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12日
毛泽东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本身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中共中央主席说，去年，国民党军队大大超过八路军和新四军。
只有完全不负责任的人，才会在1943年7月发动反国民党运动，以及把八路军撤离前线，而使特区面临失败的危险！
这是一种特殊的不负责的做法！对毛说来，首先就是必须证明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正确的。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掀起反国民党歇斯底里的破坏抗日的作战活动（这种作法，正中侵略者的下怀）。
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可以追溯到将要签订西安协定的时候。其目的，是要破中共同共产国际的联系，然后逐渐地清除与共产国际有联系、并赞同其策略和服膺其威望的党员。这样，才进行了整风。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仅仅为了达到他的国内政策的目的，毫不迟疑地拿特区和共产党的命运去冒险。但是，冒这种风险是完全不顾后果的！中共中央主席相信苏联不会听任国民党去消灭中国共产党。可是，我看到了毛泽东在1943年7月危机时的恐慌情绪。毛一下子又踌躇起来了——假如苏联忙于反希特勒的斗争，不能对他进行援助，那可怎么办呢？！这使毛泽东犹豫了。以后，我听说毛得了俄国人挖苦地称之为“熊病”的慢性腹泻。
毛泽东明白，1943年对苏联意味着什么，那时，苏联面临严重的军事和经济困难，战争正处于转折点。我随时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但毛不顾这一事实，拼命想把苏联拖到远东冲突中来。
按照中共领导的意见，苏联现在应该参加对日战争，用它的军队和物资来解放一些土地，然后由中共来将其变成根据地。至于中共军队，大部份要保存起来，专门用于将来同蒋介石角逐，分裂国家。苏联或盟国军队在打垮日本人的未来战争中，应起主要作用，中共军队只应协助。这种机会切不可失，应善加利用这就是中共领导人所策划的计划的关键。
1945年2月13日
这些日子，延安正在用独特的方法解释整风的性质。中共历史上的这段时期，现在有它的理论了，它是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作出来的“无可争辩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曲解，用来实现毛泽东的目的，而不为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服务。无论过去和现在，这里都在说服人们，强迫人们相信，在党内使用暴力是必要的，是反对阶级敌人的整个斗争的组成部份。这是用来对国际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的精神和肉体进行摧残的一种掩盖。
整风已不太引人注目了。为了清除所有不符合中共中央主席的观点和不符合他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延安正在进行新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整风。一般说来，在这里批评是不允许的，简直是不可能的。谁都得“相信”，不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什么都是不正确的。这里的人谈论著列宁主义的工作方式，可是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方式。
党内民主在这里被解释为，所有的人都重复毛的讲话，在一切场合，引用它们，即使是很可笑的说法。重复毛的见解，引用毛的话。党员只有在命令和指示的范围内，才允许表现主动精神。
毛泽东的指导方针，由刘少奇精神地化为文章，用各种形式重复一个思想，说整风运动是历史的必然，它改造了受资产阶级伦理学和哲学影响的年轻的新党员。据说整风把这些小资产阶级份子改造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帮助他们“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据说整风揭露了机会主义者，他们在共产党领导机构中的代表，出来反对发展人民的斗争，反对建立新解放区，反对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扩大中国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据说，这些机会主义者反对从日本人手里收复本应由工农政权控制的中国的神圣领土。由于害怕日本，“一些党员的阶级觉悟降低了”，“他们开始在国民党面前放弃无产阶级立场”，并说什么这是加强抗日统一战线所必需的。
据说毛泽东纠正了这种偏差，挽救了党，明确地指出了一条走向胜利的道路。
这就用不着评论了。
首先，这样讲理论，其目的无非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哲学，适应于某人的利己主义。
