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一滴泪(43)

从安大到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不过三百里路,我们走了整整一天。破旧的卡车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颠颠簸簸,震得我全身酸痛。我时睡时醒,每次脑袋撞在玻璃窗上,司机就叫一声:“别把我的玻璃撞碎!”一丁脑袋靠在我肩上一路睡了过去,直到司机猛一刹车把车子在一个村子口上停下。我可以看见男男女女在远处稻田里劳动。司机走出驾驶室,向他们挥手,大声叫喊:“快来啊,接收你们的下放干部!”

几分钟之内,男男女女的社员就一窝蜂沿着从村子到公路的小道飞快地朝着我们走过来。为首的中年男子敲着一面破锣,他身后一个小青年打着一个小鼓,另一个敲着一对钹,显然是为了对下放干部表示热烈欢迎。一群半裸的小孩子光着脚跟在大人旁边,一面笑,一面喊:“下放干部!下放!下放!”离我们还有十来尺远,走在前面的中年男子嗄哑着嗓子喊道:“搞什么名堂?我们只听说有人要下放到我们生产队,可还没日子。怎搞,欢迎吧,可教我怎么办呢,这么多行李,还有个大孩子!我是队长。我叫李庭海。”

他身后一个年青妇女插话说:“就叫他老螃蟹。我们大家都这么叫。你看他像不像一只横行的螃蟹?”

“你住嘴,你臭奶们子!”老螃蟹转过身去,举起拳头吓唬那个女的,手里攥着一张纸。“看见这个没有?《公安六条》!你们谁敢跟我捣乱就符合《六条》当反革命抓起来!”大人孩子都放声大笑。

“我是安徽大学的李怡楷。”我边说边向他伸出手去。“我下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我大孩子一丁。我把他弟弟和妹妹留在学校,以后去接他们。从现在起我在你的领导下生活和劳动。”

“我的妈啊,三个孩子吃口粮!生产队咋养得起?可你已经来了,我怎么也得让你住下。一个奶们子带这么些东西,有钱的城里人!都过来,大家动手,把她东西搬到公房去。老李,公房就是你的新家,等给你盖好房子再搬。”说着,他就领着我走进村子去看我的新家。这位队长身材短粗,眼有血色,走起路来横七竖八,真有点像只大得可怕的螃蟹。

公房是一间用土墼盖的小茅屋,屋顶上竖着一根斜塔似的烟筒。老螃蟹一脚踢开了门,我跟着迈进黑屋子。苍蝇蚊子扑面。一股尿、牛粪、发霉的粮食、和耗子屎的臭气扑鼻。老螃蟹点了一枝烟。我咳嗽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可以看出屋子里一半堆满了犁、耙、大掼桶、尿桶、耙子、种子、化肥。一座烧草的大灶占了屋子一角。队长指着这堆东西对我说:“你得忘掉城里的舒服生活,跟它们在一起住下来。我喊两个小青年把这些农具堆在一边,再帮你把屋子搞干净。你给他们带香烟来了吧?”我说没有,他显得很失望。“带酒了吗?”他又失望了。

两个小青年,一个叫小黑子,一个叫小水子,要帮我把半间公房变成一座私宅。我很快就懂得村子里几乎人人都有个外号。小黑子得了这个名字,因为他生得比别的男孩都黑。小水子出世那年村子里闹过一次小水灾,他的姑表哥、队长的儿子,就叫大水子。他们两个都是体魄健壮的小青年。他们不抽烟,称呼我李大妈,一开口就脸红。他们马上就跟一丁交上了朋友,三人一起把农具、种子、化肥推到屋子的一边,清除了成堆的垃圾。只放得下学校减价卖给我的木架双人床。我们新婚时买的一对单人床,拆散了打成捆的,就靠在墙上。木箱、皮箱、纸箱也靠墙堆着。小书桌靠另一面墙放着,还有一条长凳、两张方凳,这是学校减价卖给我和三个孩子坐的。椅子是不许买的,工人师傅问道:“贫农坐椅子吗?”等到半间公房收拾得差不多,老螃蟹闯进来了。“好得很嘛。你瞧,我们照顾你们下放干部。”他说。“你还需要什么?尽管开口,老李。你跟我都姓李。我俩是兄妹。”

“谢谢你啦,李队长,你很帮忙。我确实需要一点东西。我们离开安大以前,领导上说一到生产队保证‘四有’。有干净房子住,有大米白面吃,有干净水喝。所以我没带大米、面粉。我能跟你或者生产队借点儿米吗?”

