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4年零8个月后，首都机场爆炸案当事人冀中星经过减刑提前出狱。这个37岁的山东农民已经瘫痪了13年，在他最美好的青春里充斥着贫穷、疾病与暴力，尽管他对命运一次次抗争，有时甚至不惜以最原始粗暴的方式，但最终，自己总是那个受害者，陷入一层又一层的悲剧之中。
爆炸犯出狱
冀中星是在今年3月21日出狱的，家里人事先都不知道。服刑的监狱派车将他送到山东省鄄城县富春乡，通知家里来接，但家人一时找不到车辆。在乡政府短暂停留后，监狱方索性把他送回了老家冀庄村。村子离乡里不远，十来分钟车程就到了，车辆拐进胡同后，停在他家那栋老屋院门口。
4年零8个月过去了，回到阔别已久的村子，他有些茫然。冀中星躺在床上，任人搬动。上一次离家赴京，他还能自己用手划着轮椅。如今，他左手已成断臂，轮椅也坐不了了。
狱中几年，他的活动空间只有病房与厕所，长期缺乏活动让他的身体垮了，免疫力大不如前，很容易感冒发烧，吃了药也难见好，“在狱中一年360多天，180多天都挂着吊水”。尿道也经常感染，但他没有知觉，等他察觉到，尿液已经像果冻一样，臭得刺鼻。小便不畅时，他要用手使劲揉压小腹，常常憋得满脸通红，父亲冀太荣在一旁看着只能干着急。冀中星的消化道也因为长期卧床受到损害，大便总是干结，全靠冀太荣用手一点点抠。
冀中星的两条腿肌肉已经完全萎缩，瘦成了皮包骨，直挺挺的，用力掰都弯不了，两只脚也拱成一个弓形。瘫痪在家那几年，父亲经常给他按摩、活动腿脚，他的下半身虽然没有知觉，但看起来和正常人差不多，能坐着轮椅出去走走。但现在，他永远被禁锢在床上，胸以下的身体像一件外来物依附在他身上，身下的褥疮一个接一个，只是他感觉不到痛。
出狱后，家里条件反而不如监狱。在狱中，为了防止大小便弄脏床铺，冀中星还穿得上尿不湿，大小便也有专门的导尿袋，但是在家里他们买不起，尿袋只能用普通的塑料代替。父子俩现在靠每月200元不到的低保金和好心人的接济度日。
谈到儿子，冀太荣眼神总是耷拉着，透出一股难言的悲戚。他今年67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苍老。去年，冀太荣在家突发心梗，被发现及时送去县医院才捡回一命。诊治医生说他的情况很严重，建议他去菏泽市医院做心脏支架手术。他没有去，在医院待了几天就回了家，手术费要十几万元，这对他家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
出狱后第二天，冀中星去县医院检查身体，他给父亲买了治心梗的药。“15块钱一盒，还嫌贵，不让我买。”冀中星责怪父亲不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连最便宜的药都舍不得吃。“乡里的医生说还有一个更好的药，比较贵。”他们买不起。
患病后，冀太荣身体每况愈下。以前，儿子要坐轮椅出去，冀太荣一个人就能从床上把他抱下来，现在他体重轻了几十斤，反而抱不动了。而且只要一劳累，冀太荣的头就昏胀难忍，每天靠吃药才能缓解。冀太荣现在最担心的是，哪天他不在了，谁来照顾床上的儿子。
恶性循环的“暴力”
冀中星的噩梦从2005年就开始了，那时他才24岁，遭遇了人生中最为残酷的暴力事件。身为那起暴力的受害者，他在8年之后又亲手制造了另一起破坏性更大的暴力事件，他因此从一个无人问津的农村青年一夜之间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只不过，和8年前一样，最大的受害者还是他。
