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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北师大中文系整风反右运动

一、穆木天教授《我的呼吁》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刊发了我校国文系穆木天教授《我的呼吁》。这可真是“一石击破井中天”,不到三天的时间,整个校园里的大字报就贴得铺天盖地,紧紧追问何锡麟的绯闻(其中也有反对的),一时称为《何穆事件》。

所谓《何穆事件》,就是穆木天在《我的呼吁》中,揭露了何锡麟的绯闻事件。当时有两种说法。其中一是口头流传的,说是某研究生(或进修生)夫妇,在即将毕业前夕,欲谋求留在北师大工作(当教授)。能决定此事的只有党委一把手(即何锡麟)。于是女方便以自己年轻姿色,谋求于何,以至达到“献身”程度,女的男友因吃醋气极,便跳楼自杀(学生楼西楼三层)。其时西楼刚建完,回填尚未夯实,因而男方自杀未遂。

另一种说法就是穆木天《我的呼吁》揭发的,现摘抄如下:

“……我举出,某党员首长老婆孩子一大堆,还违法乱纪乱搞男女关系,我认为党委、行政不处理,这是宗派主义行为,可是,党员首长,把我的话完全给打回来了,他说那位党员已经处理过了。处理的内容就是自己作了检讨。并且本人(何)也不知道这女方是有爱人的。更不知道她的爱人为此而动刀自杀的事,这也不算宗派主义。”

另外,穆木天还有诗一首:

何大官人有一宗,拔刀弄斧护幽情,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红楼薄幸名。

二、“苦药社”的产生

自从穆木天《我的呼吁》问世,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以班级、以团小组、以宿舍、以同学友好、以个人等名义(如“夜行人”);命名“底层之声”(中文系甲班)、命名“苦药社”(中文系乙班)、命名“霹雳社”(教育系)等等,都应运而生。这些社团大都是一“轰”而起,是自发成立的,通过一个阶段的活动,有的发展壮大了,如“苦药社”、“底层之声”等,有的“一哄而散”,这是大多数。“苦药社”初期,也是由郑景星他们一个宿舍“轰”起来的,以后发展由小到大,而成为中型社团。开始郑景星请我给写个刊头,我用隶书很形象地写了“苦药”二字,取“良药苦口而利于病”之义。受到欢迎以后,每期都由我题写刊头,我也就成“苦药社”的一员了。郑景星原为大伙服务收集稿件;又自愿跑腿去学校总务处,要笔要墨要大白纸等,就成了总编了。冯三浩会写毛笔字,又善于编排整理稿件,就成了编辑了。为了吸引人,他还为大字报起了个《新今古奇观》的名字。他用文言写了个序言,又用章回体,一事一文,短小精悍,编写成类似小品文,以吸引观众。全校同学都拥挤争看,并曾引起中文系一级教授钟敬文先生的赞誉,说:“中文系真有人才!”这时“苦药社”还缺少一个上下沟通、内外联系的人,正好卫之祥长于此项,便自愿担当社长,于是这时的“苦药社”便成为学生中“有组织”“有领导”也有影响的大社团了。

大约在五月末下午的学习日,我们乙班由班、团联合开了一个关于我校肃反问题座谈会(有人又叫“诉苦会”),还请来学校团委周之良书记参加了。主要内容为一九五五年夏,在肃反运动中我无端被苦斗了一个多月(还有另一位同学,因家庭出身不好,好发表政治性议论,也被批斗了)。我还被限制了行动自由。座谈会一开始,同学们发言很活跃,有的还带有气愤情绪,一致指责我班肃反是毫无根据地乱斗好人,乱扣大帽子,又限制自由,谁受得了啊!大伙的发言使我的眼泪几乎都控制不住。会的后半部便是要我尽情地诉苦。一位女同学还特为我打来一茶缸开水,要我喝着开水慢慢儿说。我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哪儿说起。半天才说:“我校的肃反运动,是斗了许多好人。我是一个学生,倒还无所谓;最不该是斗了那些老教授、老专家,还有许多任课的先生们,虽也平反了,但在以后的讲课中,不敢大胆地发挥了,也不敢再说自己的真知灼见了,这个损失有多大啊,那是不可估量的。”我说完后,同学们便七嘴八舌谈起我校曾斗过不少老教授,特别从国外回来的专家,有的还被迫自杀了,真是太不应该了。大家越说越有劲,越说越感到问题严重。最后一致认为:肃反是我们学校整风的问题之一。于是就决定成立“肃反专栏”,并由我当编辑。

