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2月22日，是独裁者斯大林的生日。那天夜里，我从熟睡中醒来，看见屋里灯光明亮，还有人说着话。后来知道那是父亲被抓走了。为了向独裁者斯大林献礼，中共策划了这次全国统一的扫荡托派行动，五百余名托派分子（包括郑超麟先生）都在当夜被捕。
父亲被捕后，母亲一个人带着5个子女确实困难，便托人把曼琳、曼平带到上海，由大舅抚养，留下大姐曼妮、我、曼云留在重庆与母亲相依为命。没想到这一分别就是10多年。1966年5月底，曼平哥结束了从北大派往四川峨边的四清工作，回京前请假到重庆探亲，我们才见了离别后第一面。见曼琳则是1966年末大串连时，我去她就读的北京轻工学院找她，经相互自我介绍才相认。如果路上偶遇，我们这对一奶同胞只能是相见不相识。
父亲被捕后关押在松山劳改队（白公馆、渣滓洞一带）时，每隔一二周或一个月，母亲就会带着我和曼云乘车去探视父亲。那时母亲实在是太累了，每次坐车都会打盹。这是我记忆特深的情景。到了劳改队，母亲与工作人员交待之后，就站在露天里等着父亲出来。他们站在一处谈话，我和曼云则在离他们五六米的地方看或自己玩耍。每次母亲总要给父亲带一些香烟或食品。有几次父亲是穿着工装出来见我们的，头上戴着白色的如同当年日本鬼子戴的那种帽子。帽子后面拖一块大布，遮住整个肩膀。
不知从何年起，母亲就再不带我们去探视父亲了，后来得知父亲已转押到西昌。好像是在1959年，国家实行一次大赦，提前释放了很多罪犯。当时我们也特别期待父亲能获释，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消息，最后等来一纸通知，说父亲早在转押至西昌时就生病去世了。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不禁黯然泪下，我们心里也十分悲痛。母亲对父亲被捕前的政治活动浑然不知，只知道父亲经营印刷厂时常常印刷鲁迅的书籍及一些进步书刊。家里常有进步人士来往，陈望道等著名学者就来过我家。
父亲被捕，我们成了托派子女。读小学时，一次因调皮被叫到老师办公室，老师训我：“你是反革命子女，怎么不克制克制自己的行为！”这次训斥使我刻骨铭心，也改变了我的性格。自此我变得沉默寡言，谨小慎微，总怕自己的言行再召来同样的训斥。不过，“因祸得福”，我变得学习刻苦，任劳任怨，参加工作后经常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
我上的是私立幼儿园，小学读的私立达育小学（后改为公办中华路小学），小学毕业升不了公办中学，只能读民办初中和高中。1965年12月，重庆4所民办高中的高三生，大部分被南充炼油厂以半工半读的名义招去。1967年分配进该厂，我到了最差的工段，干了最差的工种。
大姐曼妮也是人生坎坷。高三就读于重庆市九中，是该校的高材生。高考后比她成绩差的同学都被各高校录取，她却榜上无名。好不容易分到重庆空压机厂（军工企业），没干多久，厂里下放人员，她首当其冲被下放，后来好不容易在和平路小学找了个代课老师的差事。我大姐夫也是空压机厂工人，因与托派子女恋爱、结婚，被调离该厂，到重庆东风机器厂工作。大姐后来以家属工身份也进了该厂。长年精神压抑，大姐失眠成疾，久治不愈，1979年服安眠药自杀。时年40岁，留下一双女儿。当时已退休的母亲在北京为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曼平哥带孙女张薇，得此噩耗，悲痛难抑，可也只能是眼泪往肚里流。
妹妹曼云1965初中毕业，成绩优异但升不了高中，被招去当临时工。因是托派子女，1968年被辞退，长期未分配工作，干了十几年临时工，直到母亲退休才顶替成为正式职工。因事事遭遇不公，积郁多年，母亲于1995年过世。曼云失去精神依托，于7月26日留下遗书，投嘉陵江自尽，时年47岁。妹夫符比奇千辛万苦，花几千元雇人打捞，7天后才在嘉陵江下游河流转弯处找到其遗体。此时是重庆最炎热的时候，遗体高度腐败，无法辨认。那时没有DNA鉴定技术，仅从足部一颗痣的位置确定了妹妹的身份。
我母亲的遭遇一言难尽。公私合营后没收了所有的资产，被划为资本家，以资方人员的身份进入国营文化用品公司工作。接受改造自不必说，文革中因是托派家属，常被揪斗、游街及下放劳动。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计时间、报酬。由于工作辛苦，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她的脸常常浮肿，也查不出什么病因。
母亲为人真诚。父亲被捕后，她一人经营印刷厂。当时厂里有一名职工，外号聋子（因耳聋得名），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当时称为痨病。这种病传染性极大，母亲却对聋子十分关心。那时我们住民生路76号（印刷厂对面）二楼，他住三楼。我家做了什么好吃的，母亲都让我和曼云给他送去一些。久而久之，引来风言风语，甚至传到我们小孩子耳朵里。但母亲全然不顾，始终如一地待他，直到他后来病重，吐血而亡。
民生路76号还有一段故事。我们住在这里的是一间不足10平方的危房，1970年被拆重建。当时我已离家在南充工作，大姐结婚住在厂里，母亲和妹妹曼云只得投亲靠友暂住。好不容易等到新房修好，不料地段户籍警竟以我们是托派家属为由，不准回迁，硬让我们搬到渝中区打铜街4号三楼一间用木板隔出的11.8平方的房子里，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据说赶走我们后，那位户籍警得到了本应属于我们的那一套回迁新房。
那个年代还有一件令我常感头痛的事：无论升学和工作，经常要填履历表，如何填写家庭出身一栏，常使我犯难。思考再三，要么填上小商、商人，要么填资本家，总之不愿填反革命、托派。但无论你怎样填，在档案里我们总是“托派子女”，是躲避不了的。
由于家庭遭遇，我非常害怕政治，不敢碰它。入党、入团的申请书是不敢写的，知道写了也白写。我搞不明白什么是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不同政见者就必然是敌人吗？难道政治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期盼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平等、自由、博爱的政治。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二期，2010-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