第一起暴力事件发生在东莞。2005年6月28日晚上9点半左右，冀中星像往常一样骑上摩托车出了门，这个点正是工人换夜班的时间，东莞市厚街镇大大小小的工厂里，工人们最喜欢的出行工具叫摩的。这些摩的大多是无证经营，在执法者眼中属于“黑摩的”，是要惩治的对象，但在公共交通难以满足的地带里，它们又是收入不高的工人们最实惠的选择。
24岁的冀中星也是其中一名摩的司机，才做了两三个月。之前，他在一个五金厂里干了七八个月，厂子效益不错，他还想着再干几年，在车间里提个班长。但后来厂里组织体检，查出他有乙肝，把他辞退了。再去找工作时，因身患乙肝，很多厂都不好进了。
他也曾找到过合适的工作，那是一家很豪华的饭店。冀中星去应聘，身材高大、相貌周正的他轻易通过了考核。“招工的人一听说我是菏泽的，很亲切，让我来回走了一下，看我腿脚有没有毛病，说‘行，你明天就过来吧！’”但冀中星思前想后还是没有去，他怕自己的病传染给别人，而且明白，“这是饭店，跟别的地方不一样”。这个农村小伙有着非常质朴的善良之心，没想到，这一选择却导致了一场改变他人生的灾难。
找工作失败后，他买了辆摩托车，做起摩的生意。“收入比厂子里还强，而且也自由，不跟人发生来往。”冀中星觉得自己找到了一门不错的营生，很知足。
那晚出车以后，他很快拉到了几位客人。将近凌晨时分，他在一家酒店门口接到一位乘客，骑了五六分钟，后边有警车拉着警笛追来，冀中星没有理会，继续往前开，到厚街镇新塘村治安队门口时，他和乘客都从摩托车上重重地摔下来。他向本刊回忆，治安队员直接从路边蹿出来，什么话没说，一钢管横打到他嘴唇上，他倒在地上后，七八个治安队员围上来又是一阵殴打。
人事不省的冀中星被送到医院，第二天中午才从剧痛中醒来，他看到了头缠绷带的那名乘客，才知道他叫龚涛，是云南人。冀中星的嘴唇肿得很大，掉了四颗门牙，上嘴唇塌了，是被缝上去的，头上身上有多处骨折，更严重的是，下半身已经没了知觉，医生诊断为腰椎体骨折导致下体瘫痪。
由于没钱交手术费，当地医院一直没给他做手术。等他联系上家里人，大哥冀中吉带着借来的两万多块赶到东莞，才把手术费交上。在医院，他们从来没见过当地村委会和政府部门的人。每天千八百的医药费很快把借来的钱耗光殆尽，待了16天后，他只能跟着大哥回了家。
这次暴力事件摧毁了他年轻的人生，也为8年之后，他的“以暴制暴”埋下了种子。2013年7月20日，他坐着轮椅从老家鄄城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3号航站楼引爆了手中的爆炸物。这一幕被机场的监控视频完整记录下来：坐在轮椅上的冀中星手持爆炸物，一名穿制服的安保人员正试图上前，他一边叫嚷着，一边把爆炸物从右手换到左手，爆炸在那一刻发生了，一声巨响，浓烟包围了他，时间定格在下午6时24分。
冀中星被炸成重伤，左耳耳膜穿孔，左臂前端被炸断，后在积水潭医院进行了截肢手术，那位上前制止的安保人员则受到轻微伤。法院以爆炸罪判处冀中星有期徒刑6年，并驳回了他的上诉。冀中星被收押至山东邹城监狱，后来家人监外执行的申请亦未被批准。
与他在法庭上陈述的一样，冀中星告诉本刊，他无意引爆手中的爆炸物。“就想拿个东西去，他们把我逮住了，就会问我怎么回事，我把事情一说，他们再跟领导汇报一下，能给我解决这个问题。”而之所以选择首都机场，是因为这里人多，能引起重视。
然而，爆炸还是发生了。围观人群拍摄的现场视频在网上疯传，首都机场这一安保重地被炸的消息令公众惊骇不已，调查迅速展开，冀中星的名字随即登上各大媒体头条。人们好奇的是，从24岁到32岁，冀中星人生的这8年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迫使他带着炸药踏上了去机场的路？
贫困、维权与绝望
