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要做神仙也容易
‘谁人儿时无幻想’，记不住这是哪一位说的了。50年代那批少儿，有人幻想做将军、做高官，有人幻想做科学家、做教授……，几十年后，有的人梦幻成真，更多的人则放弃了当初的幻想，走入了普罗大众——托起这社会大厦的普罗大众的行列。还有另一类幻想，实现难度最高的幻想——做神仙。小学四年级时，我班来了一位复学留级生，就是幻想成仙的人。
据说腾云驾雾是神仙的主要手段，也是神仙的重要标志。这位张校友就曾经撑着一把雨伞，从阁楼上跃出。未曾修炼到家的他，摔伤复原后到了我班，但仍未放弃做神仙的梦想。上课时席地而坐的他，有时会突然发力，‘呀呸！’一声，将垫在屁股下面的扫把，猛地抽出扔向讲台。（后来，该同窗在肖筱彦的母亲、我们的时任班主任刘老师帮助下，放弃了做神仙的幻想，成了一名好学生。他的名字和刘老师的名字，出现在占市委机关报3/4版面的长篇报道中。）
人们常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张同窗的神仙梦破灭了。未曾料到的是，他的梦幻却由我在这深山里实现了。
那是一个金风送爽的日子。即将开镰收割谷子了，生产队里照例放假一天。成都来的知青加入为山民后，这一天就增添了一个新内容：看知青演节目。场坝上早早就聚集起了男男女女。站在知青点门口望过去，通往场坝的道路上，还有牵线线的人在向着场坝流动。前来观看知青表演的人们，远远越出了生产队。
因遗传基因的缺陷，在辣椒世界里一不小心就幸福感顿失的我，那一天早晨正蹲在木棒把门的人畜共用粪坑边，只听外面‘宣传队长’赖佳幺三喝五地催促大家抓紧时间。我不敢怠慢，赶紧处理完纯私人紧急事务，回到与火元、隋铁同住的房间，在窗台上摸索对抗辣椒的黄连素。
正是渴望睡懒觉的年龄，罗嗦的女生、懒洋洋的男生，终于走出了知青屋，走上了田间小路。半人多高的黄熟稻谷在风中摇曳着，夹道欢迎这群渐渐不新了的新山民。不对啊！怎么这田埂路那么软呢？看看脚上，穿的还是那一双解放鞋；看看脚下，好多天没落雨了，黄中带黑的土路已被踏出了一条灰色带子。抬头望望天，怎么斜出山头的太阳变成了好几个，像好几张煎饼叠在一起。一个遥远的、像是在空荡荡的大厅里的声音传了过来：“你是咋个里喃！”走在前面的火元回头看见我偏偏倒倒地落在后面，又倒回来想搀扶我。我一迭声地说：“没得事、没得事，只是觉得像神仙一样轻飘飘的。”
节目演出开始了，每次被懵都会报以热烈掌声的社员同志们，这次也不例外。节目的重头戏是东夫、赖佳和晓峰集体创作的《青山血泪》话剧，我的任务是在演出过程中提供背景音乐。没有CD、没有录音带，当然也没有让它们发声的工具，更没有乐队，有的只是一枝笛子、一把二胡和记不全乐曲、吃不准音的演奏者。还在像神仙一样云里雾里的我，在赖队长的提醒下拿起了笛子。糟了，吹不成调。场上扮演贫农大妈的赖佳，不忘瞅空子狠狠地瞪我几眼。“不要紧”，我云里雾里地想：‘这忆苦的剧情应配合悲伤的曲子，不应是欢快的笛声。我换成了二胡，迷迷糊糊记得拉的是《江河水》，怎么又变成《赛马》了……’
对知青表演中的任何意外都会开心开怀的社员同志，他们是怎样表达的，还有赖队长是怎样愤怒的，我迷糊的双眼和闭塞的耳朵，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见。懵懵懂懂地回到知青点昏暗的屋里，【注1】我一头倒在床上，立即就进入了睡梦之中，任他们呼喊和推摇也没有回应……
我飘呀飘地，回到了刚开始识数的幼童时期。我站在糖果店的玻璃橱柜前，盯着橱柜里4分钱一个的蛋糕，心里想：不是四舍五入吗，为什么还要用钱买呢……我又飘回到自己家里的床上。服用‘何济公’后【注2】，额头不烫了，浑身也湿透了。妈妈站在床边用热毛巾给我擦汗，床头柜上的盘子里放着应当四舍五入的蛋糕……
