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由小小的滨海县城迅速发展为一个国际大都会，这与租界的存在有很大关系。换个角度来说，在租界以外的地区，即通常所说的“华界”，无论是道路交通、市区建筑还是公共卫生，都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难怪丁文江在担任沪淞商埠总办时曾说过这样的话：从租界到华界，就好像过了阴阳河一样……。沪淞商埠总办相当于上海市市长，是北洋军阀孙传芳任命的。当时正是北伐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所以丁先生在上海不仅没干多久，还落下个“出山不如在山清”的恶名。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上述状况，专门成立了上海“特别市”，并任命黄郛为第一任市长。黄能出任这个职务，与蒋介石对他的倚重有关。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黄郛就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而蒋介石只是他手下的一个团长。陈、黄、蒋因为志趣相投，遂结拜为兄弟。后来陈其美遇刺身亡，他的侄儿陈立夫、陈果夫成了蒋的左膀右臂，而黄郛本人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黄郛就任上海市市长时，蒋介石亲自出席就职仪式。仪式结束后，黄宣布市政府成员名单，他的小舅子、年仅26岁的沈怡赫然在上，职务是工务局局长！
工务局相当于现在的建委，其职责包括旧房拆迁、道路拓宽和市政建设等诸多方面。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把这样一个肥缺给了自己的小舅子，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对于这个问题，黄郛似乎于心无愧。他在就职典礼上说：“凡事非人不举，然欲求真才，必先除私见。此次市政府组织，用人标准以专门学识与办事经验为衡，而因上海环境之恶劣，同时尤不得不注重于德性……”（《沈怡自述》，第100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初版）。
由此可见，黄郛的用人标准可用八个字概括：“唯才是举、注重德性”。沈怡曾经留学德国，获工学博士和“特许工程师”称号，应该符合“唯才是举”或曰“举贤不避亲”的原则。至于其德性如何，只能借助于事实判断。
沈怡一上任就遇上三起突发事件：一是苏州河一座年久失修的木桥突然断裂，致使在现场勘查的一位技师折了一条腿；二是南市某菜市场在早上人多时轰然倒塌，死伤无数；三是闸北一个三层楼茶馆因女工开会而不堪重负，也突然垮掉。面对这样的“下马威”，他不得把全部精力放在排查建筑物的安全隐患方面。
危机过去以后，年轻的沈怡做了两个大事：一是准备围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修一条环路，目的是限制租界当局以“越界筑路”的方式来扩大地盘；二是把原来属于江苏省的宝山、青浦等县纳入上海的管辖范围之内。由此可见，沈怡上任后的三把火，对于“大上海”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黄郛也辞掉了市长职务。如果按照传统的逻辑，沈怡肯定也呆不下去。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似乎并不狭隘，所以市长虽然换来换去，却丝毫没有影响到沈怡的工作和“大上海”的建设。
1928年10月，由沈怡主持制定的《上海分区计划草案》正式出炉。该计划对上海城市的整体布局和未来交通作了详细的规划，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市政府的办公楼和市政广场。多少年以后，沈怡仍然自豪地说：“上海尽管有极其考究的房屋，但如此宏伟庄严的中国建筑物，还找不到一个。我们若从大厦下面石阶拾级而上，走进那个大礼堂，真可说是美轮美奂，气象万千。”（同上，第121页）他还说：当时“我初出茅庐，在上海市工务局的岗位上，一下子就待了十年有余。我的这点小小成绩，皆因上有贤明长官，下有齐心协力和同僚，际遇之好，在我三十年做公务人员的历史记录上，是绝无仅有的。”（同上，第134页）
众所周知，从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被称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沈怡在上海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很好的证明。当然，这些成绩是否与国民党一党专制有关，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沈怡辗转于上海、武汉、香港、重庆、兰州等地，经历十分复杂，可谓一言难尽。抗战胜利后，他还担任过大连、南京两市市长。前者因内战未能到任，至于后者的所作所为，可以从当年《大公报》的一篇报道看得出来。这篇报道的标题是《沈市长的作风》，文章说：
沈的作风是相当精明实干，为政不在多言，一切讲效率。他主持的市政会议，每次不超过一小时，纪念周不超过半小时，公文简单明了，尽量避免繁文缛节，他并且强调了用人的制度，只要用人得当，就不一定事必躬亲，像一般官场的习惯，反是于事无补的。他这一些办事精神博得了他属下的赞美（《沈怡自述》第232页）。
1949年4月，沈怡担任联合国防洪局局长，曾主持制定了《湄公河水利发展计划》。他认为该计划是“国际合作的示范”。
1960年，沈怡应召返回台湾，担任“交通部部长”一职。当时台湾正在为经济起飞做准备，沈怡就任此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0年沈怡去世后，有人曾写下“位尊不掩是清名”的诗句。用这句话来概括其一生，也许恰如其分。
2014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