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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75)

1945年3月18日

显然,中共同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联盟没有实现。白宫正式宣布,提供给中央政府军队的武器,指定只能用于抗日。美国不允许把这批武器用于解决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

延安顿时改变了态度。同观察组的关系人为地紧张起来了。

不过,毛泽东并不排除出现使白宫对特区改变态度的情况。他心里希望华盛顿还会正确地评价与延安建立友好关系的好处。谢伟思的访问表明,在美国人中间有“头脑清醒”的人,也许在最高当局也有这样的人。

因此,观察组还照样驻在延安,不过,他们只限于作礼节上的交往而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了。

可是,显然毛泽东害怕这种不确定的局面拖得太久。他怕同蒋介石面对面打交道,因为蒋介石有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撑腰。因此,与此同时,要改变政策,转到亲近莫斯科的方向来,这已经看得很明显了。

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周恩来命令培养俄语的口译和笔译的部门调整学生人数。迅速招收了新生,现在学生的人数又增加了五十名。

延安对重庆采取了一定的行动,暗示要同苏联团结一致。特区的报刊开始用公开敌对的语气来评论蒋介石的统治了。对于要同国民党签订的协定草案的各项条款,原来是作为要求提出来的,现在几乎像是发出最后通牒。决不让步!这也是广播的主题。

在延安的美国人发慌了,他们在此除了搞谍报工作之外,还要遏制毛泽东,不让他主动采取行动。他们进行鼓励、劝说、暗示,实际是要阻止延安在军事和政治的许多方面采取有力行动。可是,现在毛不肯听从摆布了!报刊的语调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留情了。

美国人立即觉察到了中共领导的政治路线的这种改变。在重庆,中共代表和美军司令部之间发生了摩擦,虽然还不是真正的摩擦。毛泽东不是一直都表现得很愿意取得谅解的吗!美国人断然决定对他施加压力。

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毛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主见。榨不出“油水”的盟国,他是不需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并不总是选中他们所“特别喜欢”的盟友的。毛正是这么行事的。

中共中央主席发出命令,改变同观察组的关系。虽然谈判的大门要保持敞开,但必须使大家明白,特区并非是孤立的,他们得好好考虑。苏联是特区的盟友。

毛认为内蒙和满洲的形势是大有希望的。将来,它们都会落到中共手里,华北的地盘也同样是牢固的。

1945年3月19日

毛泽东向来是不下小赌注的。延安当局对观察组的态度,随着他的意旨而急剧改变。观察组的代理组长,陆军少校雷·克罗姆利,立即向重庆报告了一切情况。

重庆的气氛更紧张了。

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在设法使国共双方和解(他们仍然希望拟订出一个能为双方接受的协定草案)。

蒋介石力图保住他对全国的统治。共产党代表所提出的要求,正好就是打击这种统治的基础的。美国人试图说服蒋作出让步。他尽管不愿意,倒还真同意了。但是,中共的代表偏偏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美国继续对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施加压力,但这立即使在延安的观察组自食其果。

在重庆发生了一场大争吵。赫尔利显然已陷于绝境。

克罗姆利少校会见了叶剑英,并以适当的形势表示了抗议。但叶剑英在这一点上早已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克罗姆利少校,国共关系的恶化完全是美国人的过错。形势日趋紧张。康生显然处于孤立。

延安的阴谋使我对政治产生厌恶。但政治是现实。生活在政治之外是空想。严酷的政治现实,比起任何的空想都要好些。

延安的气氛沉重而紧张。

代表大会的命运将由中共的一切扩大的中央全会来决定。全会将“润色”大会的报告,并挑选出几个要出台的重要人物。

1945年3月20日

美国人正在努力用非常独特的方式来控制矛盾重重的局势:在延安不断举行宴会。他们不只是想恢复良好的关系,而且由于他们看出了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情绪,想再次把毛泽东“拴住”。

他们以前就是这么干的用希望“能以某种方式解决武器供应问题”之类的话来把他拴住。事情的发展也许同当初主张向延安派出观察组的人的意愿大相径庭,但这个组肯定束缚了中共中央主席的手脚。他等待着,盼望着。时间过去了,但他为之而担风险的事业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依然没有取得进展。虽然有时毛泽东的确不怎么听话,但他还是耐心地忍受着这种束缚。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因此给在延安的美国班子起了个浑名,叫“等着瞧的使团”。

但是,形势变了,美国人现在看清楚了。毛已表明他的政策的倾向。同美国人进行的赌博,看来是快要结束了。

1945年3月22日

宴会一个接着一个。多么混杂的人群啊!有美国职业情报官员,当地政府和党的工作人员,康生和李克农的人,有时还有来采访的记者。观察组无限制地供应美酒,使他们保持着既定的节奏。

美国搞情报的小伙子们都是好样儿的。除了一两个人外,观察组可以有把握地组成一个相当不错的足球队。都是精选出来的小伙子,身材魁梧,有自信心。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这儿很大方。在宴会上,威士忌、啤酒、巧克力、面包、罐头食品、黄油,应有尽有!对当地政府要员来说,这太诱人了。

现在,我在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家里,颇为经常地发现桌子上有黑白牌威士忌。甚至这威士忌商标上的两只小狗的剪影,都成了我熟悉的东西了。约翰尼·沃克牌的威士忌是这儿最常见的一种威士忌,装酒的瓶子是四边形,看起来像纪念柱一般。不过,老百姓是没有这种口福的。

陈毅是个贪吃的人。他对招待会有特殊的嗅觉。哪里有威士忌和茶点,你就能在哪里听到他的笑声。

一般来说,延安的高级官员不参加这种宴会。双方都只有大人物的喽啰们参加。他们喝啊,喝啊,既能贪杯解馋,又履行了公务,好使对方泄露消息。当特务真是一种有害健康的职业;肝硬化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共领导围绕着即将在党的七大上做的报告,展开了激烈斗争。

1945年3月23日

毛泽东在尽最大的努力。他的工作很忙,但是他的情绪低落倒不是因为忙。博古告诉我说,他惟恐有关“莫斯科派”的活动的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来。毛怕这事会影响苏联在解决远东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时采取的立场。

1945年3月24日

有一些中国同志也痛恨和美国人搞这些宴会。他们主要是沿海大城市来的人。他们人数很少,但有这种人。他们清楚地记得中国人受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欺侮,记得那污辱性的译名“黄皮肤”,仅供白人居住的住宅区,白人极为富裕的生活,以及那些海外来的“客人”不断对中国人的侮辱。

毛泽东向我详细谈了国共两党的谈判情况以及其它一些问题,想以此表明他对莫斯科并不保密。

中共中央不断地开会。他们正讨论代表大会的文件。全会的工作为一种保密的气氛笼罩着。他们真正谈论些什么,是严加保密的。到目前为止,他们倒还认为有必要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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