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活着是一件极其奢侈极其不易的事，一个人从小就会经历地沟油、假奶粉、假疫苗，各种假与全方位的问题，让中国人不间断地应对正常人类史上不曾经历的日常灾难，而最新的是“上学难”。
9月，原本是中国学生开学的季节，但对于很多地区的家长来说，这是很头疼的事情。以最近备受社会关注的湖南省耒阳市为例，因为孩子读书难等问题，当地家长与政府爆发了群体性事件。
从中国社交平台流传的视频中看，当地政府对家长们就孩子读书难的处理，依然延续了传统的严格管控模式，以抓人、打人式维稳姿态，让这座小县城瞬间聚焦起民愤民怨。
据了解，此次耒阳群体事件源于当地家长不满当地政府为取消大班级，突然提出“分流”方案，要求城区所有公立学校5、6年级学生共9000多人，转到城郊私立学校。示威者指该校收费贵、口碑差，兼且校园充斥有害甲醛气味。
家长们在公开信中表示：将城区五、六年级的孩子整体转到师大附中就读，如果寄宿的话，势必给各位家长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中国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力。现在要求孩子们寄宿，等于变相增加家长们的经济负担，我们不能接受。
只会用维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现在耒阳城区大部分家长们的主要开销都是在供养孩子读书，如果再要寄宿，每个家长的都要增加负担，势必会导致部分孩子不能享受正常的义务教育，这和当前的国策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为了照顾孩子的就学，许多家长都是放弃工作陪同孩子的。如果强行寄宿，势必造成孩子们成为事实上的留守儿童，而不能长期陪伴父母身边。因此造成孩子的心理阴影，试问领导们自己也有儿有女的，又是于心何忍？
当正常的诉求无法得到回应时，数百上千人纷纷聚集在耒阳市街头，对官方而言，用维稳的办法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不是解决问题何以成为问题本身，历来都是最常见的作法，因为问题的始作俑者，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政府本身。
耒阳群体事件发生后，更高级别的湖南省委省政府以及教育部先后发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9月6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最近湖南耒阳学生“分流”引发的情况，教育部高度重视，要求当地教育部门配合当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解决问题。续梅称，减少、化解大班额的任务是刚性的，方式方法上是因地制宜、积极稳妥的，希望当地高度重视，在确保学生利益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工作。
很显然，不管从教育部，还是当地政府表态来看，就耒阳家长们提出对大班额的质疑，对政策的理解是有误不全面的，即，政府所做的这些事情从全国大方向上宏观层面是正确的，然后才是具体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问题，态度问题，是否考虑积极稳妥。
教育部发言人还强调，大班额在对学生身心健康、教育教学品质、安全隐患方面的危害有目共睹，消除大班额工作要综合施策，一方面要通过新建改扩建学校，整合资源，增加学位，缓解学位紧张；另一方面要加强招生管理，均衡配置教育资源特别是教师资源，把乡镇学校、薄弱学校办好，防止学生集中在个别热点学校。
应该说，耒阳事件是近些年中国读书难、读书贵的最明显写照，而所有的难点都是由上层政策产生的。在中国全国范围内，近些年干最多的是：铲除农村教育，合并中小学校，明令禁止民办学校发展，这三件运动搞得如火如荼。
作用只在让领导看起来舒服
一个最直接的感受是，这些政策设计的初衷，从来都不是为孩子考虑，从来都不是站在家长与现实角度出发，也从来都不是从更好的服务更人性化的教育考虑，而教育部的一句“减少、化解大班额的任务是刚性的”就能简化了涉及到的所有人的现实，这样的野蛮行为，难怪在全国引发一片骂声。
正常来说，教育资源应该如何分配？教育资源应该怎样结合当地实际？教育体制改革应该如何让大多数人支持信服？这些最本质最关键的问题，教育部似乎从来不去思考，僵化畸形的体制机制早就让教育部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因而，政策的关键不是让孩子与家长满意，而是让领导看起来舒服。
用野蛮、粗鲁与独断来解决大班额问题，只是中国教育弊端的一个环节，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户籍制度让绝大多数人无法在城市里读书，刻意把教育分成不同档次，以至于绝大多数外来务工子女，只能寄人篱下，无法享受到城市教育资源。
多年以来，中国教育体制显而易见的问题，从来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些眼见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是想不到办法吗？根本不是，而是这个教育体制早就沦为官僚思维，一切的改与不改，首先要考虑的是对控制权的掌握，而不是亿万民众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