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二十余年如一梦，1979-80
一
随着邓小平和成千上万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平反复职，五十五万以上右派的平反问题也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当年反右运动的总负责人邓小平决定对绝大多数“错划右派”给予“改正”，然而坚持运动本身是必要的，因为当时确有极少数真正的右派分子企图推翻中共的统治。为了抓一小撮所谓“真右派”，“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党不惜将五十多万无辜的知识分子“错划为右派”，使他们备受劳改和凌辱之苦达二十二年之久，几百万家属备受株连。为了证明“错划右派”并非完全无错，中共中央拒绝补偿“改正右派”二十二年来由于工资待遇被降低或取消而受到的经济损失。
“右派改正”的决定于1978年10月以中央55号文件下达，改正工作由本人当年所在单位执行。安师大办理改正人数达二百四十余人，就一所规模不大的省校而言，这个数目相当惊人。一位当年反右后被遣送回乡务农的男教师，这时候已年近半百，奉命回校办理改正。他办妥改正文书后，走出行政楼，一头撞在墙上。有过路的人跑过来把鲜血淋漓的“改正右派”送往校医院他说：“他们无缘无故毁了我的一生，现在却指望我对他们的假仁假义感激涕零。我的血沾满他们的手，沾满他们虚伪的门面！我才不要这些骗人的改正决定破纸哩，但是我得为家里人清洗被株连的罪名，要不然他们要永远背着右派家属的黑锅。”
我虽然没有流血抗议的勇气，这位难友触目惊心的呐喊却使我对渴望已久的改正有了新的认识。我一直等到1979年5月初才奉命回北京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原单位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改正办公室”的头子不是别人，而正是那个当年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不愧为一脉相承的好党员。他绷着面孔说，我的问题属于“推一推，拉一拉”的性质。我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考虑到我多年来在思想改造中取得的进步，党组织决定对我宽大处理，给予改正。宽大无边，嗯？我从安师大动身前，有的朋友警告我不要对改正抱过高的期望，因为来自极左方面的阻力还很大。“不管结论怎么写，只要给你改正就签字。”所以我把“改正决定”大致看了一下就签了字，如同二十一年前从同一个人手里接过所谓“右派问题结论”签上字一样。然后，我应召去院长室由院长“接见”。姓王的院长讲了几句客套话，随后轻松地说：“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我们感到很抱歉。”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赔礼道歉”吧。仿佛这一句官样文章就补偿了我和家人二十多年的劫难！学院指望我回来后教英语系研究生，怡楷同时调回来工作。一村高中还没毕业，可以随同父母迁徙。一丁、一毛已上大学，可等毕业分配时调来学院工作。
我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又从美国回来讲学，当时正在北京。回想起1951年在旧金山他曾帮我整顿行装，送我上船回国，又想到五年前曾收到他寄来的新年贺卡，我想阔别二十八年之后重见一面也许挺有意思。我“开后门”打听到他住在北京饭店、当时的国宾馆的房间号码，打了电话给他。我很高兴他还记得我。他约我周末见面，可我当天下午就要离京。他说正忙于准备讲稿，于是我们商定在他房间内见面十五分钟。政道比我小六岁，当年是我们一帮过从较密的中国研究生中的“小弟弟”。
现在五十出头，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轻，娃娃脸，肤色滋润，不过头有点儿秃了。他先介绍了他的太太，然后我们俩面对面隔着一张小圆桌在两把大扶手椅上坐下来。他问到我的处境、我这次从安徽来北京的缘故、一些朋友们的经历，我只能简单扼要地作答，因为我怕多占他宝贵的时间，并且他也没流露出强烈的兴趣或感情。他庄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的神气。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他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安居乐业，回到共产中国荣膺“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宴请，作为国宾出入有专用“红旗”大轿车代步。