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实际上就是诋毁马克思主义（例如把马克思主义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教条”）。
由刘少奇用毛泽东的思想写成的文章，是站不住脚的（尽管这些文章在这里是不容辩驳的！）。分发给所有党组织的这些文章实际上承认，作为党的希望的年轻新党员，大多数是非无产阶级份子。
蒋介石对他的老战友和高级官员说，他要遵照孙中山的遗嘱，和全党一起建立一个新中国。
“我只会把权力移交给人民。”蒋介石是这样说的，“但决不交给任何其他党派或个人。赫尔利是个笨蛋！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我们能消灭共产党。”
毛泽东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一份电报中，把蒋介石这些话引下来了。
几乎没有一天不跟康生碰头。看来他情绪低落，尽管他力图表现出一切都正常。刑官在为他的前途担心。我很清楚他对我的真实态度。他对毛同季米特洛夫的通信以及我与此事的关系，当然是了解内情的。莫斯科对刑官的行为的严厉谴责，使我永远成了他的死对头。
1945年2月18日
任弼时以说教的口吻对我说，“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撤除了领导中的左倾机会主义份子；自1935年1月以来，党由毛泽东同志领导，他懂得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运用于我国革命的实践。”
显然，对中共这段说远又不远的历史的一切谈话，都是与准备召开七大有关的。
共产党的领导在狂热地进行活动。他们对外国电台就反希特勒联盟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的克里米亚会议所作的报导，和苏联新闻处就此问题发表的公报，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预测。
毛泽东和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他最感兴趣的，是苏联是否会参与远东战争。我对报纸上公布的正式公报全文，作了详尽的叙述。
毛泽东来说，知道苏联的意图是极为重要的。他该同谁去结盟呢？屈从美国，接受蒋介石的计划，也许好一些？
简而言之，延安的外交处于十字路口。
毛泽东的所罗门式的决断就是等待等到四月中旬再说，在此之前，不作任何重要的政治决策，同时推迟党代会的召开。
既然美国人不想作出进一步的让步，那么，延安必须弄清苏联对将于4月13日满期的对日条约的态度，才能决定对策。
博古在会上说，克里米亚会议一定讨论了所有盟国对法西斯日本联合作战的事。博古确信，苏联政府首脑签署了一项决定苏联在远东参战的协定。
博古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把日本的侵略方针考虑在内了。日本多年来力图吞并苏联的一些地区，仅仅由于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才终于使它清醒过来。
博古的观点，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国际主义者的观点。他不由自主地就想到，苏联的参战将有利于被奴役的中国人民。他说出这些想法，期望我也有啥说啥。尽管我很尊敬他，我却无法告诉他确切的情况。
同样，我也不能满足洛甫的好奇心。他认为苏联不会对日作战。洛甫的立场还带着整风的思想感情的烙印。
中共中央主席就苏联军队参与远东战争一事，考虑得很多。毛泽东认为，苏联元气大伤，经济千疮百孔，人力已经枯竭。
刘少奇用全副精力来准备代表大会的材料。
周恩来若即若离地对我表示亲切。他的眼睛总是盯着中共中央主席，对于苏联是否可能参加对日战争，不发表任何明确的意见。
那个湖南人由于考虑到自己的声望，发表意见也很小心谨慎。他并不确切知道事态会发生什么变化，生怕把自己弄得很尴尬（他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作出错事来的嘛！）
中共中央主席把作出新的有很大影响的政治决定（首先是对国民党的关系），同苏日中立条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要么讹诈蒋介石，给他施加压力，为不久的将来打内战积聚力量；要么就达成协议，承认重庆当局正确，签订美国人所提议的协定草案。
这就是毛不同观察组断绝联系的原因，尽管他对它已积恨甚深。
朱德、叶剑英和其他军事领导人相信，苏联会宣布废除对日条约，参与对日作战。朱德认为，苏联不会宽恕日本法西斯在国内战争时期的干涉（组织和支持高尔察克运动、几个白卫军政府，以及谢苗诺夫运动），在哈桑湖地区的挑衅，哈勒欣河的血战，以及1941-1942年的进攻准备。中共军事领导人坚信苏联会参战的。
总之，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很分歧。
灵活而不大肆声张的苏联外交，把毛弄糊涂了。他不能不感到，莫斯科不愿让他们知道其重要决定，已有一段时候了。莫斯科的缄默使毛沮丧。他不会看不出这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