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过了几个星期，校管的大牛鬼奉命回本单位接受管制。冒教授、孔教授、和我走到离镇四、五里路的南庄生产队，住进外语系的“牛棚”。这所砖瓦房的女主人金大妈的前夫是富农成份，虽然早已去世，而且她也改嫁了一个老贫农，她却仍算富农。革命师生，主要是十几名俄语一年级学生，都住在贫农家里，“牛鬼”就都住在全村唯一的富农家里。凑巧也只有这一家有一间大屋子容得下十二名牛鬼。“牛鬼”组长是一位俄语教师，本来是个积极分子，由于历史问题也被圈了起来。铺着稻草的土地上已经有九名“牛鬼”的铺位，组长把我们新来的三个插在他们中间，每人铺位不到一米宽。两名红卫兵睡在厨房里一张竹床上，正对着无门的“牛棚”，就近看管。我们每天清早首先列队走到村子中心的“忠字墙”，墙上绘有“四个伟大”的巨幅肖像。十二人在墙前站成一排，大声背诵集体认罪书，恳求“大救星”宽恕，并保证彻底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牛鬼”和革命师生在同一个伙房用餐。做饭的是学校学生食堂的一位中年男厨师，胖得流油，烟不离口，每天有两名“牛鬼”帮厨。他用一个长柄大勺从大铁锅里把菜舀到我们碗里。可是，每餐前，人人都得先向毛主席“请示”，对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鞠躬，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吃完饭后，再回到像前“汇报”，高呼“毛主席万岁！”
南庄有二十多户人家。由于地理位置好，水稻旱涝保收。小山上还有一座桃园，每年可以收几百斤大甜桃。另外，每年养几百只鸭子，中秋节前后就沿江而下赶到九十里外的南京去销售。全村绝大多数人家都是贫农，只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大家笑称“地主”，因为他父亲当年是个地主，“解放”后被镇压时他还是个小孩。正是这名“地主”被共产党员生产队长委以统率鸭子大军的重任。娄队长四十来岁，身材短粗，话不多，受到全体社员的敬爱，因为他有能耐保证他们有较好的收入。他尊重打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旗帜下来的工人师傅，常和他们一起喝酒。有一次，三杯下肚，工人师傅老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问他怎么能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一个“地主分子”。队长直截了当地答复了他：“他在行，干得好。”他对大学来的人都很客气，不管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每逢红卫兵为生产队举行“牛鬼”批斗演出，他应邀发言，就批评挨斗的“牛鬼”不重视农民的艰苦劳动。“你能吃你在一张纸上圈圈画画的字吗？”他总这么问，挨斗的也总回答说“不能吃”。但是，尽管他的儿子如果上工可以和其它小青年一样挣钱，他却坚持让他继续上学，好学会“在一张纸上圈圈画画”，因为他自己由于不识字上过当、受过骗。
社员们不明白大学的师生所为何来，因为他们好像啥也不“干”，尽管工人师傅和红卫兵一再宣称他们是来进行教育革命，同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每次大会上都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和“贫下中农万岁！”的口号，但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贫农，以讲老实话闻名的，却对红卫兵说：“万岁”得好！谁能让一朝又一朝皇帝坐金龙宝座，又让你们小少爷们闹革命，若是没有世世代代的农民“万岁”？有些红卫兵在背后骂他“思想反动”，但是他们拿他没办法，因为他们下来是向贫农学习的。
农历新年快到了，社员们忙着准备过年。本村的裁缝挨家挨户给孩子们做花花绿绿的新衣服，屠户给每家杀一口猪，石磨日夜不停地磨黄豆做豆腐。孩子们欢天喜地地玩闹，嘴里嚼着新做好的花生糖、芝麻糖、炒米糖。家家户户大门上贴上了写在红纸上的春联。文革以前，人家往往选用吉祥如意的对联。现在报纸上推荐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春联。我们的女主人不识字，又不放心自己的阶级成份，找我给她选一副无人可以挑错的。为了让她放心，我选了万无一失的口号“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又请冒教授用他那精湛的书法写在红纸上，再贴在大门上，也许可以辟邪吧。
与此同时，据说为了严防阶级敌人在节日期间捣乱，红卫兵不时举行批斗“牛鬼”大会，打乱了社员们准备过年的热闹活动，也更加衬托出我们贱民的处境。春节前几天，怡楷来看我。她住在邻近的生产队刘庄，每月一次来送生活费，这时候已减到十五元。她告诉我，有规定，节日期间，每系可以放一名有孩子留在学校的女教师回家过节。我们的三个孩子都留在学校，举目无亲，她认为她最有资格回去一下。但是，这个机会却给了“小辣椒”，她的两个孩子有她母亲住在一起照料。她叹了一口气：“政治挂帅，连这件事也不例外！”
