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一滴泪(46)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床,先背着小蛋把他送回家,再背上还没完全睡醒的一村,肩上挎着个小包,一手提着个旅行包,一手从后面搂着一村,他双手搂着我脖子。我得走十里地到西埠搭公车去县城,换长途汽车去含山县城,再上火车去合肥。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沉重地跋涉,如同八年前背着一丁去清河劳改农场探监。一村一个月前刚满六岁,正好和一丁那时候一样。我们的恶梦难道没个头吗?我走一段路就得坐在路边歇一会儿。一村完全醒了之后,他就自己走了。走到一半,我们发现前面的小桥被洪水冲掉了。缺口上面搭了一块窄窄的长木板,下面流着汹涌的洪水。我没能耐从木板上走过去,更甭提带着一村和旅行包了。

我在路边坐下,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我非得向前走不行,可是怎么走呢?这桥什么时候才修得好?我可等不及啊。过了一会儿,我看到老张、和我同时下放的一名党员干部,沿着公路朝我们走过来,我想这可好了。我马上站起来招呼他。“老张,你得帮我过这个大缺口。我女儿在合肥病危,我得赶去看她。情况紧急,请你帮我的忙。”他对一村和我的旅行包看了一眼,摇摇头说:“对不起,李怡楷,我帮不了你。我要赶公共汽车去和县接我女儿。”说着就掉头走了。又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农民走过来,我迎上前去。“大哥,你能帮我和小家伙过到对面去吗?我急着要去赶公共汽车上县城。我女儿在合肥病危,我要赶紧去看她。”他马上就说:“没问题。你肯定是下放干部。女儿病重,妈妈还在这里,真作孽。路又冲断了,你哪里碰上过这种事。我先把小家伙背过去。再回来拿包。最后再接你。”一村和旅行袋到了对面,他又回来伸出一只手给我拉着,领我走过去。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说:“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我住在高庄。有空来玩。”他说他是本大队王庄人,帮我这点小忙是应该的。

我们又走了五里路才到西埠,眼睁睁看着人家拼死拼活挤上开往县城的公车,望车兴叹。从西埠到县城还有二十里路,天气又很热。但是我别无选择,脑子里总在想一毛快死了或者已经死了。一村勇敢地和我朝着县城走去,脚上穿着黑塑料小凉鞋。我们走一段路就坐在路边上树荫里歇息,好不容易走到十里铺,离县城还有十里。一村实在累得不行了,我拦住一个农民拉着一部空板车朝县城方向走。他听我说了我的困境之后,就让我把孩子和旅行包都搁在车上,我跟着车走。等我们走到和县汽车站,已经是下午,所有去含山的车票都卖光了。我硬着头皮向一个售票员苦苦哀求,他终于卖给我一张站票。等我们到了含山,天已经黑了,赶紧走到火车站。九点钟我们才上了去合肥的慢车。一村马上就睡着了。十一点多钟火车才到合肥。我是最后一个出站的,背上背着瞌睡的孩子,手里提着旅行包。公共汽车早已没有了,眼前也看不到一部三轮车。

我坐在路边,又不知怎么办了。附近没有旅馆,即便有我也住不起。正当一村在我怀里入睡,我看见一部三轮车朝我蹬过来。我急忙向蹬车的打招呼。“同志,请你帮忙。”我喊道,心里明白没有一个蹬三轮儿的会愿意在这个钟点老远地去郊区。“请你帮忙送我和我小家伙去安徽大学。有紧急情况。”“哦,不行,我不去。”他摇摇头。“太远,太晚了!”

“请你帮忙,我求求你。我女儿病危,一个人呆着。所以我才从含山坐夜车赶来。如果我坐在路边上过夜,这小家伙也要冻病啦。我在争取时间,请你帮帮忙。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革命队伍里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现在需要你帮助。”

“毛主席话当然不错,可是你出多少钱?”

“两倍,三倍,你觉得辛苦一趟该付多少就是多少。”

我坐上车,怀里抱着一村,脚下放着旅行包。光着上身的三轮车工人飞快地蹬着车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只有行人道上有人睡在凉床上。午夜以后,我们穿过一条近路去大学,过去我在白天也回避的地方,因为那儿有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太平间和医学院的解剖室。周围有死亡的阴影;我紧紧地搂着一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为我可怜的女儿祈祷。等我们终于到达安大,大铁门已经锁上了。我放大了嗓子才把门卫叫醒。蹬车的不肯蹬进去,我只得又背上一村走到幼儿园。

值夜班的阿姨被我叫醒,懒得多话。她让一村睡到地板上他的老地方,让我跟他睡在一起。在一毛睡的褥子上,我看到她的一只红布鞋和她喜欢的洋娃娃,从这里可以看出她被送走时一定很慌张。也许她再也不需要它们了。我来得太晚了吗?我再也止不住我的眼泪。我又累又困,可是我一会儿也没睡着。我只愿天早一点亮。

一村还在熟睡,我已经走到三里路外解放军105医院了。问讯处的女护士吃惊地问我:“你来这么早干什么?我们八点钟才上班。”听我说明情况后,她就到住院登记册上找一毛的名字,找了几遍也没找到。我着急了,难道她已经不在了吗?一名护士领着我从一个病房找到另一个病房,还是找不到。我更急了。最后,她说既然当初诊断为大脑炎,或许我应当到隔离病房去看一看。那儿的病人登记册上也没她的名字。护士长允许我自己挨着病房去找。快走到最后一间时,我看到安大幼儿园的一个阿姨站在门外。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李老师?”她绷着脸问我。“你女儿多少天来高烧不退。他们还没查出来她害的什么病。幼儿园派我来照顾她,等你来。我还得假装是她母亲,要不然医院就不收她。现在你自己进去看看吧。”

