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家两地分居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我带两个大孩子在学校职工食堂就餐，且不说饭菜如何难以下咽，三个人每月买饭菜票的钱超过我每月七十元的收入。而怡楷和一村的下放生活简直难以忍受了。我离开后的第二天，老螃蟹就下令让三老爹把我们家的两块菜地犁平，并公开宣布怡楷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迫不及待地要把我们的茅屋拆掉，给木料派更好的用场。我不断地催房管科长早日给我们一家人分配一个住所。四月中旬，我得到通知，我的住房已经分配了。我急不可待地去看我的新家，指望一家人早日住到一起。我看到的是一座临时性工棚中的一间屋子，和我们在乡下住的茅屋差不多。这间屋子原来是一家裁缝铺子，前不久乔迁到一个好地方去了。屋子面积大约十七平米，泥土地。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把一家五口安顿在那间屋子里，只得向系领导汇报，凑巧听汇报的就是那位当初坚持要让我预支两个月工资的副书记。她听了很生气，让我再找房管科，就说没法儿住，要求另行安排。科长没想到我刚出“牛棚”不久居然就不服从分配，拿起笔把我的名字重新写在等候名单的末尾。过了几天，政工科和财务科同时通知我：如果我不及早搬进房管科分配的宿舍，我自己就得付积欠的旅馆费。有一些好心的同事为我担心，因为我显然付不起这笔费用，同时也因为某些极左分子可能把它歪曲成政治问题。暑假一到，一丁、一毛回高庄去和妈妈、弟弟一起度假，俄语讲师顾永年邀请我搬到他家去住，她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上海家中度假了。为了把我从进退两难的困境解救出来，这位相识不久的同事把自己的床让给我睡，自己冒着同情“摘帽右派”的风险，铺一条凉席睡在地板上。这种“雪中送炭”的行为在当时简直有天方夜谈的味道。但是旅馆的帐单一直压在财务科，直到几个月后，财务科长被魏书记当面批评“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后才解决。
八月中，我终于分配到“新居”。校园围墙外面有一座当年的美国基督教会的教堂，多少年来一直空着，不久前被安师大接收，改建成教职工宿舍。它立在凤凰山下一个高坡上，俯视一条通往专门接待党政领导干部等贵宾的铁山宾馆的汽车道。上帝被无产阶级专政扫地出门，他的家被分隔成八段，每段再分成两小间，分配给八家居住。从高庄搬家的重任又落在怡楷和一丁的肩上。我直到要搬的那天才搭学校派的卡车去高庄。事有凑巧，怡楷的三哥世瑜从怡楷的家书中得知我们要回城，特地从天津赶来帮忙。他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一到就说高庄很像西安附近的新石器时期的半坡村，惊叹我们那么多年怎么居然活了下来。但是我们和社员们朝夕相处多年，等到一家五口和三哥一起挤坐在我们寒碜的行李上，身旁还有一个木箱装着所剩无几的母鸡，挥手向欢送的邻人老小告别，真感到依依不舍。正当卡车启动时，小基贵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像平常一样半裸的身子污秽不堪。他奔跑着追赶卡车，拼命呼叫：“老李，带我走！我是你儿子！老巫，带我走吧！”他离我们已有一段距离，怡楷和我同时提高嗓门儿喊道：“再见啦，小基贵，再见！你快回家吧！”怡楷咕哝道，一半说给自己听，一半给全家人听：“这孩子以后怎么办呢？”
我们的新家比高庄的茅屋还小，不过有水泥地。我们还是在那个小煤球炉上烧饭，晴天在户外，下雨下雪时就把炉子抬进来。这里没有池塘，八家合用一个露天的水泵，冬天上冻要用开水浇。这里没有自家的露天厕所，公共厕所在山顶上，上山的崎岖小道没有路灯，厕所里也没灯。家里谁要是晚间非得上厕所，大家就会警告“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毛一天晚上去上女厕所，碰上的是另一类惊险。隔壁沈老师十七八岁的大儿子是个孬子，摸黑闯了进去，吓得一毛大声呼救。
