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合作的自由主义精英 正面临挑战和革命
发明光纤的科学家高锟，在9月23日于香港沙田逝世。在光纤出现之前，大家也是可以上网，只是速度慢、成本高。光纤出现之后，讯息吞吐量爆炸性增长，使各种科技产品和网络应用，成为可能。例如网络硬盘（碟）、云端技术，如果没有光纤，而是用电话线模拟讯号，这些技术都不可能出现。简单而言，将人类历史缩小为一本100页甚至50页的小书，很多“名人”都会省略消失，而高锟的名字却会留下。
然而，即使这个科学家改变了一个星球的讯息交换方式，他的死讯在香港却没有占据主要版面。前段时间，占据香港主流传媒版面的消息，是港深广高铁香港段通车。关于高铁有多好的消息，在亲中主流传媒的覆盖下，铺天盖地，而高锟的消息则被缩小为一般的名人逝世格子，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香港的传统传媒大约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共产党的喉舌，虽然没有销量，但代表中国官方立场，以《文汇报》和《大公报》等等为代表，这几天不断歌颂高铁，彷佛高铁通车、普天同庆，是香港头等大事。
第二种，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商业报章，他们要面向市场，在一般人之间有影响力。中国入主香港之后，很多传媒老板或有意北进入幕，或顾着自己在中国的其他生意，或兼之有之，旗下的报章也跟着“从了”。这类主流传媒对高铁的重视，也不言而喻，只是可能夹杂高铁通车的混乱、市民的抱怨，或者中国乘客一落车就吐痰之类的花边新闻。但无论正与反，他们都engage了这个议题，同样是铺天盖地。
第三种也是主流和传统传媒，但会在言论上支持友好的反对派，即是传统的泛民主派。这里也有各种人脉和政治势力的影响。但高铁议程，在特区政府率令的大合唱之下，已经成为新闻热话。一为点击率，二为交功课，即使是从负面角度去讲，亦无阻高铁在最近成为香港几乎唯一的新闻议题。
香港高铁只是象征政治效忠
问题是，新闻议题不一定反映社会和真实，尤其是受到外部势力高度操弄的地方。事实上是，高铁根本无关痛痒。从经济层面来说，坐高铁去中国要花的时间，竟然比既有直通车系统还多；高铁的预期载客量，也不断下降，现在大家都预期，高铁将来要蚀钱亏本，然后政府高官就说，高铁并不是用钱来衡量。
然而在八年前，中国和特区政府说要建高铁的时候，就是一堆“高铁会大大促进香港经济”、“不建高铁香港就会边缘化”的弥天大谎。事实上香港人的经济和生活，并没有因为高铁而大为改变，甚至连小小波澜都不会有，但主流传媒就将之煮得沸沸扬扬，好像那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
打开电视机，打开手机，打开报纸，全部都是高铁。而真正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应该占据版面之时，后者就在无形之中让了路。
高铁事实上与经济和民生无关，甚至只会有害，它彻头彻尾只是一个政治工程，一种“中国税”。当年的利诱，都是谎言，实际上是香港用了超贵价钱，被迫输送公帑给中国公司。中国向“一带一路”输出政治影响力之前，早就向香港下了手，做了试点。对于高铁的重视，不过是趋炎附势；因为连行政长官也说，因为每次去中国述职或公干的行程都很紧凑，所以暂时不会考虑坐高铁。可见高铁根本是象征政治效忠，而与一般人无关。
每一个对高铁大唱赞歌的社会贤达，不会有多少人从此下定决心，放弃既有出行方式，而转投高铁怀抱。高铁或飞机，不过是工具，人才是目的。但在香港，代表政治忠诚的高铁才是目的，人民反而被鼓励去削足就履去“配合”高铁。
不管是八年前关于是否要准许工程的冲突，乃至今日的拥铁主旋律。整个社会，彷佛都在落力歌颂一个虚空的东西，非常病态和变态。即使他们怎样说经济、说工程、说时间、说行程，彷佛那是很实际的东西，但说到底，高铁并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是唯政治论的产物。
彷佛中国势力就代表印钞机
香港人讲钱讲实际，十分知名，但高铁很明显不会帮到香港经济，反而会成为财政黑洞，如果实是求是，利益至上，根本不会答应。当日的答应，还有今日已经米已成炊的赞歌，都只是唯政治论，而不顾香港经济和利益。
极少数的人为了政治表忠，而浪费了属于全香港人的宝贵公帑。台湾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朝野，大多数时候都不是面向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一些虚无飘渺的政治想法，例如两岸一家亲、彷佛中国势力就代表印钞机之类。