“老李,你跟你哥讲笑话!新米还没收割,陈米早就吃光。我是借了米给我家奶们子和两个小子吃。明儿个你可以去西埠一趟,拿粮票到粮站买米。今儿个嘛,你只能克服啦。水嘛,这前塘的水尽你喝。小黑子,去给老李挑一担水来。”

说完站起来要走,他看到了两捆拆散的单人床,眼睛一亮。“这是什么?单人床!太好啦!老李,你用不了这么多床。借一张给你哥。我儿子大水子正需要这个。小水子,把床扛到我家去给你表哥睡。他一定爱睡的。你需要什么东西,直管跟我说。毛主席在中国有绝对权威。我李庭海在高庄有绝对权威。我是生产队的唯一的党员。我就是党。你和我可以合得来,李大妹子,只要我们两个互相了解,互相支持。”

太阳快落山了。我又累又渴,比饿还难受,但是我一定得找点东西喂我挨饿的儿子。我想起了我两天前买了配给的一斤绿豆。我翻纸箱找绿豆,一丁就动手升煤球炉子。炉子上热气腾腾的水壶不仅引来了邻居家的小孩们,连他们家的大人也拎着破篾壳暖瓶来灌开水了。邻居们都羡慕我。他们一年分到的稻草勉强够烧一天的三顿饭,开水就成了奢侈品!一丁和我喝完绿豆粥,又把所有排队的暖瓶灌满。然后我用一点热水在我带来的大木盆里洗了个澡,一丁就跟着小黑子和小水子到后塘去洗澡了。

邻居们一吃完晚饭,洗过凉水澡(男的在后塘,女的用木盆),就陆续到公房前面的小块空地来看看新来的下放户,各人自带小竹椅或小板凳。他们的问题可不少。第一个是:“你怎么会是一个人下来?你男人呢?”

我哪能告诉他们我男人还关在牛棚里,那样一来我在这些新邻居当中马上就会成为准敌人。他们又怀疑我是否离了婚的,或是根本没结过婚,或是男人在劳改。“我们结婚十五年了。我还有两个小孩留在合肥。等我安好了家就去接他们。我爱人还在乌江公社劳动,安大还有不少人在那儿。领导上会决定什么时候让他下来。”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的工资不高。过去我的工资是每月五十九元。到了乡下,我每月少拿两块钱。”“我的妈!一个奶们子一个月挣这么多钱!我们农民可真穷。我们一年要等到年底才能见到现钱,还得挣够了公分。一半人家,辛苦一年下来到秋后算帐,倒欠生产队口粮柴草钱。你,一个奶们子,每个月拿五十七块现钱!”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人会羡慕我的低工资,而现在这些善良的农民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可恨的剥削者。

“我得养活三个孩子啊。”

“那你的男人呢?他挣多少?”

“他过去挣的比我多,可是文革当中调整过工资。”

“你要不想告诉我们就别讲。你为什么被下放?”

“响应毛主席号召嘛。”

“别糊弄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错不了。可是孙堡街上的明白人说:‘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大多数人都能留在大学和城里,对吧?我们就是不懂。”

他们的问题都是直截了当,意料之中的。一个妇女带着孩子突然从天上掉了下来,好像一个石子被一个顽皮的孩子扔进村子的水塘,打扰了他们生活的平静。他们声音里毫无敌意,只有无邪的好奇。他们令人松心的坦率几乎使我感到“宾至如归”。

第二天一早,我饿醒了,面对我们的新生活,百感交集。“难道这就是我和一家人被注定要在其中度过余生的世界?”一切似乎还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却无从逃避老螃蟹和他安插我们住的这个家这一离奇的现实。不管怎么样,我现在的命运就是顶住半边天,和这个新世界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打交道。我到十里外的西埠区市镇去了几趟,买粮食和在乡下的生活必需品,包括葫芦瓢、扁担、拨火棍、大扫把、和两只水桶。我能从革命之火的洗礼中拯救了我们那辆英国自行车,真是天大的幸运,否则我现在就寸步难行了。一丁很快就学会从前塘挑一担水倒进大水缸。我也学会了用大灶的大铁锅烧饭,虽然眼睛给烟熏得流泪。我得尽量节约用煤,因为以后没处买啦,但是还不时烧开水给邻居家灌暖瓶。有一天,我在煤球炉上用一个大钢精锅蒸馒头,给他们看见了,当然后来我也得给他们一家一家的做。