从东莞回村后，冀中星掉入了暗无天日的深渊。亲朋好友来看他时，一提到“瘫痪”“残疾”的字眼，他就不由自主地烦躁，但强忍着不敢表露，等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再默默掉泪。但在家的这8年里，冀中星一直没有放弃，诉讼、上访、求助媒体和网络，他试过了所有的方法，全都挫败而归。
在东莞时，冀中吉也曾去找当地有关部门理论，但被推来推去，没要到个说法。他们在当地找了代理律师，要求厚街警方以故意伤害罪进行刑事立案，遭到拒绝。厚街警方认为，冀中星是在拒绝被查车的情况下，骑车不慎摔倒受伤，且没有证据能证明治安队员殴打了冀中星，只能以交通肇事立案。
2007年1月31日，冀中星委托律师向东莞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厚街镇新塘村委会赔偿其人身损害赔偿金33万余元。同年7月，法院认为证据不足，驳回冀中星的诉讼请求。冀中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08年，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冀中星的代理律师后来回忆称：“这场诉讼，证据明显对冀中星有利，事件的唯一证人龚涛还特地出庭作证。厚街医院医疗记录显示冀中星被送至医院时遍体鳞伤，这明显不可能是简单摔一下就能摔出来的。”但法院没有采信龚涛的证言，理由是其证言在是否认识冀中星这一事实上，存在前后矛盾。
通过司法诉讼逆转基本无望，冀中星又开始通过上访维权。他曾两次孤身一人到北京上访，因为“北京是首都，政府部门多，去别的地方不管用”。第一次是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他用双手划着轮椅，坐出租车到县城，再坐八九个小时的汽车到了北京。在路上，两只手划累了，还有好心人上来帮他推。但在轮椅上坐的时间长了，不仅腰酸背疼，大脑还会缺氧。为了躺下来歇一会，冀中星去了救济站。在那里，他遇到了不少上访的人，有人听了他的遭遇，看他的材料写得不清楚还帮他重写了一份。救济站不允许长待，过了两天，他又划着轮椅去了救助站，但工作人员不许他再出来了。
后来乡里派人去接回了他。回来后，乡里派人在家蹲守了一个多月，怕他再去北京，还把轮椅给收走了。“（轮椅）推到胡同里面，交给大队的，他们也不要，忌讳这个，推个这东西放在家里算怎么回事，后来就直接推到乡里面去了。”冀太荣对那一幕记忆犹新。没有轮椅，想出去散散心都没地方坐，冀太荣去乡里要了好几回，奥运会结束后，才拿了回来。在北京的那几天，冀中星记不清具体去了哪些部门，只是材料都没交上去。几年之后，冀中星又去了一次，同样是无功而返。
2009年，冀中星从村里一个家电维修处买到了一台旧电脑，学会了打字上网，开始借助网络维权。他把自己的遭遇写下来发到网上，但阅读量常常只有个位数。后来有媒体人关注到他的遭遇，帮他写了报道，但没有主流媒体愿意刊发，在论坛、微博里也都石沉大海。上网时，他总是习惯先去门户网站浏览新闻，他说，自己最喜欢的是凤凰电视台，觉得它“公正客观”，从里面还能学到不少法律知识。在新闻里，冀中星看到不少被重新翻案的陈年旧案，他幻想着这样的事情哪天也能落到自己头上。
2009年9月，他写给中央政法委的信访件被转至东莞警方要求解决。第二年，东莞警方派出工作组赶到冀庄村。在乡政府介入后，工作组以“救助金”的名义拿出10万元交给了冀家。对方的条件是，要求冀家在一份不再上访的保证书上签字。大哥冀中吉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不识字，稀里糊涂地签了。“保证书一签，东莞警方就开始板着脸，教训我们，说再上访就后果自负，严重的就法办你们。”保证书没有给冀家留下副本，具体内容也难以查证。
