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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泪(34)

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在全国范围内闹得乌烟瘴气,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伟大领袖”下令,由解放军和工人分别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学和中学,领导革命。1968年春夏之间,在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下,两派形成“大联合”,加强对阶级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文革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名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深挖阶级敌人,一一打入另册。

各系红卫兵随时通过广播大喇叭勒令被点名的牛鬼参加劳改。外语系红卫兵首先揪出冒教授、孔教授、“狗叛徒”吴老和我。孔教授夫妇的女儿贴了一张大字报,指控她父母是“反动派”,因为他们开后门让她进了外语系上学。冒教授的儿子勒令他每天劳改回家后在毛主席像前面低头认罪。其它各系相继效尤,被揪的范围从反动学术权威扩大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即党政领导干部和各系系主任。我竟然官运亨通,又当上了外语系牛鬼小组长,这时候我的小组已有十多名组员,其中包括李主任和党总支郭副书记。

李主任十几岁参加东北红军,后来转战抗日和国共战争的战场。他一向以响当当的老革命自居,体内还有一颗日军的子弹,压根儿没拿红卫兵当回事儿,而把他们的所谓革命行动看作党中央内部周期性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不料1968年5月16日,这位老红军突然之间发生了猝变。那天是标志文革正式开始的“516”通知发表两周年,安大造反派为了表示庆祝,下令全体牛鬼从早到晚整天劳改。下午,外语系小组全体人马在学生宿舍前面劳动,李主任跟我打了个招呼,说身上不舒服,就坐到路边嗑瓜子儿,后来随便说了一声“老巫,我先走啦,头疼,”就提前下工了。等到我们收工把铁锹和锄头送回工具房,突然听到大喇叭里爆出广播员用歇斯底里的语调播送一条十万火急的通知:

“请注意!请注意!全体解放军指战员、全体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师傅、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士:顷接北京党中央急电如下:‘党中央确认安徽大学李某某、杨某某二人为苏修特务。上述罪犯应立即由解放军6408部队逮捕,听候处理。’革命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揪出这两名苏修特务!”

我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周围人潮汹涌,奔向李、杨二人住的宿舍楼。几分钟之内,抓特务的小将们从背后猛推两名“苏修特务”沿着校园的大路飞跑,紧跟在后面的人群边跑边喊“打倒苏修特务李某某、杨某某!打倒苏修!”等等。两名罪犯的胳膊被十字交叉扭在背后,头发往后揪,头向上抬。他们身上的白体恤撕破了,李主任光着双脚,杨主任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还穿着黑布鞋。在校园大门口,二人被押上一辆军用吉普车送往市内省公安厅拘留所。

当晚,两名老革命、老党员又被押回校园接受批斗,水泥球场挤得水泄不通。我从远处观看。在全场高呼一连串少不了的口号之后,第一个跳上台的是姓马的俄语教师,他是李主任1958年从南京军事学院带来的亲信之一。他还没开口先左右开弓刷了他的老首长几个嘴巴,然后大叫大喊控诉他多年来欺骗了他的部下。接着造反派小将纷纷上台,斗争两名“苏修特务”,拳脚交加,骂不绝口。革命群众发泄了革命义愤之后,两名“特务”又被押回市内拘留所。以后几年中,除了偶然拉到大会上批斗,两位老共产党员苦尝共产党牢狱的铁窗风味,既不审,也不判。

炎夏,阶级斗争也随着升温。一天早晨出工前,红卫兵头目宣布所有牛鬼必须在右臂佩戴臂章,一律用四寸宽的新白布缝制,用毛笔黑墨写上本人姓名和罪名,当天下午出工前检查。怡楷翻了所有的抽屉,也找不到一张布票,一片新白布。想不出别的办法,她就从我的一件旧白衬衣撕下一块,再用手把边缝好,然后用她清秀的书法写上我的大名和“头衔”。她叹了一口气说:“我希望这个能对付。这些红卫兵好像忘掉他们‘红司令’经常挂在嘴上的‘节约闹革命’。”下午,值班红卫兵检查,别人都没问题,一看我的臂章他就扯了下来,扔在地上。

“巫宁坤,这是什么玩意?你是在找麻烦吗?”他对我嚷嚷。“难道你不知道必须用新布吗?难道你不知道边必须用缝纫机缝吗?”

“我们家没布票了。我们从来没有缝纫机。再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节约闹革命。”“你不要嚣张,巫宁坤!”他对我大吼。“明天你戴个新的来,要不你等着瞧!”

收工回家,没戴臂章,怡楷一看就明白了。她硬着头皮向邻居借了五寸布票,急忙到学校商店花了她一分一分省下来的钱买了五寸白布,又在邻居的缝纫机上缝了边。第二天一早离家去劳改,我亮出崭新的臂章,上面是怡楷手书的“极右分子”四个大字。出门前,我跟她说:“真对不起又给你找了那么多麻烦。不过我真希望他们让我保存那个旧布做的就好了。可以进博物馆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臂章上写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副校长年青时入党以前被国民党逮捕过,臂章上写着“狗叛徒”,俄语教师吴老的臂章上有他用工整的颜体写的“狗叛徒”三个大字。归国留学生分别戴的是“美帝特务”、“日本特务”、“德国特务”,如此等等。

