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一滴泪(56)

总的说来,我们搬迁到芜湖标志着我们的生活开始往好处走。固然,一丁和一毛被迫离开我们,归期遥遥无期。怡楷又得在我们新家里过第一个春节的前夕离家,奔赴天津探视患晚期肺癌垂危的大姐。我在政治上受歧视仍然是严酷的现实,不过我已经毋须接受批斗了。房管科甚至在我们每一家两间屋子的后面盖了一个简陋的厨房,有自来水龙头和洗涤槽,煤球炉子也有处放了。我们几乎感到心满意足,但是我们知足常乐的生活很快又受到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的威胁。

阶级斗争的弦一绷紧,怡楷的日子也更难过。偏巧这时候一村患小肠疝气,急需住院手术。1975年冬,一村刚十二岁,住院必须有家长陪伴护理。我要上课,这个任务又落在怡楷身上。她去向那位“小左”式的女副系主任请假,被她训了一顿:“打字室工作这么忙,你怎么偏偏在这时候请假?偏偏在这时候给孩子动手术?等放寒假再说吧。”怡楷说孩子的病情严重,医生说要马上手术,她也无可奈何,等孩子出院后她来加班加点。还是那位女副书记出来解围,让怡楷尽快送孩子住院。第一医院设在一座天主教女修道院的旧址。一村住的是一间修女住的小屋子,三张病床之间是窄窄的“一人巷”。怡楷只能和衣躺在病房门口的长凳上过夜,自然睡不好。一天早晨,她实在太困,就挤在一村身旁睡下了。不料隔壁床上的癌症老人断气了,医院工人来要进“一人巷”收尸,怡楷半个身子悬在那里挡路,被推了半天才醒。她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一个中年男子一面咬着烧饼油条,一面咕哝:“怎么睡得这么死!”一村说:“妈妈,你再不醒,他们也许会把你抬走的!”

1976年春,在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猛攻下,邓小平第三次下台。全国又掀起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批判邓小平和“右倾翻案风”。在安徽省会,首当其冲的是杨效椿和他的同僚。在安徽大学,张校长和五个系新复职的党总支书记被控“进行资本主义复辟”。九月,新学年开始,掌握省革命委员会大权的军方领导人派出一个新工宣队,进驻安师大,领导运动。这个新工宣队,由模范煤矿工人组成,号称“十面红旗”。不料运动大张旗鼓开始后不久就被迫暂停,因为全国上下都忙于为毛泽东办丧事了。

九月的一个下午,我又在我们的小隔间里自得其乐,读几页《罗马帝国衰亡史》。古罗马帝国和当代中国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个下午,我重读吉朋笔下的东罗马帝国朱士提年大帝和西奥多拉皇后的故事,妙笔生花,叹为观止。朱某靠阴谋诡计胁迫伯父乖乖地让出皇位,碰上一个沦落风尘的倡优却乖乖地束手就擒。西女登上大位之后,当政二十二年,为所欲为,朝庭内外闻风丧胆。我不禁暗自惊叹:“红都女皇何其相似乃尔!”正在这会儿,广播大喇叭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通告:当天下午四时整将发布重要新闻。这条通告每隔几分钟就用低沉的声音重播一遍,背景有哀乐。我心里想:“这可新鲜。哦,哦,老头子翘辫子了。准是那么回事儿。”四点整,毛的死讯成为世界新闻。那天是1976年9月9日。

按规定,全国上下哀悼七天。哀悼期一满,以红都女皇为首的“四人帮”就迫不及待地继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安师大,追悼大会后第二天,“十面红旗”就召集大学和附中全体师生员工三千人,在大操场举行“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我对运动和会议已经厌烦透了,更加认为我和这次运动绝对挂不上钩。可是我又不得不忍受又一个荒诞的运动,听又一次大会上愚蠢的废话。于是我尽量往后坐,离最后一排还有几尺远,跟一个年轻的英语教师聊天儿打发时间。主讲的人是一个姓许的年轻女子,不久前从安大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她左得可爱,深得工、军宣队的欢心,已经扶摇直上官居安大党委副书记。她奉派到全省各高等学校,揭露安大张校长和同党五大书记的右倾翻案罪行,从而推动当前的运动。我断断续续听到她的话。我对同事说:“快点儿散会就好啦。我等不及回去读我的吉朋。”他没答理我,却竖起耳朵边听边说:“你听,她刚点了你的名。”我的名字?没错儿。我听到她说,安大发生的事并不是孤立的事件。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据就是巫宁坤问题。“一个被安大赶走的反动教授,却由杨效椿和魏心一互相勾结,调进安师大,受到重用。”我心里想:“哦,哦,怎么又搞到我头上啦!”接着,我又听到她掉转脸质问坐在她身旁的魏书记:“我问你,魏心一,你还要右到哪儿去?”魏书记答道:“最近在一次会议上,省委宋书记说:‘你一直是个右派。’他说的‘你’指的就是我。我在师大的工作中肯定犯了不少错误。我欢迎全体同学和教职工对我提出批评。”我觉得他的回答非常得体,他不愧为久经诬告考验的干部。

