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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帝”后反而风雨飘摇 中国又重复百年前历史

2018年3月11日,中国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今天下午以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修宪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从此习近平可以不受任期限制做到死为止,当时世人称之为“称帝”,可说是习近平表面上的权势达到顶峰之时,当时民运人士魏京生批评“称帝”只会加速中共灭亡,在习如日中天的时候,魏京生的评论听起来像是笑话。

才没过几个月,中国外面临美国贸易战强压,《厉害了,我的国》不得不全面下架,货币问题极其严重,限汇措施前所未有严格,表面规定限汇5万美元以内,实际上要领出2000块美元都很困难,中国内部问题丛生,过去吹嘘上天的P2P网贷泡沫崩溃,网贷受害人进京抗议,北京公安竟得在地铁站拦路检查民众手机;在贸易战威胁下面临股汇市双双需要护盘,老本公募养老金也填进去;各地粮食全面短收,因为大量资金囤积炒作粮食,而就在这个节骨眼,各地粮仓巧合的连续失火,中国网民称“精准失火”。

众多严峻情势,最大的象征,就是习近平本人在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六稳”,也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明眼人都知道,提出六稳,就表示现况是六大不稳,即“就业不稳、金融不稳、外贸不稳、外资不稳、投资不稳、预期不稳”。

称帝时光鲜亮丽,怎么才几个月就六大不稳?其实魏京生在批评时“泄露天机”,拿习近平与历史上的袁世凯相比较,百年前后,在某些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性,那就是试图集权到极致反而崩溃,这并非巧合,事实上,习近平之所以“称帝”,与袁世凯所以称帝,固然有个人野心的成分,但其中有部分关键原因,都是因为执政面临严重困难,所以直觉的认为需要更加中央集权来加强控制。

一般我们想象中央集权就是所有人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彻底贯彻,但人类并非机器人,永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加集权之后的结果,往往是反动力大增,就好比水库无法泄洪,压力持续累积,最后只会猛烈溃坝。

袁世凯的教训就在他眼前

比起习近平,袁世凯可说更该检讨,因为习近平的历史教训还在百年前,而袁世凯的教训就在他眼前,事实上,袁世凯就是因为满清犯下同样的错误才上台的。

满清自《辛丑合约》后面临巨额赔款的财政危机,想方设法要找钱出来,然而就像现在的中国,只要每当政府要从哪边动手脚,地方与民间一定借机蚁附炒作,一开始办彩券“善后筹款”,办到泛滥成灾,1910年连忙剎车全面喊停;清末刚好引进压铸铜圆的机台技术,各省狂铸铜圆来补贴财政,造成严重通货膨胀,结果也于1908年勒令限铸,即使如此也无法阻止通货膨胀造成炒作民生物资,尤其是粮食,引发各地闹漕、抢米运动的大骚乱。

屋漏偏逢连夜雨,1910年满清又面临橡皮金融风暴,以上海为中心炒作橡胶股票的泡沫崩溃,风暴蔓延导致全国钱庄体系连环大崩溃,就在同时,满清也正陷入铁路民营炒作乱象,铁路建设严重人谋不臧,有全面失败的危机,为了解决财政与铁路两大危机,第一官商盛宣怀想到了天纵英明的方案,那就是将铁路国有化以后,可作为新的抵押品向外国借贷,贷来的款项可用来作为货币重整的资金。

唯一的问题是,那民股股东怎么办呢?“保路运动”就此爆发,其中大多数地方退钱了事,但四川的川汉铁路有巨款在橡皮金融风暴中投资损失,满清政府不愿赔这笔钱,四川偏偏又采取强迫人人以税费入股的强迫中奖方式募集资金,于是四川“保路运动”也就有如P2P上访一样越演越烈,之后因为清廷下令镇压,引爆全川大暴动,满清因而调度武昌兵力,导致诱发武昌起义。

地方仕绅离心离德

武昌起义本身就是个意外的成功,即使成立临时的军政府之后,其军力规模,以满清的兵力,原本也可轻易镇压,却为何会落到满清垮台的下场?其关键,孙文曾证言“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那么各省响应又是怎么回事呢?综观各省宣布独立的过程,大多都是原本的立宪派仕绅在背后运筹帷幄,革命党或新军在多数省分只起了跑龙套的作用,极少数真正由革命党掌握的省份,如陕西省,则陷入义和团式的大动乱危机,自顾不暇,对满清的垮台影响有限。

这些仕绅为何在关键时刻一致选择背叛满清,原因正出于清廷的集权。清廷受到地方不断督促立宪、召开国会的压力,宣布提早立宪期程,将原本传统的军机处改制为设立西式内阁,本来这个政治改革深受各地仕绅的期待,不料满清皇族认为,国家问题重重,就是因为权力不够集中,于是在组建内阁的时候,把这当成集中皇权的机会。

