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美、共贸易争议理解为仅是在一般层级上有关经济秩序的观念，其本质说明了无法在更高现实的领域中，将被经济贸易所掩盖的制度原则进行现代性阐述。这就像将争议淡化至美共的局部领域一样，既无法确立这是美国体系下对一向背信弃义的中共的遏止，更无法理解贸易争议背后所体现的，对全球民主思潮的扩展。这种形态，要比仅仅将极权列项为非民主体系，继而行使民主抵抗和清算策略来得更直观的原因在于，民主与人权的制度差别在当代需要得到一种较直接的体现，而此次美共贸易战的根本，就同时包含了对政治转型和社会抵抗的相应层面。因为，相比被中共互联网城墙隔绝于大陆之外的美国而言，贸易战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将首先通过大陆民众的共同意愿得到社会性凝聚。而这又正好说明了，在相对少数的批判特朗普以及更为少数的高喊“厉害了我的国”的声音之外，大陆民众通过对贸易战整体性的态度参与，几乎没有例外地倾向于美国立场，而这不仅是社会力量的呈现，在实际上，它就是政治立场和民主运动在贸易争议的议题内社会民众的共性意愿，甚而至于，大陆民众将特朗普敬称为“特靠谱”、“副耶稣”、“川建国”，而对于习近平，则直接表述为“包子”与“蠢货”。
基于对等而非基于一般层级的贸易制裁，它的所有依据不仅要建立在事实状态之上，同时，美国贸易争议所指出的，也涵盖于超出狭隘意识所理解的人权领域。它是对极权与中共的应用性批判，运用了多项制裁的手段，以在最可靠的状况中，谋求经济与人权在制度层面上的阐述。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奥巴马时期在面对极端政治势力（独裁和恐怖）时所采取的仅在口头上反对、但在实质上绥靖的做法，以美国优先塑造在社会应用领域的人权观念。尽管特朗普并不热衷于对世界秩序中人权的非民主形态进行政客式的批判，但是，特朗普的所有做法，却在政治与经济的互为整体中，将当代人权观念的现实性以及如何捍卫的步骤进行了实际的呈现。这种状况及带来的社会凝聚力，即为：它首先撬开了已处于僵持状况的民主运动困境，并将大陆民众的民意体现进世界一体的领域。毫无疑问，从贸易争议入手所促成的，即是对新的被中共压制的社会抵抗的鼓舞，它改变了某种日渐失望的预期，并使大陆民众相信，明天是值得期待的。
将两种形态完全不同且极不对等的贸易争议，引申为是对现阶段中有关民主增长以促动民主运动的视野，在一方面将成为主导社会变革的第一手进程，它区别于仅在低纬度结构内，对政治权利及私有权利所进行的社会化诉求，是因为贸易争议是结果的反映，而政治机制则是其本质的体现。另一方面，通过对贸易争议下被隐藏的社会原则和政治性质的梳理，则又表现为，在争议的过程之中和之后所带来的即是对何谓民主的阐述，这是廓清政治秩序边界、以突破被政治正确所围困的常识性手段。既然无法动用现有资源将极权抛离于世界之外，那么，从贸易入手进行制裁则是政治策略的重要一步。随即而来的就是民主实用与制度应用于社会现实的识别。在这一点上，大陆小粉红也不能否认因降低关税所产生的对美国产品的倾向与向往。而这种释放从根本而言，即是民主体系经由现实变更直接批判极权的表现，更进一步的是，被中共洗脑的爱国主义者要面临下一个问题，他们会考虑，在关税降低之后，凸显而出的是中共更高的增值税及其他税费体系，怀疑变得更具体了，判断也更明朗了，民众认为，中共是不折不扣的强盗，因为中共对民众的掠夺是如此凶残。
美国与中共的贸易争议是在跨越了表面民主和人权的暧昧地带后，所重新构筑的大陆民主的社会基石，因为争议所体现的规则效应不仅适用于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权力和制度形态，同时，它也因贸易不平等的触发，折射了来自大陆本土的非对等状态的权力和交易黑幕。因此说到底这不是一种保守意义上的争议。它一样成为了在极权高压中的大陆民众与隔绝性社会的民意窗口，也就是从贸易顺差到权利逆差的社会本色的呈现。它在极大的程度上，将中共不劳而获的嘴脸在贸易争议这一议题中暴露无遗，同时又经本土民众的民意，将中共不仅独裁甚至残暴的另一面，展现于这一序列中。因此贸易争议不仅是跨地区的，更是本土状况陷入恶劣状况的表述。中共用高房价掠夺大陆民众，继而通过刻意制造社会矛盾掩盖政治的绝对反动性，导致社会财富急剧减少。同时，特权集团用尽手段收割民众劳动成果，并将窃取的天量非法财富转移境外。更可怕的是，习近平授意暴力机器将全大陆逼入文革状态，鼓动并放纵学生告发老师，不仅如此，又挑唆洗脑系统与维稳系统进入冲突状态，以彻底清除一切对所谓的政权有可能产生危机的力量。
