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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高材生殷畅宙

他是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54 级学生,1937 年生,划成右派刚好二十年岁,正是所谓风华正茂的黄金岁月。不过他没有伟人的幸运,既未有“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豪情,也未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傲气,仅想学成后当一名新中国的机械工程师,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制造出新型的汽车、飞机,所以学习成绩十分优秀。但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容忍他,认为他不爱党和毛主席,走“白专道路”。为此一夜之间他和清华大学571 名品学兼优的同学被打入另册。冰刀霜剑,雨暴风骤,斗的斗批的批,关的关杀的杀,能幸存活到今天的已不多了。他是不幸中之大幸,因为当了二十多年“修补地球”的“农民”,才从死人堆里走出来。

其实,他是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不多言不多语,“整风鸣放”连屁也没有放一个,可到了“反右派斗争”,学校党委天天组织学生学习,各级领导不厌其烦地动员大家发言,仍面面相觑发不起来。一天读报,讨论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的发言,班领导叫他带个头,说什么呢?他想了想说了几句不巴题的话:“人家的发言,管他有道理没道理,研究研究一下嘛!”就这样成了极右,大会批小会斗,他不服,据理力争,大家说不过,最后干脆剥夺了他的发言权。最奇怪是他的同班好友郝蕴仓,一个只知学习读书的人,就因为是他的好友也打成了右派。他说,北大是反右重灾区,其实清华也是重灾区。北大是文科,笔杆子多;清华是工科,写文章人少。所以现在国内外写北大右派的书多,写清华右派的书极少,几乎看不到。我们动力机械系我能说出名字的就有十一个右派,说不出的更多。全校近万名师生员工,至少有八百多个右派,较有名的是袁永熙、阮铭,以及毕业于清华的朱镕基等等。1958 年3 月5 日那一天,就集中处理了103 个老右。这些人现在死的死,残的残,今天幸存下来的人已不多了,活着的也成了化石。

我认识他很偶然,半月前我去上海旅游,无意中认识了他,谈及往事竟成挚友。“右派”封号成了当今我们一代人交往“通行证”,管你认识不认识,只要一提到这两个字,立马比亲兄弟还亲。想不到一千二百余年前诗人白居易的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竟有如此巨大效应!这得“感谢”毛泽东的“恩赐”,若无此“伟大运动”,何能将我们命运连在一起。那天,他来旅店看望我,两手自然紧握,热情万分:“嗨呀,难友!难友!”

他身高有1 点8 米,瘦瘦地像根电杆,鼻梁上架着副深度眼镜,斯斯文文,说话细声细语,一句是一句,嗨,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右派?我们见面第一句话是:“终于活出来了,活出来了,真不容易呀!”

待坐定后,他呷口茶,开始慢慢说开来:“清华右派和北大右派一样都整得很惨,特别是送劳改的右派大部份都整死了。”他屈着指头,念出一个一个熟悉的名字,“仅我们动力机械系就有三十多人送了进去,先在北京汽车制造厂监督劳动,画图纸查资料,日子还勉强能过,到了1960 年突然升级。升级的原因很简单,不是我们有了什么新的反党言行,是他们搞‘大跃进’搞砸了,做贼心虚,怕我们说什么。6 月16 日那天,厂里突然召开大会,大会场挂着一幅大标语:坚决和抗拒改造的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就这样,我们几十人不明不白地戴上手铐抓到公安局,尔后送到北苑化工厂劳教,再后转到清河农场。你知道不,清河农场原先是日本人监狱,专关政治犯;日本人走后是国民党监狱,也是关政治犯;国民党撵跑后又变成共产党监狱,便专关我们右派了。这个监狱大得很,听说关了几万人……”

“你们吃得饱吗?”我在四川很多监狱关过,从省到市到县,无论是看守所还是劳动队,二十三年最刻骨铭心的是饥饿。我想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共产党中央的眼皮下,对犯人一定讲人道,不会打、不会骂、更不会捆,一定无饥饿负重之苦。他笑了,一笑脸上全是又深又陷的皱折,像块千百年的老树疙瘩。他说:“老兄,共产党的天下,哪有吃得饱的监狱,穿得暖的劳改队?我们每月定量26 斤,可农场又规定六斤菜顶一斤粮,实际吃得到嘴里的不足15 斤粮食。15 斤粮食怎么活?饿得走路打飘飘,浑身浮肿,两眼昏花,我这么大个子,还不到八十斤。那时我什么都吃,管它生和熟,只要进口能装满肚子,生蚱猛、生蝎子、活蛤蟆,……”我吓得叫了起来:“这能吃吗?”

我也是饿得来头昏眼花的人,也吃过生包谷、生麦子、生肉、生鸡,却没有生吃过这些东西,不知是饿得没有他们那么厉害还是缺乏胆量。他极其平静地补充一句:“我还吃过生蛇哩!”

