被人发现，村里派民兵将他抓回。为防备再次逃跑，每晚将他仰面朝天绑在一张八仙桌上，继续向他索要银元。后来他竟又一次逃走。
有人说他力气大，自己挣脱了，也有人怀疑是看守私自把他放了，因为这人曾多次给他打过短工，关系甚好。再次逃跑后，爷爷一直躲在阳方口一带，曾在一个刮大风的夜晚，秘密潜回家中，巧妙避开看守人员，刨走一小罐银元作为盘缠。那时，他根本不打算远走，仍然幻想着有一天，风头过去，靠手头这点积蓄，再重振家业。他离不开土地啊！由于他的逃跑，工作组甚为震怒，将成分再次提升一级。于是，尔后我的履历表中，家庭出身那一栏，便永远被定格在“地主”上。
土改后，爷爷失去了房屋、土地、粮食，成了一无所有的流浪汉，被迫无奈地奔向口外，重新谋生。但唯一没有失去的，是他辛辛苦苦进入我村前八强，给全家带来的那个恶魔般的称号——地主。从此以后，这地主二字，像鬼魂一般死死地缠住他的儿子和孙子们，并且越缠越紧。
祖母出生在一九〇三年，比爷爷小三岁。嫁给爷爷的时候，身体甚为虚弱，经常生病。但生活的重担落在肩上，只有带病劳作，照料孩子，碾米磨面。秋收时节，丈夫在地里忙着，场面上的活儿大都落在她身上。我们家乡，家家户户以谷子和高粱为主。拉回场面上的庄稼，都是一捆一捆连秸杆带穗子的。她凭着一把短镰刀，要把所有穗子削下来，然后和丈夫一起用连枷打下颗粒。未打净的，她要放簸箕里揉下来。带土的，她要用簸箕把土簸出。天天满身尘灰，腰酸腿疼更是家常便饭。为了这个家，作为一个女人，她付出的甚至比丈夫还多。
我的曾祖父原本不是这个村里的人，弟兄四人在他们的父亲带领下，于清朝后半期迁到这个村子。他们搬来的时候，当时全村不足四百口人，却拥有五千多亩土地，离村较远的地方还有不少未开垦的荒地。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父子几个终于人人修起一座院子。曾祖父去世时，曾对两个儿子说：“我给你们打好了根基，以后的日子就靠你们了。千万不要抽洋烟，不要赌博，要正正经经过日子”。
爷爷秉承了曾祖父的勤劳遗风，夫妻俩同心协力做起了发财致富的美梦。做官为宦的，发财致富往往数年，甚至数月。中国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辛勤的汗水浇灌自己美好的日子，却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不懈努力。据说，奶奶的娘家正是看上了爷爷是个正儿八经的受苦人，才把女儿许配给他。奶奶对爷爷基本是满意的，曾多次对我说起，认为爷爷是个好人，未沾染过任何恶习，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只是那节俭到吝啬程度的行为，常常令奶奶不满。奶奶天生好心眼，乐善好施，恰好弥补了丈夫的不足。爷爷固然把钱看得很重，但其诚信度极高，从未拖欠过雇工的工钱，因此村上的人都乐于和他打交道。
光景就这样一年好似一年过着。奶奶进入中年以后，因为有我母亲分担了大量家务，不再像以前那样辛苦操劳了，身体竟逐渐健康起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订婚还未出嫁的女儿（我的姑姑）突然因病夭亡。奶奶被击倒，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有一段时间，奶奶精神错乱，整天说胡话。母亲曾对我讲过，姑姑死去的那两年，奶奶时常一个人坐到村边哭泣。每逢有一股旋风刮过，她便对着喊叫姑姑的名字，声音凄惨。常常母亲费尽周折，多方劝说，几番拉拽，才能把她弄回家里。回到家，还是不停地叫着姑姑的名字，饭菜不思。到土改时，奶奶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
