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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大勇,叫做“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

有道是“人最难认识的就是自己”。而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乃至卑鄙,能够勇敢地公开表达对自己的鄙视,则更是难能可贵。

曼德拉的自传中,有一段记述颇为令人震撼:1964年,曼德拉再次被南非当局以“煽动暴力罪”逮捕并送上法庭。在一次庭审的时候,公诉人Bosch突然做出了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举动,他狠狠摔掉手里的卷宗,快步跑到被告席,拉住曼德拉的手说:“我不干了!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送到监狱里去。”

毫无疑问,bosch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丢掉饭碗、受到各方的压力和威胁、甚至和曼德拉一样被投入监狱。可以想象到,bosch当时的心里是多么的挣扎和恐惧,他抬腿迈向曼德拉的那一刻,需要鼓起多么大的勇气。勇敢者从来不是无所畏惧的,而是即使双腿颤抖也要迈步向前,因为道义的呼唤可以战胜一切,就这点而言,bosch堪称勇士!

由此想到二战刚结束时,日本千叶县一个姓佐藤的村长剖腹自杀的事情。二次大战期间,佐藤是个狂热的“忠君爱国”份子,他响应政府号召,像忠实的猎犬一样四处奔波,鼓动左村右乡的村民参军,对华对美作战,为天皇为国家尽忠。然而到了战争后期,随着战事的失利、参战村民战死的消息不断传来以及美军投下的传单等影响,他渐渐醒悟,在美国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第二天,他沐浴更衣,召集村民到村前的空地上,面向全体村民下跪谢罪,痛心疾首地说:我有罪!我原以为我做得对,现在知道了,我其实是鼓动你们的孩子去送死、去别的国家杀人。我痛恨我过去的言行,我鄙视自己,我没脸再活在这个世界上!说完,他抽出别在腰间的尖刀,脱掉上衣,当众剖腹自尽。

台湾学者柏杨将中国几千年沉积下来的文化糟粕形容为一个大酱缸。这样的形容颇受争议但不无道理。酱缸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死不认错——既然大家都在酱缸里,都被酱缸所浸染,那就谁也别嫌谁不干净,如果随波逐流做了什么错事坏事,也要大家一起分担,作为个人,由于大家的分担,这个错事坏事就会化为没有。所以,我们无数次地看到,人们一哄而上行恶,即使事后知道自己做了坏事恶事,也很少有人站出来自我否定自我解剖自我鄙视,反倒是自我狡辩自我开脱自我安慰的人俯拾即是。

当然,无论天空污浊还是清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良知是不会永远沉默的,它总会促使一些人勇敢地担当勇敢地直面自己。

1970年,16岁的张红兵因为母亲在家里说了几句对文革不满的“反动言论”,向派出所告发,并最终将母亲送上刑场。30年后,他痛心疾首地反省文革反省自己,痛骂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禽兽不如”,并勇敢地将自己的忏悔公之于众。在鄙视和痛恨当年的自己的同时,他对那场浩劫的总结也许更值得我们记取:“在自己和亲人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和坎坷,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和泪的代价之后,我才大彻大悟:动听的说教,神圣的祭坛……是毒害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鸦片!”

古语有云:知耻而后勇。敢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并且将自己身上的污迹公开展示以警醒他人,这样的人比从不审视自己、死不认错、永远自我感觉良好的人高尚百倍。两者的差别,一个是勇士,一个是懦夫。

任何人都难免会犯错误,区别高尚和卑鄙、勇士和懦夫的标志之一,就在于面对错误的时候,是鄙视曾经的自己还是麻木不仁、心安理得。

凡是心存良知的人,都不会放任自己的恶行。有人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这个人在污水中随波逐流,忽然碰到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脚上踩的是什么呀?这么肮脏!于是他大叫一声“老子不干了”,奋力向岸上游去。

然而,永远“心安理得”的人,为人做事是不会回过头来审视的。他们在污水的裹挟之下,兴高采烈地随众漂浮,当事后被告知身上沾满了污迹时,他们会为自己辩解说:我是被动的,大家都这么做,我只不过跟着大家挥了挥拳头咆哮了几句,如果有错也是众人的错,我个人为什么要承担责任呢?

无视和逃避责任,凡事千方百计为自己寻找借口优哉游哉心安理得的人,其灵魂是卑微可怜的。

幡然醒悟,“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高喊“老子不干了”!——这样的人知错能改磊落坦荡,虽然曾经做过坏事,却比那些即使从不作恶但对恶行熟视无睹的“好好先生”都要令人尊敬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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