这10万元解了冀家燃眉之急。当时冀太荣50多岁，身强力壮，但要照顾儿子，无法外出劳作，家里两亩多地租给了别人，一年几百块租金，农村低保也少得可怜，一个月20多块，买盒药都不够。有了这笔救助金后，冀中星父亲给他买了轮椅和三轮车，没事的时候，他就骑着三轮车出去散散心。但救助金没支撑多久，几年后，家里又陷入困境。
村里从小玩到大的同龄人陆陆续续盖起新房，娶妻生子，而父子俩的生活举步维艰，有时连最便宜的褥疮药都买不起。偏居村子西南角的老房子一下雨就漏水，成了危房。他们只好在院里搭了一间30多平方米的彩钢板简易房，冬天冷的时候，他们裹紧被子，或者生个火，尚能抵御北方的严寒，一到夏天，烈日直晒下的彩钢板变得灼热，室内像蒸笼一般，酷热难耐。
贫瘠交加的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激愤、羞耻、绝望，这一步步将他推入深渊。那段时间，冀中星经常跟父亲发脾气，吵着要父亲带他再去北京上访。但冀太荣觉得无济于事，再去闹也是瞎折腾。但是，冀中星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要解决问题。
他开始冒出极端的想法，甚至扬言要去东莞炸治安队。他真的从网上买来材料，带着灯泡、电线就上了车站，乡里知道了赶紧把他截回来。在北京出事那年，他还通过国家信访局投诉网站反映了自己的问题。东莞官方后来通报称，冀中星的投诉被国家信访局经广东省信访局，转给了东莞市信访部门，后者在2013年7月17日将投诉交给厚街镇人民政府，要求其在25个工作日内将情况回复市信访部门。
但冀中星对此毫不知情，2013年7月20日，他带着土炸弹去了北京，用最原始、暴力的方式，把这8年的困苦与不堪炸裂开来，暴露在世人面前。
进城务工的“好小孩”
即使成了炸机场的爆炸犯，村中老人提起冀中星仍是无人不夸，说他从小就是个好小孩，勤快更干，脑瓜聪明，“比他爸强，个头高，模样不错，也不从跟人斗气，见长辈就爷爷奶奶地喊，嘴可甜”。出事之前，冀中星在村里人缘也很好，他从小跟比他大几岁或者小几岁的人都能玩到一块，在年轻人中以“好性格”著称。
冀庄村历来地少人多，“一年种两季小麦和玉米，本儿都捞不回来”。除了春节那几天，平时在村里很难见到年轻人，到了傍晚，胡同里走动的都是老人和小孩。但在贫穷的村子里，冀家仍是有名的贫困户。因为交不起学费，他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
1997年，16岁的他跟着父亲第一次外出打工。冀太荣还记得他们去的工地是当时天津在建的最高楼，他说是33层，不过儿子记得是40层。干了两个月零工，两个人挣了1600多块，工期结束后，工钱却一直没要到。村中领头的人有个在天津做官的姐夫，带着他们去找包工头，要回了几百块，剩下的后来不了了之。
从天津回来后，冀中星开始转辗南北，四处打工。他在北京给供电局挖过电缆沟，在内蒙古的厂里做过石膏线。直到2002年，母亲去世，冀中星赶回了家。这是父子俩至今都不愿触及的伤口，“一提起心里就难受”。几个子女在外打工几年后，家里条件本来正在转好，改建老屋的事也被提上日程，但母亲的治疗和葬礼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老屋也被拖成了危房。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2003年春节过完，他就去了东莞，“老乡说那边工厂多，好找活，工资高”。他一直干最廉价的工种，起初在五金厂当普工，后来有熟人介绍他去做保安，说不用太熬夜，工资也稍微好一点，一个月七八百块钱。那两年，为了省路费，他过年也没回家，就住在厂子宿舍里。