我的身体晃动起来，一个声音叫道：“吃饭了，起来吃饭了！”我慢慢睁开眼睛。是隋铁在摇我、叫我，还问我是否看见他因药瓶打碎而散放在窗台上的安眠药。
【注1】高山房屋有两大特点：一是就地取土舂出来的墙体特别厚，二是窗户特小、特少，因而室内光线特别差。墙厚，因此窗台特别宽，加之光线相对明亮一些，故成为山里人放置常用小物品的地方。
【注2】‘何济公’为那个年代的感冒退烧药，现在香港仍有售。
12、恋情曝光在月夜
1970年夏季的一天，华弹公社连到各家各户的有线广播里，响起了区委副书记杨方秉的声音，让一条广为流传的民间消息转正为一则官方通知：九省三部的领导和代表即将到华弹考察。广播里随后宣布了考察期间的若干条纪律，其中一条是，无论男女都必须穿上衣。这个规定绝不是‘打屁不沾大胯’，炎夏之时华弹街子上确有妇女赤裸上身的。但对山顶上的团结大队，就是多此一举了。在山顶那个没有电灯、没有电话，也没有有线广播的三无世界里，大片松林造就的凉爽，让那里的人没有裸露上身的习惯。
九省三部的考察，认同将金沙江边风沙弥漫的焦渴土地，建成甘蔗糖业基地，直接促成了七〇水库的开建。虽然只是在飞机上都不易注意到的一个小小亮点，但它却是宁南县当年的头号工程。我们落户的团结二队，虽不是水库的受益队，但仍被征调为施工队伍。大队革委会主任、被知青永远亲切称呼为‘队长’的夏盛松，是水库建设光荣榜上显著位置的人物。但在水库建成后，他在为团结争取权益的过程中，却成了阶下囚，落入了妻离家破的悲惨境地。这些都是知青复归“城镇人口”后的后话，先按下不表。
水库开建之初，用现如今的话来讲，走上工地的青年男女们像是参加party一样，虽不一定海到翻，但的确是相当亢奋的。在水库修建期间，到底有多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约瓦解，没有详尽的数据，但却传闻不断。知青的兴奋程度，恐怕也不逊于土生土长的山村青年。这期间恰逢面向知青的大规模招工，对个人前景有了崭新想法的外来山民，压抑的情感纷纷爆发，短时间内由地下暗恋转为公开表达。这样的故事一个又一个，火元与应谷，也是这些故事中的一对。不过，二人恋情的曝光，既不是在水库上，也不是在大白天。
我们一年新的知青屋，是在山头坡脚处平出的一块台地上建成的。台地前是包家湾子缓缓向下延伸的层层梯田，一直连接到沟口那一汪碧水。从沟口壁立的两山头之间望出去，就是金沙江对岸高耸的大山。知青屋后的坡坎上，是密密森森的松林。松林靠近坡脚的地方，还生长着一丛丛的野梨树和一些不知名的灌木。每当月明之夜，月光下的黛色山林变得特别静谧。晓峰和东夫还未走向军营、七〇水库还未开建之时，这样的宁静月夜，又该是大家凑一块儿吹拉弹唱穷欢乐的时候。
又是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留守知青屋的和临时从水库工地返回的同学，像往常一样坐在厨房里的草墩上，就着刚洗完脸的面盆洗热水脚。大家边洗边聊天，聊着聊着，司光棋左右环顾：‘吔！庄火元到哪儿去了喃？’我避开她的目光，正不知该怎样回答她时，她已扯开喉咙大喊起来：‘庄火元！庄火元！你在哪儿？’房后坡上松林里传来庄火元的声音：‘我在这儿！’
在水库工地上，我也许是最先知悉庄、杨二人间长期暗恋的。作为他二人间的临时信使，我只好将秘密告诉司光棋和在场其他人：这是庄、杨二人在松间月下享受第一次浪漫。
13、小黄，请原谅我的粗心
曾有一段时间，参军、招工、修水库、公社抽调，让原本同住10 多人的知青屋，就剩下了我一个留守人士。那是农闲时节，地里活路不多，常有时间到房后山林中去转悠，寻找那些弯弯树，放倒它们后拖回知青屋旁，砍成几截，再劈成若干块堆码好，让它们在阳光下被风吹干变黄，除留一部分自用而外，就是等山下的同学来挑走。
