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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危机几时杀到?

近期阿根廷披索和土耳其里拉连环出事,令金融市场产生颇大震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明于《纽约时报》撰文警告,土耳其里拉大跌反映新兴经济体危机已现,他并指出现时新兴市场的情况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货币危机相似。由于亚洲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令企业负债急增,拖累经济环境显著恶化,最终引爆传染性极高的货币危机。

究竟新兴市场出事会否出现火烧连环船的情况?笔者的分析并不如克鲁明的悲观,因为现时出事的新兴经济体并不是经济大国,即使出事也不会为环球经济带来如亚洲货币危机和金融海啸的杀伤力。此外,新兴经济体经过亚洲货币危机后已在金融制度和银行监管作出重大改革,所以其抗灾能力已大幅增强。以土耳其为例,在亚洲货币危机爆发前,其外汇储备只有250亿美元,较今年5月的1,335亿美元低得多。至于亚洲国家包括泰国和印尼,也放弃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汇率,转而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表示这两个新兴市场选择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将会以货币汇价来吸收部份冲击力,其目的是防止当国家决定放弃非浮动汇率制度时,汇价出现闪跌。

无可否认,现时环球经济状况却较年初时差得多,因为美国联储局的加息步伐明显转快,驱使美元汇价升值。假若美元不断走强,新兴市场肯定会出现较大的持续走资潮,对其经济将带来颇大的调整压力。至于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贸易战,其主要的负面影响不是在贸易方面,而是在国与国的贸易争拗可以带来地缘政治风险,这才是危机之所在。

贸易战和加息成隐忧

根据三位美国经济学者Scott Baker、Nicholas Bloom和Steven Davis制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环球面对不确定性的风险已升至颇高的水平,现时是低于2017年1月特朗普入主白宫时的历史纪录,但却略高于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时的水平,显示市场对贸易战和联储局倾向加快加息步伐变得颇担忧。

香港是一个极度开放型经济,一旦外围出事,本地经济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尤其是爆发货币或金融危机,香港是难以独善其身。从过去两三季港股和港汇的疲弱表现来看,香港的实体经济已有放缓走势,例如,香港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已放缓至3.5%,较第一季的4.6%低了1.1个百分点。另外,近几周恒指持续下挫和资金又开始流出港元,反映投资信心已转弱,加上在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下,香港的出口表现将面对颇大的压力。犹幸,本地楼市暂时未见显著调整,而今年6月访港内地旅客人次也有可观的升幅,笔者相信新兴市场和内地经济放缓仍未能对香港经济产生太大的冲击。

整体而言,外围出现的新兴经济体货币急挫并不会对香港产生太大的杀伤力,然而,中美货币战和联储局的加息取态对未来几季香港经济有颇大的影响,不过,香港作为一个外放型经济体是颇被动的,即使外围发生经济危机,香港市民也只能够硬食,根本难以全身而退,这亦可以说是香港选择作为外放型经济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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