散会后,我回到家门,怡楷已经先到了。她含笑问我:“你感觉如何,反动教授?”我看出她并没被新的政治风暴吓倒,到底久经考验了。我说:“你不怕吗?”她说:“怕有什么用,反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回来的路上,有人跟我说,“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别理他们。”我心里还是没底。这个运动怎么搞法,对我后果如何?再关牛棚,还是再送劳教?

第二天一早,我还是照常去上班。我先找到教学小组的组长,问他:“小丁,还要我上课吗?”小丁是69级毕业生,一个出身农家的和蔼可亲的党员。“当然啦,巫老师,你不上谁上?”他那朴实无邪的一笑让我感到放心。在课堂上,我发现学生像平常一样专心听讲。下午政治学习会上,大多数学生都作了千篇一律的发言,表示准备积极投入当前的政治运动,通过参加阶级斗争提高觉悟,没有人提到我或者正受到批判的学校领导人。外语楼的门厅里贴了几张大字报,只有张副教授的一张点了我和张春江的名。他指控魏书记助长“资本主义复辟”,因为他在一次讲话中曾表扬这两名“反动教师”积极参加“开门办学”。一位同事站在我身旁看这张大字报,笑着说:“老张又想捞政治资本啦!”有一些同事开始回避我。在打字室,姓秦的干脆不理怡楷了。他抱着孩子站在家门口,我路过时,他就直瞪着我,两眼流露出“阶级仇恨”。

怡楷和我稍感宽慰的是,至少一丁和一毛幸免于眼睁睁看着爸爸遭受新一轮的政治迫害。一村在一中上初中,每天上学穿过师大校园。这时候,行政楼四周贴满了大字报。他放学回家路过那儿,常停留一下浏览大字报。有一天,他回家时脸上露出顽皮的笑容。“爸爸,你是白猫还是黑猫?”我感到莫名其妙。“一村,你什么意思?”他说:“财务科长吴瞎子贴的大字报说,邓小平讲过‘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耗子的就是好猫’。魏心一把你调来任教,又强迫命令财务科支付你的旅馆费,正是执行邓小平这条资本主义路线。爸爸,你说吧,你到底是白猫还是黑猫?”我们父子二人都哈哈大笑。我很高兴看到孩子也并没给声势汹涌的运动吓倒。

正当运动进入高潮时,一毛突然间从生产队回来探亲。我们看到她当然喜出望外,但也告诉她,选择的时间不完全恰当。她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儿,我已经全都知道了。那个姓许的女将到皖南各大学做报告,每次都要点爸爸的名。恭喜恭喜,爸爸!你现在是全安徽省的头号反动教授,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有名。”她在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小王是本校体育老师的女儿,她是个爱好运动的假小子,天真无邪,有话就说。她听说一毛回来马上就跑来看她,一见面就说:“一毛,这几个月我好想你。可我爸说我不能再跟你交朋友,因为你爸爸受批判了。”一毛说:“我无所谓。你自己决定吧。”我插话说:“小王,你爸爸也许说得对。你为什么不回家去呢?”小王冲着我嚷嚷:“我才不干哩,巫伯伯,除非你撵我走!”我们三人都笑开了。

大学和全国的心态都和文革早期大不一样。大多数人对于没完没了的政治动乱和越来越艰苦的生活感到非常厌烦。尽管“十面红旗”闹得满城风雨,学生和教师队伍中很少有人对眼下的运动表现出任何热情。许多中层干部都愤世嫉俗,纷纷公开对目前整肃老干部的运动表示不满。全市街谈巷议的是贴在大学一面墙上的对联。上联是“小平小平为国为民”,下联是“江青江青是个妖精”。普遍的感觉是中央的变化迫在眉睫,人人脸上都有“等着瞧”的神情。毛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的遗孀为首的四人帮覆没。新领导核心公开承认文革为“十年浩劫”,是毛掌权后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也是中共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然而毛仍然不失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当然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面对全校大部分师生的反对,“十面红旗”拒绝撤退。后来学生们公开建议为他们开欢送会。模范煤矿工人们恼羞成怒,再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扬言要在校园过冬。他们的头目宣称:“我们把棉大衣都带来了。我们一定要把运动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不料,冬天还没到,“十面红旗”就灰溜溜地打铺盖回煤矿去了,连欢送会也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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