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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最昂贵的药品

——为什么我们不是药神

大热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面有一句很戳心的台词: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叫做穷病。这句话对了一半。说对是因为贫穷确实不仅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还会实实在在限制我们生命的长短;不对呢,是因为它并不是决定生死的唯一、甚至是重要因素。

洋人的例子我们且不谈,就谈谈海峡对岸,我们同胞,台湾的医疗制度。

台湾医保的正式名称是:全民健康保险。口碑好到什么程度呢,早在2005年,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曾经为之打call,极力主张美国移植台湾经验。大名鼎鼎的《纽约时报》去年还专门推介,呼吁政客重视。每年都有大量的美国病人去台湾就医,特别是大病——因为诸如器官移植这样的需要巨额费用的大病,在台湾的开销仅仅是美国开销的五分之一。而且医疗水平和服务并不逊于美国。

台湾底层民众曾经也是看不起病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迅速腾飞,但是社会福利制度却远远落后。虽然有劳工保险、军人保险、公务人员保险等多种社保,但是覆盖面仍然有限,不能惠及各个阶层。台湾当局远见卓识,没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长远着想,为根本计,邀请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当时任美国卫生福利部医疗保险精算局局长的萧庆伦(出生于北京)赴台,为台湾设计一种能够为全民提供有力保障的医疗制度。

经过长达七年的规划,萧庆伦根据台湾实际情况制定的规划出台。从1995年开始实施。制度的核心是根据国民经济能力,区分为六类保险对象,对应不同的健保保险费负担比例。简而言之,有钱的人自己多负担健保保险费,没钱的人少负担甚或不负担保险费。根本目的在照顾中低收入的国民。

举个例子来说,第一类的公务人员,他们的保险费用30%是被保险人本人要付,其他的70%的费用,则工作机构付给。而第五类的“低收入户”保险对象,健保费用百分之百是由政府付给。但不论那一类别,交的保险费虽然不同,去看病时受到的待遇是完全一样的。正因为实惠和平等,早在2012年,台湾民众入保比例就已经高达99.89%,是真正的全民保险。而一个四口的家庭每月约支付3000台币(660元人民币)的保费,约为平均家庭收入的2%。民众上医院看病,只需携带自己的健保IC卡,就可以到任何医院看病,台湾各地的医院凭着IC卡,即可为病人办理看诊或住院手续。

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的数据,这项制度的支出,约占台湾全年GDP的5.5%-6.9%。这个比例在实施医疗保险的国家中算是偏低的——远低于美国的15.3%。2017年的总支出为换算成人民币约为1430亿。其中政府负担为59.5%约为858亿元。相当于公共财政为每位台湾人负担3700元。更为神奇的是,在2010年的最近一次保险费上涨之后(这只是第二次),这个体系居然出现盈余。

台湾的全民健保也许不是完美的,但是却已经足够成功。它在一个GDP仅仅和四川省等同的地方,为2300万台湾人民证明了“病有所医”是完全可以实现。在这里,不论是谁,都不用担心吃不起格列卫。

其他的,还需要什么论证吗?

回过头来说说《药神》这部电影。当然,毋庸置疑,这在中国烂片遍地的环境中,绝对是鹤立鸡群的漏网之作。它所展现出来的畸形的法理之下,普通的小人物的利益的挣扎和人性的觉醒,恰是当下感受得到,却又无法说出的普遍疼痛。但是因为很早看过同类型的好莱坞神作《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所以看《药神》的时候,难免会进行对比。比如立意还可以提高——药企的妖魔化就不符事实。因为从台湾的例子就已经足够说明,中国人吃不起格列卫更多的是医疗体系,药品体系的失败。真正赚大头的,误人性命的,还真不是药企。

我历来不喜欢那些对商人讲道德的指斥,因为在商言商,奉公守法就是最大的道德,再苛求药企自我牺牲,那样其实是洗白政府责任和混淆市场选择。当然,可以理解,《药王》不能简单和好莱坞电影对比——毕竟人家是没有过审这一说的。能在关注残酷现实的同时,讲好一个故事,摆正价值观,这就已经非常难得。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如果一个社会需要普通人成为药神,那本身已经悲剧。

因为,制度才是最昂贵、也是最见效的药品——它救得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国人。一款救命药能不能真正的救命,不在于它在哪个地区生产销售,而在于它面对的是什么制度。在某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它不过百元;在某些国家,它才会高达4万。

看不到这样的制度,比吃不起救命药更为可悲。

如果在延伸说一下,我们需要的已经不仅是一个可以战胜生理疾病的医疗制度。更需要一个可以战胜社会层面顽疾的制度。因为等待拯救的不仅仅是病人,而是国人。

20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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