一看见我女儿,我就忍不住泪如雨下。一毛已经不是本来那个漂亮的小姑娘,而是瘦得皮包骨,憔悴的小脸烧得通红。我拼命控制自己的感情,轻声说:“毛毛,妈妈来啦。你觉得怎么样?”她惨淡地一笑。“妈妈,我一天一天数着日子盼你来。我想有九天或者十天了。我真开心你来了。哥哥弟弟怎么样?”她没烧到讲胡话,还那么镇定,我稍微感到宽慰。一个性格坚强的小姑娘,我女儿。“村村跟我一起来了,回到幼儿园。哥哥在香泉上初中。你放心吧。”她又问我:“你想爸爸能来看我吗?”我的心一揪,我自己发高烧他不是也不许回家看我吗?我只能说我试试吧。接着又问:“妈妈,我托王祖鑫叔叔带给村村的麻饼和桃片,你收到了吗?”她的头脑这么清醒!“收到了,早就收到了,我没能写信告诉你,因为邮政被洪水切断了。”

这时候,一位军医来查病房。他一看见我就问:“你是谁?你在这儿干什么?”没等我回答,一毛就说:“王大夫,这是我妈。她下放在和县,刚从那儿来的。”王大夫露出困惑的表情。“又出来一个妈?另外那位女同志是谁呢?”我接着说明情况,澄清了混乱。王大夫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一毛的病史。安医怀疑她患大脑炎,但后来在这里做的检验结果是阴性的。他们又根据几种假设,做了一系列检查和化验,先后排除了疟疾、肝炎、流感、肺炎。目前的意见是伤寒。她对最近的滴注的反应好像好一些。王大夫并不悲观,但是他拒绝提出愈后。

一毛入睡以后,我急忙回到幼儿园,安排一村的食宿。我又抢时间跑去找工宣队领导,请求他们准许宁坤来医院和我共同看护女儿。我的请求遭到断然拒绝。我回医院之前,先去市区给一毛买了半个西瓜,她说过很想吃。可是她尝了一口就推开了,我看了很着急。幸好从我来到之日起,一毛的体温开始下降。同时,多天来第一次大便。我端着便盆去处理传染病人粪便的小屋子倒大便,在低矮的过道里一头撞在房顶。头顶隐隐作痛,我也顾不上去理会。过了两天,实在痛得厉害,我就跑去找一位护士。她以为是头痛,让我看内科。我说是头顶上痛,她扒开头发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黑铁丝做的发卡嵌进我头皮去了。她拔了一下拔不出来,因为卡子和头发、血块纠缠在一起。她用水浸湿,然后才慢慢把卡子拔了出来。她说伤口已发炎,再晚一点就会出大问题啦,她奇怪我怎么会那么麻木。

一毛先开始吃一点流体食物。一周之内,她的体温恢复正常。她又能吃固体食物了。发烧的红晕一退,她的小脸苍白干枯。为了让她早日复原,我知道必须给她吃一些滋补的食物,这在医院是办不到的。她身体又太弱,暂时还不能跟我到高庄去住。她必须出院在合肥住一段时间,补一补身子,逐渐复原。

安大招待所答应给我一间客房,住到一毛能和我回家。她出院之前,出院表上“最后诊断”一项空着没填写。我问王大夫怎么回事,他说实在无法确诊。由于他们诊断的手段有限,我觉得这可以理解。我想,要给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作一个确诊,那就会更难啦。可是我说总不能什么也不写。踌躇了一会儿之后,他写下“病毒感染”。

我借了一部板车把一毛拉到招待所,路上碰到的一个熟人看见她满面病容就问我是否送她去住院。到了招待所,发现对门住的是俄语老师吴老夫妇。他的“狗叛徒”罪名早已清除,但作为退休后返聘的“临时工”,他也被解除合同,等着办手续回九江老家。他们十分热情地让我们用他们的煤球炉和炊具,甚至粮食。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同志间的温暖。大概牛棚里患难与共的经历加深了他对宁坤的友情。住在我们隔壁的是沈瞎子,他从乌江押解回来后就住在这里。原来那次“宽严大会”上的宣判只不过是一场“逼供信”的演出,无奈顽强的老人实在无罪可认,而那些生杀予夺的头目又死不认错。于是,他也在等着办手续回安庆老家。他是个孤苦伶仃的老人,还得等一个侄女千里迢迢从贵州赶来,送贫困潦倒、双目失明的伯父还乡。因为公用厕所是在过道的尽头,双眼瞎的老人上厕所必须经过我的门口。不只一次,他摸进了我的屋子。有一次,他的拐杖捣翻了我在对面吴老家的煤球炉上给一毛热的牛奶。他知道我是谁之后,就说宁坤在牛棚里对他很好,他祝愿宁坤比他幸运一些。我说:“沈老师,您的情况也会好的。”他说:“我?我不值得再活下去啦。我现在要叶落归根,一死了之。好了好了。我再也不用挨打挨骂,受苦受难啦。”我不忍再看他零乱的白发下绝望的眼眶了。我心里想,“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他一定会想到这两行诗的。很久以后,我才听说,他还乡以后不久就因严重内伤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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