教堂比一般住房高得多，各家之间的隔墙只有几尺高，上面有一个共同的领空，因此从一头可以清晰地听到另一头讲话的声音，颇有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味道。（我想建筑师是重视音响效果的。）师大有音乐专业，许多教师的孩子都学着摆弄一种乐器。我们的孩子们从来没有学过音乐，我们给一丁买了一把廉价的小提琴，他就开始跟数学系的雷教授学起来。他在家练琴的声音惊扰了隔壁的沈老师，他爱人、附小的教师，在家破口大骂“臭右派”，我们只当没听见。她的小儿子、附中的学生，把大粪浇在我们门上，我们也听之任之。后来，怡楷被外语系的女副主任叫去谈话，命令一丁不许在家练琴，因为沈老师告发我们纵容孩子在家练琴，妨碍他备课。一丁改到门口空地去练，沈老师仍旧不依不饶，最后一丁干脆不学了。但是“臭右派”的咒骂声仍然时有所闻，直到沈老师作为“统战对象”搬进更好的宿舍。
巫李一家又得到怡楷的同事、姓秦的男打字员的关心。他和爱人带着一个婴幼儿住在教堂的门厅和钟楼。当时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市内有两位“摘帽右派”，我教的班上也有少数男女生，偶尔来串门儿。有一次，黄昏时分，怡楷和我送一位客人出门，回家的路上碰见姓秦的抱着孩子站在教堂门口。他问我：“那个男的是谁啊？”我说：“中学老师。”他又问：“哪个中学？”我说：“十中。”最后，他直截了当地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说：“朱老师。”他心里有数地说：“哦，老右派。他呆的时间不短啊。”朱老师当年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师，被打成右派后辗转来到江城教中学英语。我恍然大悟，为什么系领导对我们的私人来往了如指掌。不过，我们觉得秦某的积极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正在争取入党。
我们一家人的团圆是短暂的。1975年春天，一丁高中毕业，又得下乡接受再教育。他被分配到当涂县农村一个生产队，当上“插队知青”，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半年之后，又轮到一毛到皖南山区的泾县西阳公社“插队落户”。怡楷放不下心，挤上送知青下放的大客车，希望亲眼看看当地情况如何，不料被押车的干部赶下来。她并不就此罢休。第二天一早，下定决心的母亲开后门上了一辆开往泾县的邮车。在关得严严的车厢里，挤在邮包当中，一路颠簸了好几个小时，她到达公社时已精疲力竭，得了急性肾盂肾炎。在公社卫生院接受紧急治疗之后，她又搭一部过路的拖拉机前往十五里外一毛所在的生产队。前一天，一毛挤在装满知青和行李的车上，被颠得一路呕吐，妈妈到达时她还病恹厌厌地躺在床上。第二天一早，一毛下地干活，妈妈抱病走到公社，搭长途汽车回芜湖上班。三天来，母女二人在再教育的道路上又向前走了一大步。
我们本来想一丁、一毛也许可以豁免，因为他们二人已经跟随我们在农村接受了四年多再教育。他们一年多以前刚刚回城，可是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又被下放了。我们束手无策，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前途也茫无所知。我们只能自我安慰说，全国千百万青年人都面临同样的命运。两个大孩子一走，家里两间小屋子突然间显得空落落的。一村放学回家也不大开口，常常埋头看《西游记》或《三国演义》。我有空就重读英国史家吉朋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抚今追昔，有时不禁哑然失笑。怡楷难得有空，一有空就打开她喜爱的《师主篇》读几页。
