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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评价傅斯年

1997年5月17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少云先生《关于傅斯年》一文,对傅斯年多有误解,特提出几点意见,以就教于少云先生。

少云先生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后,起初长北大的应是胡适,而傅恐胡适过于宽厚,碍于人情,对任伪职的旧日友好不好应付,遂自荐做开路先锋,为胡日后接任铺平道路。”这段话说得含糊,容易给人误解,以为傅斯年是为胡适着想,才就北大代理校长一职的,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胡适做北大校长一事,前后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按国民政府1934年修订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之规定:“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173页)这样蒋梦麟就必须辞去北大校长和他兼任的西南联大常委。关于这一点,当初蒋本人并不自觉,是朱家骅和傅斯年提醒的结果。江泽涵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骝先、孟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北大校长,违反他手订的大学组织法。”(《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6页)还有一点是,蒋梦麟在长北大期间,和教授合作得并不十分愉快,据说其中有他夫人的原因,另外就是多数教授对他热衷仕途颇不以为然。这可以从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的傅斯年、钱端升、江泽涵、汤用彤等人的信中看得很清楚。

抗战胜利后,听说胡适将出长北大,在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曾引起很大反响。大家对胡适寄予厚望,当时很多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给胡适写了信,表达自己对他的信任,可见胡适在知识界的威望。胡适当时还在美国,他在给朱家骅、蒋梦麟的一封信中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当时胡适对蒋梦麟在北大的作为很肯定,以为他的步入仕途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

当时的情况是蒋梦麟离开后,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出任,因为傅斯年在国内,蒋介石先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征求傅斯年的意见,而傅斯年则说北大校长非胡适莫属,绝无自荐之意,并为此上书蒋介石。此事傅乐成编《傅斯年先生年谱》和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均有详细记载。这个事实的意义在于,当时国内公认胡适和傅斯年是文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这个评价是蒋介石的幕僚陶希圣的判断,唐纵在他的日记中说:“与希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则青年学生不致为共党所愚。”(《在蒋介石身边的八年》第496页,群众出版社)

从以上这些背景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是除了胡适,就数傅斯年最有资望。至于说他出长北大是为胡适扫清障碍,也只是客观上造成的,如果理解成这是胡适怕事,就离事实较远了。傅斯年后来在给他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过这样的话:“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这只是傅斯年本人的想法,与胡适本人无关。

另外少云先生文章中还说胡适对傅斯年的评价有“溢美之词”,而周作人的评价“亦使人信服”,这样理解傅斯年就不全面了,而且这还涉及一个是非问题。关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不聘在沦陷区出任过伪职人员一事,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在这一问题上,傅斯年没什么过错。当时俞平伯曾给胡适写信,为知堂说情(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71页),容庚也给傅斯年写信,力陈自己的种种无奈和理由,但傅斯年均不为所动。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受不到谴责,那傅斯年作为大学校长,就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抗战爆发后,有多少知识分子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这里知堂对傅斯年的评价是夹杂有个人意气的,在这一点上,知堂所言,绝不可取。

至于说傅斯年是“外强中干”那一段话,就更是不近人情了,傅斯年当年倒宋(子文)倒孔(祥熙)皆是有目共睹的事,文章白纸黑字,对蒋介石也有批评,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且当中央银行国库局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中央银行国库局内部给傅斯年提供秘密材料的人,听到传言说“委员长已与先生说情”,并给傅斯年写信抱怨,傅斯年在这句话的旁边写道:“不成话”。这封信已影印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中,是可靠的历史证据。傅斯年与蒋介石有私交,但傅斯年当面批评过他,在国民参政会上,他与陈布雷笔谈的记录现已刊布,1946年蒋介石曾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他也坚辞不就,并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并说:“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傅斯年一生有许多缺点,但在向权贵的挑战一面,却不失书生本色。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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