奶奶和爷爷不一样，她对钱财看得很轻，土改被关初期便交代了所有积蓄。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天工作组派人来找我母亲，说是我奶奶交代的，在什么地方埋着银元。母亲按人家说的地点挖出两小罐银元，工作组随即拿走了。工作组总认为我家还埋着银元，奶奶因此被捆绑吊打过。有一次还烧红了烙铁，动员群众去烙，然而却始终无人下手，只好作罢。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好人缘。据村里老人们讲，那些年谁家有困难，向她借钱借粮，从未碰过钉子。
我有一位本家伯父，叫吕成功，曾在村里当过闾长。任职期间，一个姓白的人因偷盗被抓，被送进城里看守所。此人本来有病，不久死在看守所。从此，死者的弟弟白汉成，便把所有仇恨都归结在吕成功名下。土改时，白汉成成了积极分子，坚决要求把吕成功处决，并准备将其十六岁的儿子同时置于死地，以便斩草除根。有人将消息透露给吕成功的儿子，这个少年在夜深人静后越狱逃走。处决吕成功那天，奶奶和本村一个名叫白宽的年轻人被一起押出，戴着高帽子，走在人群里。前面几个年轻后生早用绳子将吕成功的双脚牢牢拴住，仰面朝天拖着绕村转了一圈。起初吕成功还不断发出呻吟，拉出村外时，声音越来越微弱。等到达二里外的沟边，大家停了下来，将吕脚上的绳子解开，随即把奶奶和白宽推到跟前。奶奶坐在地上，简直吓傻了，吕成功的衣服早已成了碎条，背上、臀部和后脑勺全都是血，只留有微弱的气息。工作组的人厉声喝令奶奶和白宽将吕成功推下沟去。一个女人家多咱见过这样的场面！奶奶双手颤抖着，一点也不听使唤，浑身没有一丝力气。工作组的人再次催促：“快推，要不先把你们推下！”幸亏有那姓白的年轻人，奶奶帮着总算把那血肉模糊的躯体推了下去。随即，民兵们搬起预先准备好的两车石头，纷纷向下砸去……
当天夜里，奶奶发起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第二天，工作组通知母亲去领人，母亲央求隔壁两位大伯将奶奶抬了回来。几十年后奶奶对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还不住地发抖，说在尔后的几年里，她时常做噩梦，梦见当时的情景，梦醒后浑身发冷，害怕得再也睡不着。
父亲只活了四十岁，死在饥寒交迫的一九六二年。父亲的死，对奶奶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她痛不欲生，卧病在床将近两年。她把父亲的死一股脑儿地怪在爷爷身上。原来，父亲在十三岁那年便承担起爷爷交给他的重任。耕地、播种、赶车、送粪、拉炭、应差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过早地落在他幼小的肩上，以至于青少年时便累下毛病。微驼的背，瘦小，黑干，从体质上看，明显属于缺乏力气的角色。父亲小时候上了三年私塾，认得一些字。本想继续念下去，怎奈那时爷爷正做着发家致富的美梦，强行让他辍学，跟着大人干农活。
爷爷年轻时属于有蛮力的人，庄稼地里的粗活、累活统统归他干，却不善犁、耧、耙、耱等与牲畜协同完成的技术性工作。于是，他决心把我父亲培养成一个庄稼地里的好把式。因此，一年到头，每天收工回来，父亲还得铡草，半夜起来给牛添夜草，小小的年纪蛮辛苦的。为此，奶奶常常抱怨爷爷，而爷爷从不理会。他年轻时就是这么辛苦，有啥大惊小怪的？人累了，睡一夜不就好了吗？再说，人来到世上就是要受罪，不受罪哪有饭吃！爷爷按照自己的逻辑，严格训练着他的儿子。到十五岁那年，父亲便真的成为庄稼地里的一个全面手。
