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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库克先生,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据说苹果公司CEO库克先生(Tim Cook)喜欢引用林肯总统的一句格言:“我随时都做好准备,因为我相信机会随时会降临。”他也的确以平实稳重、深思熟虑著称于业界。

很多人相信,库克先生随时都做好准备,可以为了保护用户隐私和美国政府打一场官司;但是人们没有想到,他也随时都做好准备,为了中国市场而出卖用户利益,向中国政府低头让步。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备而来的人:去年,苹果公司拒绝帮助联邦调查局(FBI)进入已亡恐怖分子的iPhone系统,不惜奉陪官司,最后联邦调查局撤回要求;今年,苹果将几款VPN应用——允许iPhone用户避开中国政府审查系统的程序——从中国区应用商店(App Store)下架。此前,苹果公司已在中国设立了自己的首个数据中心,做好了适应中国严格的信息审查新法的准备,也为其他外国公司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库克的辩解对法治不公平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曾被普遍视为人类冲破言论管制,实现信息自由的希望。这类公司也或直接或间接地扮演这样的角色,很多因此获得空前的商业回报。令人失望的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国际互联网公司纷纷背弃初衷,帮助或者企图帮助中国政府强化信息审查。苹果是最新的一个投诚者。

面对批评,库克先生辩解说,尽管不同意中国政府的立场,但是不得不遵守中国的法律。“像我们在其他国家一样,无论我们在哪里做生意,我们要遵循法律。”“我很清楚,就美国而言,美国的法律支持我们。就中国来说,法律写得也很清楚。就像美国修改法律一样,我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守法。”他还说,外界拿去年苹果跟FBI的法律纠纷来比较不公平,“它们差别很大。”

你说对了,库克先生,它们的确差别很大。但是,正是这种差别让你的辩解难以成立。FBI和中国网络安全法都声称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不过,FBI要查的是某个恐怖分子的信息,以消除恐怖活动隐患;而中国的网络管制针对的是全体普通民众,不允许民众看到更多的信息,以免对专制统治产生不满。库克认为,前者是不可容忍的——它可能为了查获少数恐怖分子而侵犯广大民众的权利,而后者需要协助——它可能通过侵犯广大民众的权利而查获少量恐怖分子(尽管连这个目的都并非中国政府的本意,但它的支持者有时会这样为它辩护)。

库克先生把中国法律和美国法律相提并论,这对法治本身是个不公平的。无论从法律的制定还是执行看,中国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它可以把相互矛盾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以及“保护言论自由”同时写进宪法,然后又制定了各种法律来限制和打压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一些文字游戏,来维持专制和法治的宣传平衡(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习近平上台之后,显然对维持这种平衡的游戏失去了耐心,不仅毫无顾忌地打破党与国在形式上的界限,而且叫停了“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相关讨论,明确地说,“在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保持政治清醒和政治自觉,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遵守网络审查法律的结果

正是这样的法律,让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言获罪,在狱中患上肝癌,且不能如愿得到治疗,在与世隔绝中悲惨地死去。他的妻子刘霞,不经任何有罪判决,长期被软禁在家,即便丈夫去世之后也未获自由。正是这样的法律,让大量的异议人士遭到无情打压,一年之内超过300名人权律师及其助手和家人遭到骚扰,绑架和酷刑。甚至一个七岁的孩子,教委下令学校不得收他入学,因为他的父亲是人权律师陈建刚。

库克先生可能会说,后一个故事正是教委不遵守法治的结果,所以苹果要做守法的榜样。事实上,中国网络管理部门对网络和手机的管理,大多情况也并非依据法律,而是跟教委一样发通知或打电话。外交部发言人对外国记者追问法律也曾不耐烦地说,“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如果“国安”或“国保”——中国的FBI要求新浪或者腾讯交出用户数据,这些公司再借十个胆子也不敢将其告上法庭。库克先生,不要以为这些故事跟你没有关系。这些公司也一直严格遵守中国的网络管制法律。中国政府今天对苹果公司的要求,正是中国公司长期“守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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