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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权被夺记

我1948年出生在洞庭湖滨,家庭成员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湖南大学毕业后从政,母亲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事业。我一岁多时,父亲出走台湾,母亲刘学熙和姨祖李祥琳(汉寿县资深老教师)抚养我在摸爬滚打中长大。1957年,母亲被打成右派,我也被株连,一次次被小学、中学拒之门外。

1959年7月,我初小毕业。参加了升高小考试之后,我便无故心生不祥的预感。张榜后,我在榜上果然找不到自己的名字,顿时头脑嗡嗡作响。我红着脸,逃也似地悄悄离开,欲哭无泪。当时我虽未满11岁,却少年老成,深深懂得家庭出身的利害关系。

起初我想,初小升高小这么低的门坎,学校该不会以家庭出身为栏杆将我拒之门外吧?可是落榜的现实(而且全班唯我一人榜上无名)不容我不相信。那时初小升高小,考试只是过场,基本上是全升。

自幼饱受惊吓的我,这时更觉得惧怕,不知自己家的问题究竟有多大。十岁的孩童几乎被这个社会公开宣布为敌人,我被自卑感和负罪感完全吞噬了。

从11岁到13岁半,我荒废了整整两年半时间。这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度日如年的两年半。失学后,我偶尔跟随姨祖住县直机关幼儿园。园长余某,极端仇视我这个右派的儿子。1960年春,她把11岁的我强拉去围堤湖和幼师们一起割草支农。汉寿围堤湖是血吸虫疫区。我感染了急性血吸虫病,高烧四十多度。在极度贫困中,母亲和姨祖设法筹钱为我治病(当时治疗血吸虫病不免费),住院一个多月,差点丢了性命。姨祖看我荒废学业,十分痛惜,又无可奈何。她要我习碑帖,练毛笔字,看书自学。

1962年元月,有一部分右派被摘帽,母亲也在其列。母亲命运的转机,也给我带来上高小的机会。我上的高小是本乡有名的邹家坪完小。班主任邹宪章老师很有才华,又诲人不倦。令我兴奋而又紧张害怕的小学升初中考试到了。1963年7月,升初中的考试在太子庙中心校举行。我夺得全县第一名。

然而汉寿县教育局最后却做出这样的结论:李荫国父亲是畏罪逃往台湾的反革命,母亲是刚刚摘帽的右派分子。虽过继给李家,李家也是县内头号资本家。家庭出身一片漆黑,因此成绩再好也不予录取!

全县第一名却不被录取。这是我第二次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

凉秋九月,眼看着许多同学带着新的希望和愉快的心情进入汉寿一中、二中,我却再度沦为无业游民,真是痛不欲生。我怀疑自己还有没有中国人的人籍。我对自己的前景彻底绝望了。可是这一次我却奇迹般地很快平静下来。我已经15岁,完全懂事了。当时干什么都有一道政审关卡。升学、参军、参加工作,都要查祖宗三代。我有“原罪”,命中注定我要沦为文盲或半文盲。我认命了。

怀着满腹心酸,我从母亲所在的村小回到姨祖身边。上街我总是走边上,速去速回,好像做了贼,生怕碰到熟人,看到同学就远远避开。姨祖鼓励我切莫悲观,要坚持自学,继续练毛笔字。她让我读《古文观止》,给我讲韩柳欧苏,讲《左传》、《国策》、《史记》、《汉书》里的故事。“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李陵答苏武书》中苍凉的描绘把我带到大漠草原,也正契合当时我的荒凉与无奈的心境。我的泪水往心里流淌!

姨祖觉得我困在家里看书写字也不是个办法,还是要想办法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1963年底,姨祖专程去长沙,找到汉寿籍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教师郑英铸(也因右派问题被困),请他帮我找个中学就读。郑先生是汉寿名士,1949年之前县孤儿院院长郑启涛之子,与姨祖和我父母交情甚厚。郑先生十分同情我的处境,遂找好友肖沛老师(汉寿人)相商。几经辗转,终于寻到一所愿收“梁山好汉”的民办中学。这所学校叫长沙清华民办中学,地址在小吴门下的清水塘,校长贺邦鸿。

别看这个中学招牌大得惊人,却是一所极为简陋,刚刚开办不久的学校。三个教室,两个年级。学生大多为进不了公办中学的出身不好的学生,还有一些是问题少年。湖南日报社等好几个单位的右派的子女就在我们班。老师的水平还不错,他们都没有公职,干一期算一期,是一些政治和社会失意者。

经过清华民办中学一个学期的努力,1964年暑假过后,我怀着新的希望插班到长沙读初中二年级。很快,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师生刮目相看。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12月,一封汉寿县教育局并加盖中共汉寿县委大印的公函追寄学校。该公函介绍了李荫国是何许人(家庭背景和汉寿县不予录取的事实),称该生不甘心现状,隐瞒家庭出身来长沙读书。按照党的政策,应辞退出校。请予配合。

据母亲回忆,当时株木山联校教师彭某曾几次找她打探我的校名和校址,联校骨干刘某为主谋,挑起事端,把我的“出逃读书”当做阶级敌人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妄图复辟变天的重大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汉寿当局高度重视,像追踪逃犯一样穷追不舍。

清华民办中学贺校长找到肖沛老师告知了真相。肖老师和郑先生安慰我:既然天不佑你,就顺其自然回家去吧!班主任王海泉老师找我谈话,深感惋惜,要我到五一路新华书店买一套由周朋寿主编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回去自学。我第三次失学了。这也是最后一次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

回到汉寿,我再也无心自学,再也不奢望读书考什么大学。我的学校生活就此结束,我的升学梦彻底破灭。算起来,我读初小四年、高小一年半、初中一期零三个月,共六年多。正当求学上进的花样年华,我却连续三次被学校坚拒于门外,这无异于将我母子一起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二期,201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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