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一滴泪(59)

又搬家了!时代不同了,这次有许多人主动来帮忙。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一丁、一毛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流放岁月,现在却要留下来。1980年2月29日,我和怡楷带着一村启程北上。到火车站送行的除一丁、一毛外,还有不少同事,包括外语系领导干部。分手前,一毛要我留本书作个纪念。我想了一想,没有比那本《杜甫诗选》更合适的了,虽然它久经沧桑,已经被耗子咬得面目全非。它既是她名字的出处,也是我们一家人劫后余生的见证。书的末页已有我在流徙途中信笔涂下的小诗,现在又在前面添上一段文字,大意说当年如何“以言获罪,流放北大荒,囚车孤愤,但读杜诗而已”等等。来年夏,一毛赴美求学,行囊中带着这本杜诗,上面有我赠书时的祝福:“他日鸾凤高翔,有厚望焉!”

小黑子从高庄赶来芜湖为我们送行,带着他哥哥十来岁的儿子。他坚持要把我们一直送到南京。我们得在南京停留两天才能搭乘快车去北京。南京距高庄不过百把里路,但他们叔侄二人以前还没来过这座古城,于是我领着他们在一天之内尽可能观光了一些名胜古迹。我也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拜见了恩师羊达之教授。我在扬州中学上初中时,他是初三的历史老师。抗战初期,我流亡到四川,在国立第二中学读完高三,他是我的国文老师。高中毕业后,一别四十年,这时候他在南京师院中文系任教,已是颇负盛名的老教授。他年近八旬,却没有一丝白发,看书读报也不用戴眼镜。师母和老师年纪相仿,身体也同样健康,老人家为我们三个不速之客亲手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我简略地汇报了一下我们一家几十年来的经历,年逾古稀的老师听了禁不住泪如雨下,庆幸我居然从漫长的梦魇中生还。到达北京后不久,我收到老师寄赠的条幅,是他用小篆写在宣纸上的陈雨义的词《临江仙》,我在交谈中曾提到过这首令我心醉的宋词。词人劫后余生,追忆故国旧游,感喟国破家亡之痛:

二十余年如一梦,
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
渔唱起三更。

我把条幅送到家乡裱好,挂在我的小书房里,时时提醒我梦魇的“二十余年”和不堪回首的“古今多少事”。

一村是第一次来到北京。3月2日到达后,我特地领着他走过天安门广场。这孩子对广场一头高踞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另一头新建的存放他尸体的纪念堂,都不感兴趣。他唯一的感想是“我敢说,春天一到,阳光灿烂,在广场上跑着放风筝一定好玩。”

校园离颐和园不远,原来是侍奉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的私邸。一进大门,有一条短短的汽车道通向一座四层高的红砖教学大楼。我一到校就听人说,文革期间有一名女生被批斗逼疯,从楼顶跳楼身亡。在大楼后面,有两座一模一样的三层楼灰砖建筑,看上去很像营房,不像教职工和学生宿舍。另外有两座古色古香的旧式平房,是大太监留下的遗产,倒使一个无树、无花、无草的灰蒙蒙的校园不显得过分单调。分配给我们的一套两居室住房在校园最后面一座四层楼的灰砖宿舍的顶层。

有一些老同事来看望我们。法语系徐教授、我当年的酒友,第一个闯了进来,一进门就用他的广东国语乍呼起来:“老巫,我来向你赔礼道歉,我不该在批斗会上说了那么些你的坏话。”我很惊讶,在所有那么些人当中,怎么他老人家偏偏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老徐,没你的事儿,”我紧握着他的手说。“我根本不记得你说过什么话,我从来没有认为我的挨整和你有任何关系。人人都得发言表态,立场问题嘛,你怎么能例外。我不怪罪任何个别的人,更不用说你老兄。或许我们全都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中的演员。每人都不得不演一个角色。不管怎样,我总活过来了。”

徐教授年逾古稀,头发和胡须都白了,说话一向大嗓门儿。我的话音刚落,他就几乎吼叫起来:“我不管你是否怪罪我。我怪罪我自己。我随大流,胡说八道坑害你,实在卑鄙。我更对不起我亲哥哥。他在天津也被划为右派,我跟他断绝关系,直到他最近也被改正。哦,为了保护自己,一个人能堕落到什么地步!”