卫之祥为社长。具体负责与学校党委及行政的联系,同时也接待校内外来访,沟通情况。

郑景星仍为总编。负责稿件收集分配,物资(笔墨纸张及少量用钱)的筹办和大字报张贴等。

冯三浩仍编辑《新今古奇观》并自己缮写、出版。

薛若安、胡家瑞等负责采访、收集材料,后又增加了一些人。

这期间,我因为编辑“肃反专栏”曾采访了政教系教授何廷杰先生在肃反被苦斗的情况。回来编写了《奇冤记》第一回,并出刊了(后又收入《苦药特辑》)。

据统计:《新今古奇观》共约编辑出刊了五十多回(都是冯三浩主编)。《奇冤记》共编辑十一回,出刊了七回。

以上两个作品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许多人建议出油印本,以便保存。郑景星又筹划出《苦药特缉》油印本并出售,两角一本,供不应求,仅出三期就停刊了。

三、沉闷的七月,鸣放尾声

六月七日,我们看到《光明日报》的六教授会议报道,还很自豪地认为:六教授我校就占两位——黄药眠、陶大镛。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及后来的《工人说话了》,还认为这又是教条主义那一套。但是,学校的形势有些变化,好像很“沉闷”。于是苦药社的人们便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苦药社会不会出什么问题。首先由卫之祥说:他曾亲自向方铭(明)汇报请示过。她答复说:“仍要继续鸣放”。也有的人说:“中央可能要‘收’了”。郑景星说:“我大概检查了一下,咱们发出的稿件,都有事实根据,没有什么大问题。”会上也有人提出:“要毕业考试了,要复习功课了。”其中多数人赞成这个意见。于是郑景星就决定:把手头的稿件清理一下,能发的就发,不能发的就收起来,看看再说。自此后,苦药社整风鸣放运动就基本告一段落。实际上大伙也都感到很劳累,也愿借此休息休息而复习功课。

也就在这几天,常看到党组织通知党员开会,团组织也召集团员开会。回来都很少言谈。过了不久,班级也开会,有一次主持人是一名新入党的女党员,一开始她就宣布“还是要大鸣大放,要大伙积极发言。”可是很长时间大伙都闭着嘴,谁也不说啥。其中有一位是我上面提到的肃反中因出身不好,又好发表政治性议论而挨斗的同学,突然被主持人看中。可在这次大鸣大放中,他什么社团也没参加,也没写一张大字报,更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于是主持人就点名要他发言。他站起来吭吭哧哧说:“我还没有想好呢!等别人说完,我再说吧!”可是还是无人发言,于是主持人又再一次光顾他:“你在肃反中挨斗了,难道没有意见吗?”说完就赶紧准备好了钢笔和小本等待记录。可这位同学连忙站起来说:“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才要坐,主持人又提出:“不会吧!肃反是把你斗错了的,难道没意见吗?”这回这位同学不知从哪来了灵感,铮铮站起来打开了话匣子说道:“斗错了党不是给我平反了吗?而且还给我赔礼道歉了!”于是便左一个“感谢党”,右一个“拥护党”。翻来覆去,说个没完。事后我才想起来,当我在苦药社作“肃反专栏”编辑时,他曾于无人处几次劝我:“别干了,天下哪里会有那么便宜事,给咱们平反就不错了!”我还认为他和党有异心,是落后呢!而今天演的一幕就是后来所说的“引蛇出洞”或“阳谋”吧!