东莞事出时，他有个已经谈了一年多的女朋友，之前在一个工厂里认识的，女孩是河南人，两人感情很好，如果家里人不反对，冀中星想再挣点钱就能谈婚论嫁了。但出事后，这些想法戛然而止。女孩一直在医院守着他，直到他出院回家。回忆起在医院和女孩说过的话，他支吾了很长时间，又似乎想到了什么，憋不住咧嘴笑了。“就说那些话嘛，她也不懂这个到底会怎么样。”冀中星还跟她说着玩，“你再找一个要找个啥样的，咱俩反正是走到这了，以后你能过得好点就行。”从东莞回家时，女孩哭着送他，从此两人再没见过。
到家后，女孩还打电话来问他情况，他家没有座机，电话打到了他婶子家，婶子听不懂她讲话，没说清楚就挂了。冀中星也记得，她还打给大哥的手机打过，但他都没给女孩回电话。“俺自己心里明白，出了这事情，再跟人说啥子，有啥意思。”一旁的冀太荣念叨着，当时应该再给人家打个电话回去的。说完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刚入狱的时候，冀中星恍惚了很长一段时间，觉得未来什么希望都没了。平静下来后，为了打发病床上漫长的时间，他开始阅读，看报纸杂志，自己下楼拿不了，他就托狱友去借，虽然都是过期很久的，但是这些出版物是他跟外面世界的唯一联系，他不想放过。后来，他喜欢上长篇小说，监狱图书馆书籍不多，有时还不准他们读书，他断断续续坚持看完了《金庸全集》。虽然总是“看了后头忘记前头”，但他对其中的大侠印象深刻，尤其是《天龙八部》里行侠仗义的乔峰。
在监狱医院，冀中星是病房中为数不多的长期病号，四年多时间里，周围人来人往，很难交到长期的朋友。今年出狱前，一直陪护冀中星的狱友突发胃出血，后来抢救过来。冀中星知道后，说自己快出狱了，就不让狱友再陪护自己。“他还有另一个房间的人要陪护和打扫，我的房间又不归他打扫，光为我跑来跑去不好。”
孤零零的彩钢房与希望
机场爆炸案发生后，2013年9月10日，东莞市公安局对冀中星控告的被殴打致残案作刑事案件立案。此后，冀太荣和代理律师刘晓原多次向东莞市公安局询问案件进展，都被以案件还在侦查之中为由不作答复。冀中星出狱后才知道当年东莞刑事立案的消息，他和代理律师正计划以自己本人的名义再向东莞方面申请信息公开。他说不管怎么样，“立案这么久了，得给个说法”。
除了这桩始终放不下的案子，冀中星也在盘算着今后的生活。入狱后，他的医保和低保全被取消了，现在正在找乡里重新办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家里固定收入目前只有父亲一年1700多块的低保金。大哥两口子在外打零工，收入也不高，还有两个孩子在上学，实在无力接济。
4月6日，我到他家时，原来的老房子连同院子前几天刚刚被拆，彩钢房也只剩小半间，地上还堆着废弃的砖瓦，剩下的半间彩钢房孤零零地矗立在废墟之上，渺小、突兀。屋内没有像样的家具，冀中星吃喝拉撒全在一张单人床上，冀太荣晚上在床边支一个铺，其实就是一把破旧的躺椅垫上一床被子，到了白天再把椅子搬到屋外——躺椅太占地方，放在房里，人就转不过身来。冀中星把床摆在窗户底下，一抬头，能看见天空和屋后头的杨树，还有旁边胡同道里嬉戏打闹的小孩、拉家常的老人。他没法出门，看到这些，心情会好一些。
那天乡里、县里去了很多人。他们看到媒体报道后，给冀家申请了危房改造，承诺帮他们把房子盖起来。县电视台那天过来拍摄，为了表现家里困难，冀中星遵照工作人员的指示，先连叹两声气，头再慢慢转向窗外。他十分配合，演了好几遍，电视台终于拍到满意的镜头。等他们走后，冀中星告诉我，其实刚开始自己并不愿意配合他们宣传，后来听说能帮助解决问题，他才同意拍摄。