那段时间，山下的同学朱新杰和杨晖是常客。每次来，她俩都捎来山上不出产的红糖。我们围坐在火塘边，谈学校、谈同学、谈知青生活、谈未来，也谈那些长期的禁忌话题，完全没有受班级、年龄差异的影响。我的笨手笨脚、不善舞蹈，也是在那时泄露给两个学妹的。
帮助我驱逐孤独感的，不仅有这两位可爱的学妹，也不仅仅是心中刚与我私订终身的她，还有包大伯送给知青的那只小黄鸡。这也是一个丫头片子，她继承了一年多前被冤杀了的狗姐姐的名字：小黄。
对小黄的管理，一如若干年后对我儿子的管理一样，绝对粗放。清晨，她比我起得早，独自在房屋四周寻寻觅觅。我要离开知青屋前，就撒两把干玉米籽或糠米，让她自己安排进餐。下午我回到知青家，她会从不知什么地方钻出来，围着你转，“咯、咯、咯”地讨吃。如来不及给她撒食物，她也不缠人，又两只脚一跳一跳地，自己到房屋四周找食去了。
如此放任自流，并没有导致她营养不良。她很快就长高长大变丰满了，有时还会变得像凶猛的野丫头。生产队保管员何三叔就曾向我告状，说他有次来找我耍，刚走近知青房，小黄就飞起来扑向他，啄他的眼睛。我只好笑笑，心里想：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黄居然自动担起了保卫家园的责任。
小黄长大了，也有了找伴儿、成家立业、养育孩子的念头，不过我却浑然不知。一天下午，我返家较早，走到露天柴垛前，看看是否需要补充，突然听见山坡上传来‘咯、咯、咯’声和翅膀扑腾的声音。我赶忙扭头一看，小黄正从松树脚的灌木丛中飞腾而出，松林顶上有一只苍鹰在盘旋。我快步奔向小黄腾起的地方。在粗壮的松树脚和灌木丛之间的隐秘地方，在一笼草上，静静地躺着14 个鸡蛋，黄黄亮亮的在蓝天下闪着光。我大喜望外地将他们捡回厨房。
几天后，胡进文从米易来看望昔日一同吃苦、一同被虫叮咬又一同饿肚子、一同拉肚子的校友、班友【注】，这14 个鸡蛋就派上了用场。可当我打开第一个鸡蛋时，我就傻眼了。接着连续打开几个鸡蛋，全都是还未完全成形的小鸡崽。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粗心让我成了刽子手。我竟然从来没有注意到小黄有了男朋友，我居然就这样扼杀了小黄的14个小宝宝！
几个月后，我们全部告别了知青生活，离开了这座山村房屋。走之前，将小黄归还给了包大伯。奇的是，包大伯代替知青，成了这座房的新主人。不知小黄是否也随包大伯，回到了这块她成长的地方，回到了她失子的伤心之地？
【注】胡进文和廖维蒂转队走后，她们同班还有三个女同学留在队上。
没有结尾的结束语：知青——颂歌年代的产物
写下这个题目后，我又有些犹豫了：这原本是些上不得台面的故事，何苦还要牵扯那么远呢？不过静下心来想一想，又觉得不适当拓宽一点的话，难免会被碰巧读到这些文字的后人，误以为我们那一代人都有点智障，都有一点先天性脑残。因为这些真实的故事，之所以还算得上故事，就因为里面充满了常识性的错误，而这些错误都贴着革命的神圣标签。不幸的是，用革命理念灌输出来的一代知青，是这些故事的主角，是这些常识性错误的载体。
那个产生知青的年代，本身就是一个酿成常识性错误的年代。人要生存，就要吃喝拉撒，就有衣食住行需求，就需要靠发展生产去满足，这是常识中的常识，却被贴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标签而受到批判，也于是就有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奇谬口号。可悲的，还不在有人会犯常识性错误，而在于这些常识性错误竟会成为充斥报刊、广播、大小会议的社会单一声音。
那是一个常识性错误的年代，也是一个唱红歌、跳红舞的年代。红歌其实就是颂歌，所以那个年代叫颂歌年代可能更为准确。由上而下推动的歌颂活动，歌颂的对象越变越窄，从整个政权到一个组织、到这个组织的最高层，最后就是歌颂一个人和打着这一个人旗号的几个人。被歌颂者是批评不得的，从50年代开始，因为批评被歌颂者而吃不了兜着走的人数累计在百万以上，其中不乏被歌颂组织中的领导成员，就因为批评而成了“敌人”。善歌善颂像战争年代的战功一样，成为职务高升所依据的功绩。颂歌声声，歌舞升平，不再有逆耳之言的局面由此形成。