然后，她给我看一丁写来的信，是用铅笔写在一张从笔记本撕下来的纸上的。他的字体比蝇头还小，密密麻麻，我仔细琢磨了一会儿才看明白。原来他等我们走了一周之后才有机会回家。不料学校已经派人用一根大钉子把大门钉死，据说是怕小偷撬门。幸好邻居有人在家，他们家的凉台和我们家的相接，他就从邻居家翻凉台过去。一进门，他就发现妈妈特地从市内长江饭店为他们买的小蛋糕都坏掉了，他只好忍痛扔进垃圾箱。又过了三天，他再回家，哪知道更坏的事情在等着他。屋子里满地是水，是从楼上人家流下来的，他们白天外出忘了关水龙头。他好不容易才把水扫到楼梯上。然后，他一个人，使出吃奶的力气，从床底下把几个泡在水里的重箱子搬到了床上。他又用洋灰在大门口外面筑了一道小小的防洪“堤坝”。一丁这时刚十三岁，身材矮小，不过是个大孩子，却被时代“逼上梁山”为父母分忧了。
他又讲了幼儿园里的情况。厨师刘叔叔让他帮厨，给他一些额外的东西吃。妹妹和弟弟都很好，只出过一个小事故。也不知是吃的东西不合适，还是夜里着了凉，一村夜里拉肚子，把床单和褥子搞得一塌糊涂。阿姨骂了他一顿，吓得他直哭，又让一毛把床单和褥子抱到废弃的游泳池去洗。褥子在水里变得很沉，一毛被拽下水，幸亏有一个过路的人把她救出。不过，现在都好了，妈妈不用烦心。怡楷被这小事故吓了一大跳，就把信拿去给工宣队师傅看，满心以为她有充分的理由在节日回家一趟。“你能想象那家伙看过信说什么吗？”她激动了。“他说：‘李怡楷，你听我说。你儿子确实把家庭琐事给你写得很详细，但是没有一个字讲他怎么学习毛主席著作。最要紧的事，不是和他们一起过年，而是在他们脑袋里装满毛泽东思想。’第二天，他自己就带着几只活鸡过江，回马钢和家人一起欢度春节去了。”
一丁的另一封信也使我们捏了一把汗。“楼下邻居吴阿姨也和你们一道去乌江了，留下两个男孩让老人带。老人不识字，所以吴阿姨有信来由我念给他们听，回信也由我写。后来有一个同学对我说，‘吴阿姨已在乌江被揪出来了，是历史反革命，而你还为他们家通风报信，家属委员会已经提出你的问题了。后来我就没再去过吴家念信写信。妈妈放心吧。’”天哪，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差点儿也会掉进“无产阶级群众专政”的虎口！
春节过后，社员们开始准备春耕生产。我们上午下地，和社员们一起劳动。下午政治学习，为“落实政策”做准备。红卫兵和工宣队师傅们不时找我们单独谈话，或是在会上告诫我们要“竹筒倒豆子，彻底交代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重复到让人作呕的程度。
四月的一个雨天，我们被领到镇上的旧戏院参加全校大会。一个破败污秽的场所给安大的师生员工挤得水泄不通。舞台上方挂着一条大红布的横幅，上面有用墨笔写在八张正方形白纸上的特大号大字：安徽大学宽严大会。军宣队头目、校革命委员会主任主持会议，首先宣讲“在当前政治运动中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百多名牛鬼蛇神已经被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群众揪了出来。”他宣称，举行宽严大会将把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证明党的政策无比英明正确，最后号召罪犯走坦白从宽的生路，不要走抗拒从严的死路。
接着，工宣队头目宣布四个从宽和从严处理的名单。从宽处理的第一人是化学系助教、牛鬼大队王大队长。反右运动中，他在复旦受过批判，但并未划为右派，后来由于人事工作中的错误，他被误认为右派，应予平反。据称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从宽处理的第二人是老党员、副校长。他在学生时代被国民党警方逮捕，曾供认自己的共青团员身份。这是个早已处理过的陈年旧案，本人也从未否认过。他的宽大处理包括：从行政九级降至十八级，重新分配到数学系当行政助理。从严处理的第一人是老党员、孙教务处长，和我有“同棚”之谊。他早年参加革命也有被捕的遭遇，现在人家拿出一张国民党时期的旧报，上面有一份被捕的共产党员退党的声明，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和他的一样。他一直矢口否认他当过叛徒。他的处分是撤消原职务和行政级别，每月发生活费三十元。
这时候，工宣队头目大声吼叫：“把反革命敌特带出来！”全场骚动，大会进入高潮。两个武装的彪形大汉把一个剃光了头的小老头子推到舞台中央，老人低着头。一个大汉喊道：“抬起头来，沈瞎子！”我一眼看出，从上次在校园里的批斗会以来他衰老了许多，我的心往下一沉。随即我听见工宣队头目宣读他的罪行和对他的判决书。他的罪状包括：1、1937年为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2、文革期间疯狂反扑，多次张贴小字报抵赖自己的罪行。由于反革命敌特顽固不化，判处劳动改造五年。工宣队头目问他：“你认罪吗？”沈讲师摇摇头说：“不，我没有犯……”没等他把话说完，观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吼：“打倒沈瞎子反革命！”武装的彪形大汉一面往他手里塞一枝钢笔，一面说：“不管你认罪不认罪，你在逮捕证上签字。”瞎子尖声喊叫：“我不签字。反正我也看不见。”武装大汉一把抓住他的右手，把食指按进一盒印泥，然后捺在逮捕证上。革命师生员工又喊了一阵口号。宣判后的罪犯被武装大汉拖下舞台。
我跟着拥挤的人群慢慢走出了会场，看见沈瞎子在雨中孤零零地站在外面一辆卡车上，等待被押回合肥和任人摆布的厄运，俨然是对那些把他推入这个深渊的力量的无言的谴责。革命师生、工宣队、军宣队熙熙攘攘从他身旁走过，有说有笑，仿佛刚看完了一场轻松的演出，现在该去小馆子饱餐本地风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