冀中星自己也没停止努力。原来在家时，家里买了三轮车后，冀中星甚至还重新做起了摩的生意，从乡里拉客到县里，一位客人收几块钱，生意好的时候能挣个伙食费。但做了一个多月，身体还是吃不消，在车上坐久了，血液就聚到两腿上，浮肿得老大，天气一热也容易长褥疮。他也曾经想在村口开个店卖卖菜。“那是个十字路口，人流量比较大，但那时没钱，父亲要照顾我，让大哥腾出手来也不现实，加上心里惦记着东莞的案子，就没有去积极推动这个事情。”现在村里果然有人在那里开起了小超市，生意做得不错，冀中星显得有些懊悔，“自己现在坐都坐不起来，开店是不可能了”。
不过，他最近又在张罗着电商的生意。村里有人在外面做发制品生意，他联系过，对方答应让他在网上销售，供货发货不用他管，这样也不用着多少本钱。但是他一查发现，开个淘宝店不难，但发套、发辫这些发制品在上面销量不太高。他想能不能在天猫商城和亚马逊也开两家，“因为做得好的人都是销售到国外去”，但又遇到难题，因为没有工商登记，个体户很难注册，而买个执照得好几十万元。那几天，他还在四处跟人打听解决办法，听到说国家对残疾人和贫困户有贷款政策显得很兴奋。
冀中星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自己拖累了父亲一辈子，没好好孝顺过他，更不能再一直堕落下去。出狱后，冀中星和父亲的关系更加亲近了。闲聊时，冀太荣不经意讲起自己今年还种着五分地，冀中星听到后很惊讶，笑起父亲来，“化肥、浇地、买种、收割，你这挣的钱人工都付不出来吧！”冀太荣解释说，去年租地的人种山药折了本，今年没租了，自己不忍心地就这么荒着，又去种上了庄稼。不过儿子回家后，他没再去地里看过了。
冀中星对待家中来人依然客气、礼貌，言谈时尽管总是叹气，上了兴头，却总是忍不住笑。但在村中采访的几天里，上他家去的村里人并不多，问起来，大家都说去看过，不过给出的具体时间总是出狱那天。父子俩都解释说，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哪有时间。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其中的另一层因素。冀中星在出狱后看到许多媒体在报道中写了他患乙肝的事情，觉得很不舒服。事实上，他对乙肝病并非不了解。“（乙肝）有的是遗传，有的是传染，我父亲就没有，俺姥爷到现在还好着，生活那么长时间，现在有种药可以控制得很好。”但他吞吞吐吐地告诉我，“村里人很在意这个，你们是感受不到这种歧视。”
提到他母亲的去世，村民的印象确实很深。有村民说，他母亲去世时很痛苦，“肝都烂完了，他娘的娘也是这个病，40多岁就走了”。尽管提起冀中星，没有人不说同情，但大多也止于此。
比冀中星小三四岁的文宇是他在村里最好的朋友，从小跟他玩到大。文宇一岁多时被点燃的蚊帐烧伤，手指严重畸形，脸部和头部也留下深深的疤痕。虽然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但他一辈子都只能待在村里，靠着农忙时给人送送化肥农药，一年挣一两千块钱，因为只有“这个不要人长得好看”。
在狱中时，冀中星让父亲买了一把口琴寄过去，他自己学会了吹口琴。文宇听说后也马上去买了一把，那几天正想来跟他学。文宇说自己很佩服冀中星，他学东西快，还知道很多他不懂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跟正常人不一样”。
村里的老人们坐在冀家拆剩的墙垛上晒太阳、拉家常，看见生人就知道是来找冀中星的，并不显得多么好奇。他们说，2013年爆炸案那会儿的阵势比这大多了，大大小小的警车停在村里，中央电视台的都来了，“（冀中星）是出大名了，还不是没解决”。
（龚涛、文宇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