就在这时,我班出了传奇性事件,作了鸣放的尾声。

我们五班(小班),有个江西籍的姑娘叫沈巧珍。长得小巧玲珑,性格纯清如水,又爱好歌舞,因而班上都唤她“巧儿”。苦药社兴旺时,她写了一则《新今古奇观》,题目是《李壮士打狗孝主》,曾引起全校轰动,因而“巧儿”也出了名。这篇短文不过六、七百字,是大厨房某管厨师傅供给的材料。原来我们新校园系初建,周围尚未搬迁的农家之狗,进来偷吃厨房里的东西,学校曾雇工巡逻,只让轰走,不准打死,以免伤了邻居关系。这时学校总务长是湖南人,特别嗜食狗肉。其下有个姓李的食堂管理员,身材魁梧,堪称“壮士”,为了讨好总务长,就将农家之狗打死了,还想借食堂锅盆炖熟,孝敬总务长,某厨师不让。于是李壮士以职权之便,硬是炖了,最后将狗皮送给某厨师,以期堵住他的嘴。等到“巧儿”她们去采访时,某厨师就将此事原原本本供了出来,并将原狗皮也出示给她们看。采访组听后非常气愤,经过论就由“巧儿”执笔,写了这则短小精悍的《新今古奇观》。后来沈巧珍受到考查一年处分,每月拿20 元生活费,劳改了四年才摘帽,后分在四川自贡大安区第七中学,每月拿40 元工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66 年7 月25 日)受尽了批斗酷刑之苦,扔下五个月的吃奶孩子及一个几岁男孩,投了自贡市滏滏河含冤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四、反右初期我校的三个批判大会

我校整风鸣放第一期由穆木天《我的呼吁》(即5 月22 日)开始,到六月八日后,也就是一个多月就算结束了。我们准备的毕业考试,也未举行,这时常能听到的,就是给谁定右派。看到报纸上也登有储安平“党天下”、“章罗联盟”等报道,校外也听说北大谭天荣等、人大林希翎等情况,心神很是不安。不久就听说,要给“苦药社”、“底层之声”定性,多数人认为“苦药社”在整风鸣放中是“立有汗马功劳的”。可是过了不久,校党委(书记仍为何锡麟)便发布:“底层之声”、“苦药社”都为反动社团。这一锤定音,苦药社的人们,只好等着“受”了。

这时学校又开始了第二次鸣放,是在校党委领导下,有组织有安排的鸣放。内容当然是直指“底层之声”、“苦药社”了,当然也有指向穆木天、彭慧等老师的。又不久,“底层之声”的头头张海深、杨碧遐、罗宗义等,“苦药社”的郑景星、薛若安、胡家瑞等,先后被揪上台去亮相示众了,并都开了大型批判会。从此以后,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便不能自由参加学校、班级组织的活动,甚至晚自习、看报刊、文体活动也不能参加了,只准在宿舍反省或写检查,有什么活动要随叫随到。有时候还强迫我们去看“新鸣放大字报”,回来还要谈感想、写心得。

下面再说这期间学校开过的三次大型批判会,我们都是奉命参加的。

1.批判武兆发大会

武兆发是我校生物系一级教授、系主任,曾留学美国,是国内外有名的切片专家,全国性学术期刊《生物学通报》主编。解放初期回国,被我校聘为教授。因有国外关系,肃反被苦斗了。鸣放初期,他给肃反运动提意见,成为右派是必然的。学校党委以其声望高、威信大及国内外影响显著,要抓他的典型。他因不堪忍受侮辱和虐待,就用自己使用的手术刀自杀了。死后仍然开全校性的大会批斗他。会上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说是武的助教,曾被武强奸。该女人面容粗俗,像一农妇。说话呜噜不清,要哭又无泪。以后还有几个人发言,主要是揭发武兆发是大流氓、大坏蛋,是特务!又毫无任何学问,死了是活该。会后,有人说:“武兆发还是美国留学的,又是国内外名人。怎么去强奸一个像老母猪式的女人?”