然而真实的中国，也是要吃饭、要开销的国家机器，他们向外“投资”，当然不会是因为佛心来着。有钱的，像香港，就用各项基建之名剥削库房；没钱的，就借一个他们不可能还的钱，然后迫他们抵押港口、天然资源之类，令这些国家沦为中国的势力范围。他们今日怎样剥削香港，将来也会怎样剥削世界。
中国在全世界的传媒机构都有人，他们散播“中国代表进步，代表经济机遇”的意识形态，已经起码有二十年，着道的人是很多的，台湾人之前就因为迷信中国进步、台湾落后，而葬送了在日本风灾并无过失的外交官。
每次关于“我国经济”不好的讨论，为什么一定指向了中国，好像“给中国来管”，经济就会好？中国国内的经济也在下滑，一般人也要“消费降级”，她也自顾不暇，国外的人又凭什么认为恭迎了中国、与她关系好，就可以帮到本国的经济问题？
从最底层的网络水军，到政治党派和人物，或暗示或明示靠拢渺茫和充满变数的中国，可以解决国内问题，都是中国舆论工程的一部份。攻心高于攻城，一般人以为解放军没有跨过国界，就不是战争状态。我们有这种意识，也是政治洗脑的结果。
主体意识和国防，也包括言论和意识形态阵地，共产政权对此从来很擅长，“自由世界”却有其短板。近二十年，“亲中”与“全球化”是纠结在一起的，使得亲中的人也可以无视其专制和阴暗面，安心置身于“一同令世界进步”的美丽图画之中。
与西方精英自己的堕落脱不了关系
在欧美，苏联瓦解之后，自由主义就开始自我崩解，左翼自由派压倒经典的西方文明拥护派，无尽的自我鞭鞑和讲究主观个体的身份政治，在知识社群中成为显学；台湾则是解严以后，社会急速自由化和左倾，而吊诡地同样面临欧美式的主体瓦解，今日台湾不少人对主权大政治兴趣缺乏，却热衷身份政治，是非常欧美风情的社会问题。
“进步派”、“自由主义”在这个结构下，成为“反言若正”的名词。“进步派”或倒向貌似是欧美帝国主义受害者的中俄等国，或以“世界主义”事瓦解原生群族，促进其向全球化体系靠拢，自由派精英与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的中国合作，是近世的大讽刺，也是其衰落和革命继起的原因。全球范围的本土主义，是对这种普世乱象的反动。
最近，老牌杂志《经济学人》主张要“改造自由主义”（renewing liberalism）。她庆祝创刊175周年，抚今追昔，回顾创办人James Wilson当初搞杂志、开言路，是为了反对当时地主阶层向农民征收重税。他的主张是自由贸易、自由市场、限制政府，正是经典的自由主义。但杂志似乎表示，曾经创造辉煌的主张，今日已经变异成另一个既得利益者，变成了人民的压迫者。
这个利益集团有华尔街、有中国、学术机构、传媒、各种跨国势力，他们以“世界主义”、“全球化”、“进步主义”的话术，包装奴役、专制和一个更广泛的利益集团，将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民拖入黑暗。而各国的民主制度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其对一国人民的问责性（accountability），自然是不断降低，因为真正的掌权者在幕后，是那班每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精英。
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而世界经济论坛近年的宠儿，是中国的习近平。可见自由贸易、全球化、自由主义，已经通通受到（中国的）歪曲和恶意利用，彼此已经成为同谋。为什么民主在退潮、西方在衰落，这与西方的精英自己的堕落脱不了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川普为首的这类经典美国本位守旧派。这批“守旧者”，却在今日催生了破坏性创造，带来停滞中的进步。而固有的精英阶层，经常以“民粹”一词来回应批评。他们正正忘了，当年“民粹”一词是保皇派用来污蔑中产和下层平民。显然，进步派徒子徒孙在今日已经与贵族无异，他们正用一样的手段和用词去阻塞变革，维持自己垄断的社经地位。
《经济学人》这样鞭鞑今日的自由派：
在过去几十年里，自由派太过安逸于权力，结果失去了改革动力。执政的自由派精英自以为掌管着健康的贤能体制，并且获得了特权。
还耸动而准确地下了断语：
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接管了自由主义。
该刊为“自由主义”开出一系列药方，表示“自由主义的思想架构和理念正面临改革和重生的转捩点”，至少他们知道，现在的“王道”已经出了问题，必须改变。以往信仰“王道”的人，不知道自己出了问题，不知道自己已经由进步者，变成阻碍世界拨乱反正的既得利益者。
在自由主义续存的命题之中，有西方、有中国、有全球化、有主权问题，这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也许会是21世纪的总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