教育革命的一个新花样叫做“开门办学”。大学师生每学年要花好几个月走出校门，去“和工农兵相结合”。第一学期，我和班上的二十名学员被派到市内光华玻璃厂“学工”。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将一篇厂史翻译成英文，作为今后的教材。然后，我每天花几个小时坐在一台生产热水瓶胆的回旋机器旁边，从中挑出残品。运气不错，我的收获很大，要不然我可能会因“未完成任务”受到批评。
第二学期，我在繁昌县郊外的一个仓库兵军营呆了好几个星期，那里有许许多多散布在山区的军用物资仓库。我和学员一起“学军”，不过由于年纪大被豁免军训。我们参观了一座由一名“模范仓库管理员”负责的仓库。他响应“伟大领袖”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熟悉每一种物品所在的位置，必要时几秒钟之内可以在黑暗中找到某一件物品。我们参加会议，听团长向全体官兵宣读最新的军法审判文件，进行军纪军法教育。边疆某建设兵团团长和政委联手强暴全部下放女知青，被处极刑的案件，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各地下放女知青受到性伤害早已不是新闻，但是这两个军中败类的罪恶行径却是我们接受再教育中新的、难忘的一课。
后来，我又有机会带一个毕业班学员到泾县一所公社的高级中学进行教学实习。一到公社，我们受到分管文教的副书记热烈欢迎，原来他是安师大政治教育系毕业生。邱书记身材高大，性情开朗，马上表示要尽快抽空下去看望母校来的老教师，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学校的校舍是一座破败的寺庙，周围是种着茶树的梯田。一块“大雄宝殿”的匾俯视一个空荡荡的大堂，原先住在这里的菩萨、罗汉被“扫四旧”的铁扫帚扫地出门，如同基督教的上帝的命运一样。
邱书记“一诺千金”，果真在下一个星期六就光临了。全公社唯一的高级中学的中年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照例为年轻的顶头上司举行家宴，我也有幸应邀参加，因为校长把上级的临幸归功于我。邱书记听说我有肝病不能陪他喝白干，他哈哈大笑，一口干了一杯，接着说：“我最近肝炎刚好，医生也跟我那么说。我做的恰恰相反。跟医生对着干，巫老师！”全桌的人都笑了。其他客人包括副校长、大队书记和副书记。酒足饭饱之后，好客的校长问他的贵宾；“明儿个是想爬山还是想钓鱼？”年轻的书记回答：“跟你说实在的，我的手痒，早就想打麻将。可是，现在哪儿找得到一副他妈的四旧呢？”书记十分清楚，早在红卫兵破四旧之前，麻将就已经被宣布为腐朽的地主和资本家们邪恶的玩意，麻将牌一律被没收或者当众焚毁。没料到，大队书记却有出乎意料的好消息。“太巧啦！在破四旧运动中，我从两个老地主家没收了两副麻将。它们一直被扔在大队部楼上。我们肯定可以从两副牌当中拣一拣，凑凑足一整副。”邱书记大乐。
第二天早餐后，邱书记约我一道溜达到大队部，那是一座老地主的房子，两层楼的木结构，顶板高，柱子粗，在这个地区常见到的。大队书记领着我们上了空荡荡的二楼。我跟在两位书记后面，来到地板上堆着麻将的角落。我们三人一起围着一堆四旧蹲下，分别按花色搭配。没花多少时间我们就凑足了一副一百三十六张的麻将牌。大队书记把牌放在一个布口袋里，提在手里，陪同我们回到校长家。邱书记急不可耐地要上阵。方桌拉出来，四张椅子摆好，我们四个人，三位书记、一个牛鬼，就打起麻将来，一圈接一圈，直到校长爱人做的午饭上桌。我有二、三十年没打过，牌艺荒疏，一牌也没胡。幸而好，我们没赌钱。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又回到牌桌，一直打到另一家准备的晚餐上桌。年轻的书记在牌桌上大显身手，兴高采烈，在饭桌上继续跟他的医生“对着干”，一杯接一杯和另外两位书记干杯。晚餐后，他还想再上牌桌，无奈他连路也走不直了，只得作罢。一天下来，我有个感觉，文化大革命快闹完了。正如“伟大导师”所爱说的：“事物走到极端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