“老徐,千万不要太难过。”看到他如此痛心疾首,我非常感动。“究竟并不是你的错。令兄现在在哪儿?”原来他哥哥就和我们住在同一座楼里。他在二十年代留学美国,获得英语学位,回国后在天津一所大学任教。被打成右派后,失去教职,从大学宿舍搬到市内一个潮湿的地下室,继续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文,右派改正后被学院请来为英语研究生开翻译课。

另一位同事、英语讲师小廖接踵而来。1954年从北京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南开外语系,和我同事,后来也调来学院。“您在南开受迫害,有我一份。巫老师,肃反时,我是您的专案小组长,您知道吗?”听上去,他好像是在坦白什么严重罪行。

“小廖,我从来没有把你算在参加迫害我的人当中。”我请他放心。“当时你刚从大学毕业。像许多年轻人一样,你追求进步,党教你干啥你就干啥。你别无选择。如此而已。”

“不完全是这样。”他继续用沉重的语调说。“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特别卖力气整你,因为我动机不纯。我想得到组织的好感,我想往上爬。”

“你对自己太严厉了,小廖。其实,对于我并没造成任何后果,对吗?”

“也许并没有。可是我受到良心的谴责。我衷心请您宽恕。”

我请他放心,我从来没有对他怀有任何芥蒂,从今以后我们应当是好同事。另一位老同事轻飘飘地问我:“老巫,真的很惨吗?”她也参加过批斗大合唱,但显然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

“哦,你瞧我不是活下来了吗?”我含糊地回答。

“确实。而且,怎么搞的,你还这么年青!”一位劫后余生的老先生说,“‘人生从六十岁开始'。我刚六十啊!”我笑着说。“这里有些人指望看到我带着心脏病或者拄根拐杖。让他们失望啦。感谢毛主席,我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得到了锻炼。也不过是二十年嘛,我再给他们二十年整死我。”“你听听!你一点儿也没改。你没接受教训。我为你担心,老巫。”

“且慢!是谁该汲取教训?我,还是犯了错误的党?”

过了几天,陈院长来访。他是北京大学三十年代的毕业生,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深造过两年。我发觉他很随和,容易交谈。他关切地问起我们在新环境中的生活情况。我正有话要说。“我们安顿得差不多了,还见到了一些老同事,”我答道。“有些同志登门赔礼道歉,因为自己当年在运动中参加过整我,我很感动,但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怎么能怪罪他们呢?”我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也有的同志认为我还没有接受教训……”

“是谁说的?”

“别管是谁说的。我还没学会揭发检举哩。到底是谁要接受教训,是我还是党?”

“是党在1957年犯了极左的错误。是党正在从多年来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于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根本不存在从过去接受教训的问题,而是必须解放思想向前看。”

“但是我有顾虑。我的改正本身似乎是模棱两可的,至多也不过是部分的。我的结论写得不像改正错划,倒像是宽大处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哦,是这样的。去年我来办理改正,负责人让我明白,我的问题是两可的。只是考虑到我多年来‘表现好’才给予改正的。”

“胡说八道!这不行。我们一定要重新审查,彻底改正。”

暑假快到了,有一天行政副院长来访。“巫宁坤同志,”他以相当正式的口吻说。“上级领导机关的高干即将前往北戴河休假两周。分配学院一个名额。我们决定,巫宁坤同志最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

我久闻北戴河的大名,那是中央领导人和其他特权人士的避暑胜地。我新近改正,从来没有奢望过到那儿阳光明媚的海滩上度一个赏心悦目的假期。多大的诱惑!另一个对我“二十余年如一梦”的小小的补偿。

“张院长同志”我也一本正经地回答。“学院领导决定给予我这一难得的机会,我感到十分荣幸。我不明白我怎么配享受这样的待遇。我刚回来几个月,没有什么贡献。许多其它同志这些年一直在这里为党工作。十分感谢领导的盛情,但是我不能遵命。”

院长并不就此罢休。他又说:“巫宁坤同志,你也同样一直在为党工作啊,虽然不在学院。请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准备一两天内动身。”

第二天,政工副院长驾临。“老巫同志”她用更有人情味的口气说。“你怎么会不愿去北戴河休假呢?这可不行。经过这么些年,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听我的,老巫,准备明早出发。”

“副院长同志,我在北大荒休息够啦。有湖、有江、有森林、有很多鱼,夏天也凉快。学院许多同志劳苦功高,可能也愿意去,请您把这个荣幸让给他们吧……”

但是,我的结论复查被拖延了,因为遭到来自极左的抵制。人事处长奉命处理复查。有一天,他问我:“巫教授,麻烦的是,你在结论上签了字,是不是?”

“确有其事。你指望什么呢?1958年我在右派结论上签过字,对不对?文革期间,有多少老干部在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结论上签过字?那些结论还算数吗?”

“你的话有道理。我抓紧时间去办。”

关键词: 
栏目: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