那时，爷爷养着两头牛一辆车。这车和牛给父亲带来了没完没了的应差。那时城里住着日伪军，西山上又有游击队，我们村正位于县城和山脉的中间地带。两面都来要粮，都有差事要派。老百姓逆来顺受，哪家也得罪不起，谁派来的差事敢不办？在这种情形下，父亲便常常赶着车，任由别人指挥着到处奔波。有一次被日伪军征去，一个多月没有消息，奶奶吓得整日茶饭不进。日本投降后，又开始抓兵，父亲只好躲到几十里外的亲戚家。为此，爷爷还被民兵痛打一顿。二叔新婚不久，被抓去顶替。那时二叔年仅十五岁。后来从军营逃回，我父亲便带着他一起跑到大同，在孤山一个工地上给人家背石头。在那里，只给吃饭，不给工钱，还不时被斥骂。终于无法忍受，弟兄二人再向北逃到集宁。
哥儿俩在集宁先是做工，后来父亲托一位老乡，把二叔送到军营给伙房拉大风箱，他自己则找了个卖苦力的地方糊口。一年后，父亲回老家接母亲和我，被民兵扣留，不得离家。母亲种的几亩地维持不了三口人的生活，父亲就挑起担子做货郎，每天挑着百十斤重的担子，早出晚归，只吃两顿饭。劳累和饮食不均匀，父亲患上胃疼病。公私合营后，经商被取缔，再回村里当社员时，父亲已经是满身疾病，一脸皱纹，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由于不断看病吃药，到三年灾荒前夕，所有积蓄花光，家里已是一贫如洗。一九六二年冬天，父亲便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爷爷、奶奶和父亲三人，土改时年龄都超过十八周岁，同属于地主分子。我们一家三个地主分子。一方面，我所受的教育是，地主是那么可恶，那么没人性，虐待、打骂、放高利贷残酷剥削穷人，把许多善良的人逼上绝路。可是另一方面，从小耳闻目睹的是，他们是那么勤劳，那么节俭，又那么乐善好施。在农村管制那些年，接触到我爷爷的同龄人，也接触到父亲的同龄人，我有时故意把话题引向爷爷、奶奶和父亲的为人。大家一致公认，爷爷是村里最辛苦、最勤恳的人，在劳动方面没有人能比得过他。奶奶和父亲的口碑更好，谁不说他们是顶好的人！我的年轻时代便是在这样的矛盾心情中走过来的。
待我成年后，也就是在沈阳读书的那些年，曾经力图和他们划清界线，按照当时的要求，努力读一些马列的书和毛泽东著作，学习雷锋，使自己紧跟时代。然而，当我一想到年老的爷爷和多病的奶奶，一想到刚刚去世的父亲，总是很心酸，对他们怎么也恨不起来。他们的一生，辛勤劳作，只想把日子过好，该交公粮的时候并不比别人少交，该纳税的时候按规定付钱，他们是安分守己的公民啊！他们并没有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和反对现行政府的勾当。有一次我问爷爷：“土改时，没收你的土地房屋，你恨吗？”老人很平静地说：“那是政策，又不是光没收咱一家。”同样，公私合营后，父亲被取缔了小商贩，回村种地时也显得若无其事，说：“人家城里的买卖人都公私合营了，又不是光不让咱干！”他们只知道，公家允许干啥就干啥，不允许干的事就算了，再想其他办法。他们苦苦挣扎着，要活下去，要养活自己和孩子们。他们从来胆小怕事，尤其怕官、怕政府，甚至怕村干部。像这样的顺民，怎么能说他们是阶级敌人呢？
在农村被管制的那几年，我也接触过村里其他的四类分子。被批斗的那一阵，我甚至还接触过其他村里的四类分子。我敢说，这些人都是属于逆来顺受的角色。后来，我被人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也正儿八经地成了“阶级敌人”，并且被称为是他们忠实的孝子贤孙。至此我才明白所谓“阶级敌人”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二期，2010-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