2.批判谢昕大会

谢昕是我校俄语系一女生。在肃反中,因与其离婚的前夫有某些政治问题(其前夫据说是国民党特务,谢与其离婚后,便考入北京师大读书),曾被逼供审问批斗。整风运动一开始,她就去找了全国人大代表黄绍竑先生(曾是蒋介石派与中共和谈的五老之一)反映了她被斗情况。黄表示同情,并要过问此事(后在反右中自缢身亡)。因此我校就要抓她为攻击肃反的主要典型。谢昕被揪上台后,耿耿直立。主持会者便高喊:“谢昕低头!”谢昕仍是原样直立。于是主持会议者便指示两个青年,一个拧其一支胳膊,硬是把她摁低下头,就勉强宣布开会了,发言者便轮流上台。时间长了,摁谢昕脑袋的两青年有些乏力了,不注意,谢昕一骨碌,又是耿耿直立。主持会议者再也没有管,将就把会开完了,又喊了一气“打倒谢昕……”口号就散会了。倒是两个壮男把她擒下台来,可能当晚就被公安部门逮捕了。以后再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更不知她是死还是活。

3.批判何廷杰大会

何廷杰是我校政教专业教授。前面已经讲过,我在苦药社做“肃反专栏”编辑时曾亲自去访问过他,并将他的事迹编成《奇冤记》第一回出刊了。现在学校党委要抓他为攻击肃反典型,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校党委派来付日春要我写揭发何廷杰的材料。我问他怎么写,他说你写好给我看看。我将初稿给他,他看完说:“这不行!你不能光自己检查嘛,要揭发何廷杰是怎么对你毒害的!”他又就我的稿子指出:“此处要如何如何写,某处又如何如何写……”还郑重地说:“老李,这是给你一个光荣而又难得的政治任务啊!”我明白了,这是要我陷害何廷杰啊!当晚我长时间也睡不好,一面想起我的老寡母常说:“孩子,你四岁就失去父亲,咱李家就你这一根独苗,可不能作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一面又寻思付日春所说的:“这是一个光荣又难得的政治性任务!”梦想:背不住我揭发了何廷杰能得到奖励,也许免于戴右派帽子呢。就按付日春指点的写了。再送给付日春看,他仍不满意。一面叨咕时间太紧迫,一面将我的稿件勾勾改改,叫我誊写后按此稿发言揭发。第二天我上台揭发,我一上台,就看到何廷杰就坐在前面,病瘦身躯,憔悴面容,不由得难过起来了。不知我是说了些什么,胡里胡涂就把发言稿念完了,自此以后,每当我想起何廷杰的病瘦身躯,憔悴面容,就莫名地心怯气虚!如今我已是耄耄之年了,才明白:人是不能作亏心事的,这才能活的踏实。何况,我也没有得到幸免不戴右派帽子啊!

五、反右初期的两则见闻

一是关于“天、水、心”事件。

在反右时期有些奉有特殊使命的人到处搜找“有问题”大字报,以便邀功请赏。在我们男生宿舍(北楼)后面,极为偏远的地方,恰有一张用旧报纸书写的大字报,题目是《党主乎?民主乎》,完好的贴在那里。内容不过三、四百字,朗朗清晰。下面署名“天、水、心”。用心者如获至宝,当即小心翼翼地揭下来,迳送校党委。校党委很快就查明所谓“天、水、心”是中文系四年级丙班的吴云生、刘洪钧、余毅忠三人。吴云生才二十多岁,还未脱童稚之气呢!因自己是主犯,当时就彻底认罪了。余毅忠正忙着他的《寓言故事集》,还有单行本《鲤鱼告状》的出版,对此不太在乎,当然也承认了。只有刘洪钧认为写大字报时他在睡觉,是吴云生代笔签名,怎么也感到冤枉,高低也不认罪,便开全毕业生的大会斗争他。看他借李煜的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向东流”在作检查,哭得实在叫人可怜,可谁也救不了他,最后闹了“顽固”的右派,流放家乡河北涿县,不知所终。