全村十八户人家平均分住前高庄和后高庄,两个小村相隔几百尺。晚饭后,我轮流到各家串门儿,逐渐认识了各家各户的大人孩子。老螃蟹一家住在后高庄一座破烂小茅屋。邻居说,如果他没有把钱都花在酒和烟上,他完全可以给家里人盖一座好房子住。一座孤零零的极小的茅屋里住着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大家叫他“小五保”,因为在1960年那场饿死了全村一半人口的大饥荒中,他父母双亡,他的衣食等等五种基本需求就由生产队保证供给了。

我住在前、后高庄的交界处。我的紧隔壁邻居是孙奶奶,她寡居多年,生产队的三条水牛有一条归老人喂养。她的儿子基升,外号黄鳝篓子,壮得像条小牛,偶尔发脾气就动手打他那非常温顺的妻子。他们有一个病态的三岁的女儿,叫小兔子,还有一个还没起名字的男婴。全村年纪最大还下地的是孙开道,他是孙氏家族的族长,人人尊称“三老爹”。他不但是三名犁田手之一,而且担负“看水”的重任,因此大家又戏称他“水利部长”。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基贵,小的叫“小蛋”。基贵十六岁,在农村几乎算成年人了,却比六岁的弟弟更天真幼稚。我还没见过他的面就听到他的丑名了。他也许是全村长得最漂亮的小伙子,可是女孩子们都躲着他,因为他时常从她们身后拽她们的大辫子。也许也是全村最壮的小伙子,他挣的工分却比别的小青年少得多,因为他什么农活也干不好。他是家里的败家子,全村的笑柄。全村的大人孩子,连他父母和小蛋也在内,都当面叫他“孬基贵”,或者干脆就叫“孬子”。每逢邻居有人告他拽了谁家大姑娘的辫子,到谁家屋里偷了吃的,摘了谁家菜地里半熟的西红柿、黄瓜,他爹唯一的对策就是把他痛打一顿,或是用粗绳子把他五花大绑关在屋里。他每次作案都是被当场抓住,因为他从不躲躲藏藏。

孙开道家隔壁住的是小黑子和他妈、继父犁田手王学贵、和同母异父的妹妹。他们家紧邻是小水子和他爹妈,他姑妈“老棉胎子”嫁给了老螃蟹。再过来住的是小水子叔叔、副队长陈安友一家,他八岁的儿子“尖嘴猪”以擅长小偷小摸闻名全大队。村子入口处有孙家另一户住着一栋新盖的砖瓦大屋。

有些邻居把鸡蛋卖给我,有时他们也拿到大队的小店去换盐、碱、针、线之类的日用品。我接受老螃蟹的提示,买一些中等价钱的香烟放在家里,于是男社员们就来串门儿抽枝烟。老螃蟹,不用说,是常客,一天几次来抽烟。而且,没过多久就开口向我借几块钱,答应“明儿个就还”。我并不感到太意外,但是仍然很气恼。虽然我也很拮据,几块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就像讹诈。然而我也不敢拒绝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样用他的“绝对权威”来对付我。不成,我得罪他不起。我把几张一元票子搁在小书桌上,他急不可待地伸手抓起,他两只血红的眼睛发亮。我很快就明白,“明儿个就还”只是借钱不还的一种说法。

一丁好像喜欢他的新朋友和新环境。他和其它小青年一道在后塘游泳,在暗淡的小油灯下和成年的男社员下象棋。他教大家唱革命歌曲,给他们讲孙悟空的故事。按照村子的风俗,他们也给他起了个外号,“金猴”。每晚讲完孙猴子历险的故事,他就领着我去作另一种冒险:在水田之间的田埂上捉萤火虫。一丁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这些长翅膀的小生物,用牠们身上闪闪发光的魔灯照亮黑夜,使他心醉神迷。他把萤火虫装在一个小玻璃瓶里,带进蚊帐,然后藉助它们闪烁的光捉蚊子。那些魔幻的小灯给他照亮了什么喜悦与惊奇的幻想?听到我儿子发出无忧无虑的孩子的欢笑,我感到满心温馨,但也更让我感到他爸爸和弟妹不在我们身边的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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