“生蛇怎么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文弱的书生,在饥饿面前比我还勇敢!“吃起来有点像奶油的味道。”他慢条细语道:“我眼睛不好,一天在地里劳动,一条大花蛇窜过来,我举起镰刀将它砍死,去头去皮去内脏,然后放到嘴里一口一口吃下去……”

我听得出神,想到那吃生蛇的景况,满嘴是血,一口鲜红,能通过喉管顺利地吞下去进入肠胃吗?他似乎发现我有点不相信,立即找出个更恐怖的证据说:“还有个叫鞠壁光的难友比我厉害,他抓着活蛇就吃,不去头皮,不去内脏,捉住就往嘴里放,嘴对嘴那么一口咬下脑袋,那蛇痛得扬起尾巴,啪啪啪地打他两个脸蛋……”

人,二十世纪的文明文人,回到了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时代,是野兽还是动物?罪孽啊罪孽!

当我心境还未平静,他又讲出一个更揪心摧肝的故事:“清河农场到底饿死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队上干部发现你要死了,就送到场部卫生死亡队去排队等候,我也被送去了。一天,有个难友要死了,却老是咽不下这口气,望着枕头边的空碗出神。恰好这时一个干部打从旁边经过,他吃力地坐起来鼓足勇气哀求:‘报告干部,我要死了,死前想吃碗热汤面,政府能不能宽大宽大?’这个干部还算有点人性,动了恻隐之心,特批伙房给他煮碗热汤面。他端着热汤面,唏里虎噜一口就吞了下去。大概饿久了肠子太细,噌一声,肠子断了,热汤面哇哇哇地吐一地。面吐完,人也就死了。这时,睡在他旁边一个等死的难友,猛地跳下床,爬在地上把他吐出的面,一根一根拣来吃了……”

我听得几乎要呕吐,说不出是难过还是同情,竟然怔住了。人,万物之灵的人,有人格有尊严的人难道如此下作吗?是谁彻底毁了他们,使他们变成狗,变成猪,没有丁点人的尊严!他见我听得专注,接着又讲了几个小故事。学工的人都很细心,近似作家观察生活的细腻,不然机械何以能达到极高的精密度。他说:“清华老同学马丁和我铺挨铺,早饿成皮包骨头的人,一走路就喘,有时只能抱着腿一步一步往前移。一天收工回队,掉在后面好远好远,管教干部骂他耍死狗。他不申辩,回到工棚连打饭都没有力气,只好托人帮打,打回饭来他已经咽气了。那阵农场每天都要死不少人,埋人组埋不过来,得排次序,我陪着死了的他睡了三天三夜,也怪,一点也不怕。人到这份上了哪还有恐惧感,一天只想着吃,盼看吃,吃、吃。吃,成了生命中第一要素。可农场就不给我们吃饱,说艰苦才能改造好思想。”说到这里他停了会儿,竭力从记忆的库存中搜索出一大串死亡名单:“清华同学陆洁清也是饿死在农场的,时间是1969 年9 月16 日,我去清理遗物,箱中只有一顶皮帽子,是他读书时家里寄来的;还有王庭相饿得来一路走就扯路边草填肚子,后来也饿死在我身边;还有……”

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一桩桩酷烈的追寻,我实在写不下去,望着窗外仍阴沉沉的天,想着何时云开雾散,满地阳光?今日中国就是“满清”天下,中共不少当权者都是清华学子,不知是否知道你们学兄学长有如此惨痛的经历?在“反右斗争”五十年后的今天,出身清华,贵为中华人民共华国主席的胡锦涛先生,为什么竟不让人们去追思亲人,祭奠亡灵?拒绝回忆,拒绝悼念,就是拒绝忏悔,拒绝反思,难道让历史悲剧再重演?今天的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现实是明天的历史,不能遗忘啊!

他出身书香门第,江南水乡,自幼聪明过人,小学未毕业就进入初中,一路高分成绩入选清华,报国良愿竟成灾难!他此生到底错在哪里?我想去想来,可能出在他父亲取名上。他第一个读书名字叫殷畅宙,畅宙畅宙,中国人怎么能去畅游宇宙?这不太自由了吗!中国人,特别是五十年代的年轻人,只能做社会主义制度的“螺丝钉”,党的“驯服工具”。有鉴此于,“右派改正”后更名为殷惕生,就是要不忘记我们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个讲政治讲服从的国家,遍地是眼睛,到处是耳朵,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处处警惕地生活,不能想说什从就说什么,每说一句前至少要想三遍,决不能意气风发地再去“畅宙”了!所以几十年来他从未向人诉说过冤屈,更未对有过的不幸遭遇表示不满,总是认认真真教书,小心翼翼做人,说话细声细语,连咳嗽也不敢放开喉咙,好不容易熬到退修前的1999 年,才评上个高级中学教师职称。所幸一双儿女成材,女儿就读华东师大,是江苏全省的高考状元;儿子学软件,成绩斐然,而今均在美国工作。人才外流与父亲遭遇不无关系,他(她)们要想活得滋润,活得自由自在,不能再重蹈父辈复辙,要么做工具,要么做小鸟。啊!今日中共为了取信于民,虽然羞羞答答提出要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而却不去消除解决历史积怨,能和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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