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1882年写的话剧《人民公敌》，讲一个小镇有一个具医疗价值的温泉浴场，引来许多游客。医生斯多克芒发现市内的制革厂污染了温泉水源，引致浸浴者患上严重疾病，他觉得这件事应公之于众，并立即着手解决。但他的市长哥哥认为事件会破坏小镇经济，报馆编辑、屋主联合会主席、其他市民各有自己打算，斯多克芒被市民奚落和指责，成为了人民公敌。
德国柏林邵宾纳剧院（Berliner Schaubühne）演绎这个百年前的剧作，9月6、7、8三天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按计划，9月13、14日还会在南京江苏大剧院演两场。在北京演出第一场的最后段，是台上台下与观众互动，想不到观众纷纷向台上演员高喊：“我们希望有言论自由”、“中国的媒体也不讲真话”、“我们政府一样不负责任”，甚至有观众说“这里也有人被消灭”，劲爆场面持续15分钟。第一场后，国家大剧院即要求剧团修改剧本，取消这个互动环节，并停止了公开售票。第二场的观众大多是经筛选的“特购”票。但即使这样，在演出最后段，还是有观众高喊“为自由而斗争！”并获全场观众鼓掌。于是，南京的演出被取消了，理由是“舞台技术原因”。尽管剧团方面表示愿意在缺乏舞台技术支援的情况下演出，剧院方仍称做不到，说这是官方给出的说法。
136年前到现在，世界变得大不一样了，西方社会的文明进步非百多年前可比，但话剧有关谎言、隐瞒真相、腐败、一个被毒化的社会，有关一个正直的人与压制力量抗争的故事，却让现在仍然置身于毒化社会的观众激动，他们对号入座地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现实，并在剧场大声喊出自己对现实的沮丧。而中国当局的反应，也等于对号入座地自认这个政权就是“人民公敌”。
《南德意志报》记者叙述了事件始末后，认为演出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北京的审查官员应该是低估了这个戏蕴含的爆炸力。邵宾纳剧院总监费特说：“如果他们事先看了我们的演出，就根本不会请我们去中国”。记者还调侃说，如果剧团回到柏林上演，会是怎样的情景？“或许会感到有些沮丧，因为这里的观众只会作出不痛不痒的反应。”
在自由已经成为呼吸空气一样的地方，对呼喊自由、反对压制这类剧情的反应自然“不痛不痒”。但文明尽管在世界许多地方不断进步，在有些地方则是倒退。中共建政前的知名报人储安平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这话不幸言中，1957年他被指为大右派，在黑不见天的日子里度过悲惨一生。
在北京，能购票入场的都是中产阶层，“特购”的观众更是经过当局的筛选，连这样观众都有这样激动的反应，说中国已经民怨沸腾恐怕并不过份。
策划电影《英雄》《活着》《千里走单骑》的编剧王斌在他的微博说，此剧演出太棒了，无法形容的好。演到最后，是对我们“到底选择独立、自由、个性表达，还是利益”提出的大哉问。
在香港，现在是从自由是空气，向自由被指“踩红线”的倒退。我们也都面对这样的大哉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