安大的牛鬼队伍迅速扩大到一百几十人,上自校长,下至掏粪工人,仿佛也有点“大联合”的味道。浩浩荡荡的“牛鬼大队”正式成立,由化学系摘帽右派姓王的助教任大队长,“狗叛徒”吴老任副大队长。劳改队有这么一位1922年的老党员领导,我感到十分荣幸,又十分滑稽。由老教授、老党员、老干部组成的劳改大军,每天清早八点整在水泥球场集合,按军事编制排列。值班红卫兵首先批判我们的种种罪行,再下达当天劳动任务,然后由王大队长给各小组分配具体任务。

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大队长本人领导的“重体力劳动”小组。组内其它成员包括张校长、教工工会林主席、体育教研室蒋主任。我们在烈日之下拼命踩水车,从附近的小河把河水车到校农场浇灌干裂的农田。我们每天轮流把一条龙似的水车扛到河边,仿佛我们是一些原始部族的居民,在履行什么古老的仪式,来驱除一个恶魔。我经过劳改的磨练,对干这苦活本身并不太介意。但是我真不忍看着全省的头号大学的校长被贬成一名苦力,扛着一架原始的水车穿过校园,而不是领导全体教师教育青年学生学习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

更糟糕的是,有时我们被派去干毫无意义的活儿。合肥的八月天气酷热,有一天我们的任务是开发校园一个偏僻角落的荒地。地硬得像石头,我用铁锹挖了一上午才翻了几尺见方的一小块。我的右手磨出了血泡,我的嘴巴干得冒烟。终于熬到午饭时间回家,我恨不得马上先吃一块西瓜。进门一听怡楷轻轻地说:“跑了一早也没找到西瓜,真对不起,”我就像小孩一样哭开了。拖着脚步进了厨房,我打开水龙头,大口猛喝不干不净的生水,直到怡楷过来关上水龙头。突然间我感到无地自容。即便在最好的时候,生活也从来不是一次有许多西瓜可吃的野餐。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不是写过:“生活比所有事物的沉重还要重”?那年我在狱中饿以待毙时,我睿智的岳母不是给我带话教我耐心忍受吗?如果我干渴得没有一块西瓜就受不了,那我怎么能锤炼自己去面对明天的不测风云?

在校农场,场长当了牛鬼,监督我们劳改的工人郑彪是一名复员大兵,彪形大汉,横眉怒目,活像招贴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他突然掌握了专政大权,得意忘形,对一百多名高级知识分子任意嘲弄,任意惩罚,任意延长烈日下的劳改时间。酷暑劳改,固然是牛马不如。更加怵目惊心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残酷斗争。劳改工间休息时,郑彪经常在工地召开批斗会。他揪出一个牛鬼,再勒令其他牛鬼群起而攻之。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红楼梦》的老讲师,外号“沈瞎子”,因为他左眼失明,右眼也快瞎了,拄根拐杖走起路来也趔趔趄趄的。他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大会小会批斗,挨骂挨打,却一直矢口否认。一有时间,他就伏在书桌上,眼睛紧贴纸面,用他优美的书法反驳对他的诬赖。然后他就把写好的申诉贴在公共场所,并寄给本地法院。郑彪自告奋勇,扬言非打垮他的反动气焰,整得他低头认罪不可。

“沈瞎子,你以为你装瞎就能蒙混过关吗?”郑彪声势汹汹地质问道。“没门儿,老狗!都写在你的自传里头,你还想抵赖?1937年,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

“当时我是个流亡中学生。为了生活,我在一个国民党部队的电台当了三个月的报务员。”

“你敢否认你干的不是军事情报吗?连我这个大老粗也明白你一定参加过特务组织。你想糊弄谁?”审问者得意洋洋地讥笑道。

“我从未参加过特务组织。”沈瞎子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从没参加过?你敢再说一遍?”

“我从未……”

没等他说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把弱不禁风的《红楼梦》专家打翻在地了。紧接着又揪着他的头发把他提了起来。

“跪下,低头认罪,你这老疯狗!”

沈瞎子跪下了,一点也不像疯狗,倒像一座古墓旁有眼无珠的翁仲。“我从未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他又说了一遍,声音微弱,但毫不含糊。郑彪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对瞎子拳打脚踢,倒活像一条疯狗。

“你马上坦白认罪,否则……”

瞎子默不作声。郑彪眼看威胁无效,大吼一声:“你这瞎狗,你是自找苦吃!”话音刚落,他那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猛然捅进沈瞎子还剩下一点视力的右眼。鲜血沿着他的面颊淌下来。我自己的眼睛本能地闭上了,我的嗓子堵住了。我身上一阵颤栗,汗流浃背,我的眼睛疼痛。天哪,他还不如承认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尽管根据我自己当过流亡学生的经验,我相信他的话。等我再睁开眼时,只见两名红卫兵半拖半拉地把瞎子押走了。

“你们大家亲眼看见了,这狗特务多么顽固不化!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把他打垮了!”胜利者耀武扬威地挥动着铁拳对我们吼叫。“这是给你们大家上一课。我们对你们牛鬼蛇神太宽大了。可是你们别忘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流几滴血吓不住我们。老老实实交代你们的全部反革命罪行,胆敢顽抗,无产阶级的铁拳就把你打得粉粉碎!现在回去劳动,多干一小时,补上给老瞎狗浪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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