名单公布后,内阁中有七人为皇族,竟占了一半,仕绅失望批评为“皇族内阁”,满清皇族自以为在政府体制上集中了权力,但地方仕绅却离心离德,随时准备推翻满清,武昌革命一起,各地不约而同宣布独立脱离,袁世凯配合在中央从中操弄,满清就此一命呜呼。

袁世凯靠着满清集权的反动取得权力,但是,袁世凯很快就犯下同样的错误,袁世凯执政也面临财政困难、各地形同独立无法管制,国家分崩离析的情况,在财政方面藉由向五国“善后大借款”解燃眉之急,在整合地方方面,在孙文发动二次革命的“帮助”下,战后重新恢复了控制力,但袁世凯仍然认为,国家的一切问题,需要集中的权力才能解决,忘记满清的前车之鉴。

各省北洋军阀也各怀鬼胎了

袁世凯的第一阶段集权方式,是硬生生解散由各地仕绅组成的国会,此举比“皇族内阁”更激怒地方仕绅,在北洋军事领袖们分占各地的情势下,仕绅们也还敢怒而不敢言,但当袁世凯追求更进一步的提升权力,也就是想要称帝时,问题就发生了,因为北洋军事领袖可以接受听袁世凯的号令,等袁世凯退休之后彼此争位子看谁接班,但袁世凯称帝后,要等他当到死不说,之后还要看袁世凯儿子的脸色,那谁受得了。

于是不只各省仕绅离心离德,各省北洋军事领袖也各怀鬼胎了,当仕绅与军事领袖结合在一起,袁世凯想提升权力的计划,就与先前的满清一样,反而造成权力崩溃,倒台的方式也很类似,蔡鄂的护国军,其兵力比起北洋势力少得可怜,根本不可能撼动袁世凯的江山,但是,冯国璋带头反对帝制,各地也暗中呼应,有如“各省响应”的翻版,袁世凯的大北洋不听使唤,“六军不发无奈何”,只得取消帝制,而再也无人能制住的各地军头,就开始了军阀化。

此后中国经过无数动荡,至今,却又宿命的重复历史,习近平一上台,面临中国经济不仅长期结构严重扭曲,还加上2008年为了缓和全球金融风暴冲击,估计约超发40%人民币,虽然一时稳住,此后许多问题都围绕着这个超发通货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上,同时又面临军事改革已刻不容缓,环境污染也已经到了人民无可忍受的地步,美国对中国的大包围态度则越来越明确,习近平面对内忧外患,直觉的想法就是必须提升中央集权,认为用更强的权威才能解决问题。

于是习近平甘冒大不韪,大费周章铲除政敌,藉由军事改革强化控制军权,最后达到废除任期制的目标,当时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但习近平却不知不觉重蹈了满清与袁世凯的覆辙。

过去任期制届满得下台,日后还要相见,总不能把事情做得太过火,习近平把这当成是权力无法遂行的障碍,所以清除了任期制,以为从此定于一尊,可进行绝对的改革,但是,绝对的权力不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却必然带来绝对的反弹:绝对的权力下人人自危,最起码的只求自保,在听命的范围内做越少事越好,多做多错,把一切事交给中央决定,光是如此就足以让中央失灵;进阶一点的,看见问题也装作不知,放任问题扩大;随时准备等到时机成熟,就如“各省响应”的仕绅,或是“六军不发”的北洋军阀,一同让权力倒台。

人终究不是神

一个人终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必须透过其他的人层层管理才能遂行统治的权力,对下属越是高压,下属越是要自保,就越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实际上人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绝对集权,习近平“称帝”时看似威风,却是重蹈历史覆辙种下祸因,才不过几个月,如今面对美国的贸易战无力因应、进退失据,国内各方面不断出现统治失能现象,以至于《厉害了,我的国》却变成最佳讽刺而不得不即刻下架,其实都只是“称帝”独揽大权后必然的结果。

因为问题丛生无法解决,想要加强中央集权,而适得其反,满清已经写下一次教训,袁世凯藉此上台,却忘记了自己上台的原因,立即重蹈覆辙,又再写下一次教训,有这两次教训在前,岂料,百年后,中国还在重复同样的历史教训,幸好,习近平的军事改革断开了军事力量与地方的连结,即使中国再怎么出乱子,不至于再度沦落军阀割据。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因为中央权力不稳影响人民对纸币信心,立即造成“京钞风潮”的挤兑风波,如今中国股汇债市在贸易战下已经风雨飘摇,若是习政权再有进一步控制力下降迹象,无人能预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不见得必定会有暴跌,因为中国可能冻结市场交易,无论如何,台湾对中国有大量曝险,该如何因应、减缓冲击,恐怕已是国安层级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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