我响应号召回到祖国，却被划为人民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几乎成为饿殍葬身一抔黄土。即便在我们交谈时，我的肋条还隐隐作痛，由于在来饭店的公车上受到“红色恐怖”一代的小青年臂肘的推撞。我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我当场决定，我决不会用一辈子“接受再教育”的苦杯换取无产阶级专政头目的敬酒。不，我决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时，上帝保佑，即便他当年回来，也万万不会落入我的苦海。
时间到了，我准备告别。他的太太走进卧室，取来一册简装本的当代美国作家瑟伯的近著《当代寓言》递给政道，他签上名题赠给我。他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寓言，发生兴趣，这可是新鲜事儿，我也感到高兴。当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前，我们都住在国际公寓。有一次他在我屋里聊天到深夜，谈到《红楼梦》，他认为这部经典作品“不科学”，因为主人公出世时嘴里含着一块“宝玉”，我无词以对。当时，我或许可以借用哈姆雷特的话作答：“天地间有许多事情，决不是你的哲学所梦想得到的。”今后，有一天，如果他读到我半生坎坷的故事，希望他不会说：“这不可能是真实的。一定是宁坤编造的一篇爱国主义的寓言。”
在乘火车回芜湖的途中，我在安徽砀山下车，去探望小孙和他的家人。我摸黑找到他任教的中学，他那份惊喜让我完全忘掉了旅途的劳顿。第二天一早，他领着我回到他在良梨公社的家，见到他在小学任教的妻子和两个宠爱的儿子，又见到他慈祥的姐姐，一家人都为我即将返京复职感到庆幸，硬留我住了两晚。他也领我去看他在那里长大的老家，几间小茅屋比我们在高庄的故居还不如。小孙也许永远住不上北京饭店那样的金窝银窝，这个老鸦窝却哺育出了一只金风凰，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真人。
作为“改正右派”，我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了。暑假期间，江西省教育局在庐山举办英语教师讲习班，我和另外三位老教师应邀任教。教师们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令我感动。意外的收获是有幸探访一位“棚友”。上山以前，我已打听到，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吴老，当年被遣送回乡后当上了庐山植物园图书馆管理员。如能和老人“登高壮观天地间”，再探一探这位剥去“狗叛徒”伪装的老革命的心路历程，我将不虚此行了。植物园古树参天，浓荫蔽日，好一个修行养性的所在！十年阔别，怡楷和我重见吴老夫妇，恍若隔世。吴老瘦骨嶙峋，须发全白，但双目炯炯，眉宇之间仿佛有一股超凡脱俗之气。他兴冲冲地带领我们观赏各种奇花异草，逐一介绍，如数家珍。回到图书馆，享用吴师母为我们烹制的午餐，吴老谈笑风生，没有提到过牛棚岁月。我正不知道说点什么，一抬头，看到墙上挂着一张条幅，是吴老用他那一笔不苟的颜体写的十四个大字：“往事如烟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那是“十年浩劫”期间，另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被迫害致死前的诀别诗。我心底一亮，啊，老吴果真脱胎换骨啦！我也毋庸赘问他的如烟往事，心路历程，他那仙风道骨和庐山的苍松翠柏融为一体了。
十月中，我再次回北京，办理调动手续。院长办公室派人通知我，学院上级机关的首长邀请我一同到市内观看英国老维克剧团上演的《哈姆雷特》。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首都观看我最赞赏的莎翁悲剧，它曾是我在北大荒劳改生活中重要精神支柱，由一个著名的伦敦剧团演出！但是我没有心思接受一点小恩小惠，作为右派改正的补偿，便婉言谢绝了。几小时后，新任的陈院长又派人约我去一谈。他快人快语，很有礼貌地劝告我不可感情用事。到头来，我搭上首长的“红旗”大轿车，风驰电掣，直奔首都剧场的艾尔西诺王宫，离我被同一单位的军用吉普车押送到半步桥劳动教养所已二十二年，当时囚囊里带着一本原文的《哈姆雷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