二是江、严“政治第一之争”。

江××与严××都有胃病,同在胃病食堂用膳,又是同一饭桌。他两位性格上都有个特点,凡事好争论,而又各执一词,就是明知自己错了,也强词夺理,不能服输。整风初期,严在吃饭时提出“还是业务第一”,江则马上反对“应该政治第一”,因而两人先由争论到争吵,后到动手——严打了江两个嘴巴子,江打不过严,便哭着去到学校行政告状,恰逢傅种孙副校长当值,在倾听二人各诉情况后,便认为二人争论问题,时常有之,但严不该动手打人,又念及他曾参加“抗美援朝”,是“最可爱的人”,便想把事压下,便以长者的态度安抚江,又责备严,认错赔礼,双方都满意。不意,这则消息很快被《北京日报》某记者报道说:“北京师大某学生,因坚持‘政治第一’挨揍了,学校领导竟然敷衍了事处理”,于是不久,我们学校这位素称长者的民主人士,又是中国著名的数学权威——傅种孙先生,成了被报纸点名的大右派,罪状之一是包庇打人的右派学生。严呢,先被学校开大会公开逮捕,后发配黑龙江兴凯湖边某农场,长期劳动改造。

六、苦斗一月,劳动五月

一九五七年的八月,是反右派“大丰收”的一个月。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被软禁在宿舍里,等待着被党团员和反右积极分子传唤,然后就戴了右派分子帽子。我班最多一天有六名。过程大致是:先经过全班批判,宣布定案;再经本人签字,这样一个右派就诞生了。当时主持我们乙班定案的,是一个叫可咏雪的同学,他说:“你们这些可恶的右派,唯恐天下不乱”如何如何,我听后很是反感。他训斥够了,就去找我班某女同学整理成右派案卷,这个女同学为了卖弄自己有学问,给右派都起了许多污辱性的外号。什么“重伤不下火线”的右派,“自告奋勇”的右派,“起义狗”右派等等。我则被定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我们乙班共定了18 名右派,计有:卫之祥、郑景星、薛若安、胡家瑞、胡同荪(女)、张孝存、黄家榜、谷兴云、王开烈、冯三浩、肖敦煌、汪智、陈力(以上4 班)、李受珊、丛鉴、王文禧、沈巧珍、张平治(以上5 班)占大班的30%,其中4 班13 人。(附:中文系教授共18 人,右派9 人。其中一级教授两人:黄药眠、钟敬文;二级教授两人:穆木天、彭慧;三级教授三人:李长之(也可能是二级)、俞敏、陈秋帆;副教授一人:启功。)

八月过去了,右派也都定案了。毕业生(无问题的)也该分配离校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但我们还留下来等待处理。9 月1 日起,都集中到锅炉房大烟囱附近的一所平房去住宿。吃饭按大班排队进食堂,内有划定的界限,不得与外班同学言谈说笑,饭后即回住处学习报纸或写检查材料。在老同学离校时,不得送行告别。这时,我那位被引而未出洞的同学,被分配去西安北边一个县城中学(仿佛是高陵)。我才深深感到这位同学的高明,有远见,悔恨没听他的劝告。在他要登车的那晚,他悄悄来到我们的住处向我辞行。我不由得两眼泪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紧紧与他握手。他却宽慰我说:“这一次我算是侥幸逃脱了,谁知道将来又怎样呢?希望我们各自珍重,好自为之吧!”他又压低嗓音说:“我们的命运早就装进小口袋里(指档案)去了。”说完就匆匆背起行李赶车去。事后还真不出他的所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抓了他个“漏网的右派”。

七、尾声——发配吉林

十月三十日,我们去文史楼参加大会,公布对右派的处分。

我听了,好像“底层之声”的张海深、杨碧遐,“苦药社”的卫之祥、丙班的辛桂斌,还有谁忘记了,没有听到念名字,其他都公布了。处分最重的要考查三年,一般的是考查二年,最轻的是沈巧珍考查一年。

最后要大家都填写两个志愿以便分配工作,但只限东北三省、内蒙古、西北的青海、甘肃、陕西。还有四川、云南也可以,从现在起,大家就可以做离校的准备了。

我自小就听我爷爷说,长白山的大森林如何大,关东山的大棒槌(人参)如何值钱。就羡慕向往,所以就决定填吉林了。结果真的就批准。

十一月七日晚,我雇了辆三轮车,直奔永定门火车站,到九点才坐上去长春的快车,结束了我在北京师大的生活,想着我将去长白山下的流放生涯,不禁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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