施政有失，不足为怪。怪的是有失而不准议论、不准批评，且越错越歌越颂。于是，昏昏然者继续浑浑噩噩，头脑稍清醒者装聋作哑，大家都加入权力造成的‘共识’，舆论终于实现了一律，错误也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俯拾皆是的常识性错误，只不过是社会走到崩溃边缘的生态表象而已。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600多万城镇学生陷入就业危机。将这危机转嫁到农村，由农民来消化危机，才有了国家历史上最庞大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群体。
从发动城市在校学生“造反”而开始的文革大规模运动，又以将这些学生娃娃驱离学校、驱离城市而结束。这些对领导和发动这场社会大动乱的人间尊神无限崇拜的学生，这些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深信不疑的虔诚信徒，这些怀抱‘解放全人类’理想的热血青少年，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实现了身份转移，一个上千万人的政策性社会群体就这样诞生了。
这是颂歌年代的一大奇迹。那么庞大的人群在那么短促的时间内和平地从城市迁移至农村，成为国家二等公民中的新成员，在除开空气比城市新鲜外几乎所有条件都比城市差的地方，开始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这样的奇迹不太可能重演了，就像无偿地为几代君王修筑长城那样的历史不会再重演一样。当然，有那么一些人想回复旧历史，以便成为旧历史中的大人物，也是难免的。
历史可以终结一个时代，但却不可能立马终止一些人的旧梦。利用旧体制授权形式获得权力的做梦人，制造出一点梦幻效果，也不足为奇。诸如让服刑犯人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让妙龄女子身着旗袍指挥一群僧徒高唱红歌之类。这些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虽无法与创造一代知青的历史悲情奇迹相提并论，但它们居然还有市场，就值得深思了。
30多年了，酿成文革，或者说纵容主政者“成功”发动文革的体制，阻碍回归宪法的体制，有了根本的改变吗？没有！这么多年来，反腐倡廉、顾及民生的调门不可谓不高，下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谓不多，但环境恶化、官员腐败、道德堕落；穷人和富人、官员和百姓都感到越来越不安全；社会恶质化的趋势还在扩展，可我们为何还要顶着民众的呼喊，硬撑着说这也不能改、那也不能改呢？今天我们再提知青话题，产生知青的时代，产生那个时代的体制，就是再也绕不开的一道坎儿。
本文最后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于建嵘：今天在清华给政法干部讲课时，我问：你们真的相信高楼大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能解决当前中国严重的社会不公？你们真的相信唱红歌跳红舞能解决当前中国严重的政治腐败？你们真的相信武装警察能解决当前中国严重的官民冲突？大家神色凝重，纷纷摇头，无奈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