对社会边界的重新审视意味着自由世界对民主现实的清醒甄别，对等及互惠的原则，在根本领域内，符合现代人类在当代的秩序理解。但是，这并不是说，以贸易争议作为推动民主变革的序幕已经开始，而是说，贸易原则下对公平的追求不会得到更改。贸易是对制度的约束和创建。争议则体现于对极权的主动回应和出击。因为就根本而言，“争议”仅是中共的立场，而并不表示并体现于自由秩序的一方。由此格局的递进，在民主跨越的领域中就包含了转型要素的真实确认，美国对中共的贸易制裁，同样也区别于在一般民主进程中所诉求的对制度的要求，尤其是在先社会后制度的步骤于奥巴马时代验证为无效的状况之后，将政治经济作为强力介入体系，这对于推动大陆民主抗争的周期而言，无疑将产生主动而凝聚的社会意愿。须知，没有人会放弃或不承认降低关税所带来的意义和价值，而从正面论证社会公平的不可缺损的权利，也就理所当然地，构成了民主诉求与社会民意能够达成共识的重要一环。
反复而曲折的贸易大战同时也使大陆民众在同一时段内，再次明确了中共作为邪恶权力的本质，并且几乎在一边倒的情景中确认了民主优于极权的事实公理。这是自维权时期以来，在习近平的二次文革持续恶化的周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向。贸易之战使民众进一步分析出了中共掠夺民众的途径和本质，它不仅反映于网络世界，也一样弥漫于大陆现实的每个角落。从民主抗争的社会视野出发，由贸易对等的诉求所带来的深入阐述，改变了一直以来民主运动期望达成大陆宪政的现实途径，也就是从更缜密的和与民众产生权利效应的角度，将民主运动的现代方式与政治经济的批判进行了大陆式的协调和整合。换而言之，贸易战的本质不在于美国也不在特朗普，而是在于，它是对民主思潮作用于大陆区域的重要提炼。它更改了亚洲地区被了解和进入考察的方式。甚至可以说，它再一次让全世界掉转头，开始静下来了解中共的真相，包括人权、苦难和大陆民众的生与死。
当民意累积为社会舆论的总体趋势时，也就在社会空间被压缩且只能等待死亡的危机中，转化为对中共维稳的突破。因为舆论具有着不可维稳的特征，更因为舆论本身不仅包含了对权利寻求的释放，也呈现着公正与特权之间的敌对状况。而民主不是组成历史的一个部分，民主是现实区域对比于生存时的基本检视规则。这意味着中共维稳的失效期已进入或接近尾声，除非中共愿意用实际行动表明大陆是大陆民众的，并且将权力归还给大陆民众。而由不可持续的维稳所明证的，则指向于中共的互联网防火墙的整体失效，也就是历史的长城与禁止自由的墙在贸易争议中将会完全化为乌有。墙的溃败不在于中共仍将世界信息隔绝于大陆之外，而是在于，它表明了民主转型的新时期时代，即，我们正处在历史正面周期的进程中，以埋葬中共极权集团为首要标志的预期，是形成当代现实的一种必然状况。它同时也不再是理想化或情绪的宣泄窗口，而是对逆向权利空间的翻转与突破。这就像上世纪柏林墙的倒塌一样，在面对墙作为政权暴政的时间里，墙的本质就是倒塌和消失。
就本质而言，一切基于对等意愿的争议，均属于转型的现实导向进程。也就是利益是社会与政治权利的重要构成，利益体现了权利和规则正义的内在涵义。这种由逆向回转为正向的潮流，打破了长期以来对转型路径的依赖，是将权利的实证性，以明确的立场越过了口头人权和口头民主之后的重要推动。因此贸易争议在非国际关系的原则中，即是作为对权利开拓的实践。它区别于仅针对政治制度而展开的无效对话，以勘破极权谎言形成的非社会生命力，并带动亚洲及全球规则的公平竞争。而对大陆民主运动而言，则又意味着在维权困境中进行利益实用的形态已成为事实，它明确了中共长期以来视民众为人肉干电池以延续非法统治的本质，同时也再次验证了中共一手降低关税、另一手却立即拉高油价的无耻手段。要面对这种由政治不公平和极暴力政权组成的血腥面目，再经贸易争议的影响扩展至整个社会抗争的针对角度。因为在事实上，极权所需要的除了崩溃别无其他。而民主则意味着权利和权力互为依托的政治生命。它不是对历史的回答，而恰恰是对当代大陆的创建和对社会制度的政冶归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