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山乡知青——被埋没的故事(3/4)

7、易碎的爱国蛋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奇迹。那个年代的奇迹之一是,被称为祖国花朵的一代人,被不断地浇灌,灌出了任何时候都胸怀世界的伟大抱负。这个浇灌也是循着从土到洋的渐进过程,开初唱着:“我有一个理想,一个伟大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后来改唱:“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与共和国一起大跃进;再后来改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与时俱进地浇灌,直至我们果真被修成了山民和乡民。

从心安理得吃农民的城里学生,一下子实现了童年时代被浇灌出的理想,哪怕饿得直不起腰,病得起不了床,也仍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人,肩负着为国分忧、解放占世界上2/3的受苦受难人民的光荣责任。走进山乡,成为山民,荷包里的那点钱还没吃完时,恰逢供销社派购鸡蛋。

那时的供销社神气得很,哪像现在有些成都崽儿说它们的‘蔫趴屁臭’。它神气到有公社书记就对学校老师说:表现好,就调到供销社当营业员。它能不神气吗?政府对山民的统购统销管理,许多都是通过供销社来实现的。烟酒糖的计划供应是它控制的,布票的发放也是它的权力。更厉害的是派购。派到你名下,有要卖,没有也要卖,收购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收购价也是由供销社铁板钉钉不能更改的,且这个价肯定是比市场价低了很多。

这些派购的东西,都戴着一顶爱国的帽子,就像由粮站收购的公粮叫爱国粮,由生猪站扛走的肉(实物屠宰税——农民没有现金交屠宰税,生猪站的人就以肉代税扛走部分现宰的肉)叫爱国肉,派购的蛋就叫爱国蛋。

爱国蛋派购任务下达到生产队后,面临这神圣的爱国任务,知青也商量着要有爱国表现。尽管我们还没有喂养一只鸡,当然没有人会产一个蛋,就虚心请教贫下中农。根据他们的经验指点,我们也到翻过山顶的上游公社自由市场去买。到这里比赶江边的市场近了许多,路好走一些,蛋也要便宜一些。我们以每个1.2—1.4角的市价买回了准备交给供销社的爱国蛋。供销社的收购价按斤计算,大概相当于8分钱一个。我们以每个倒贴4-6分的价钱,实现了爱国。

在落实派购任务的社员会上,赖佳代表知青户表态认购了一份。坐在我旁边的兰大哥笑着说了一句:“知青就是爱国蛋”。

这些易碎怕热的爱国蛋,并没有进入东南亚的热带雨林,成为那里毛派游击队的营养品;也没有送到非洲炎热的大地上,成为黑人兄弟姐妹的口中食;更没有越过海峡,变为“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同胞”的充饥之物。这些爱国蛋只是进了城镇,成了吃商品粮的城镇人按城镇户口计划供应的食品。不同的只是,昔日的吃农民人,今日也成了被城里人吃的人。

8、蔗林盗影

高价购入、低价卖给供销社的爱国蛋怕热、易碎,被农民戏称的知青爱国蛋,其实也是怕热、易碎的。

从芭蕉湾到山顶夏家梁子,半被松林遮掩的3华里路,是知青心目中的凉爽之途,没有人对它留下特别难受的记忆。但从芭蕉湾到金沙江边,却是知青的炎炎畏途。走出因松树而四季青翠的团结大队,海拔节节降低,气温节节升高。战战兢兢地走完陡峭的陈家高坎子,来到灯塔二队的台地上,无论冬夏,你都会感受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一条通往金沙江畔华弹街子的人行道,将台地一分为二。右面是蔗田,每年五月被一望无际的绿色所覆盖。九月,蔗苗变成了高过人头一、两尺的蔗林。左面有一些散落的民居,最靠近路的小屋住着校友吴唯民、吴唯实兄弟俩。走过这片半山台地,金沙江横亘在眼前,但真要靠近它,还得迎着热浪往下走10来里路。山上山下的温差,有人说高达摄氏20度,盛夏时把鸡蛋埋入江边的沙里不一会儿就熟透了,而山上的气温从来没有超出过30度。

山下对我们充满了诱惑。山下有餐馆愿买我们打的柴,柴钱可以让我们饱胀一顿有肉的饭。山下江边有个摆渡口,小木船可以把我们摇向对岸。对岸巧家县城有个医院,可以治这边区医院治不了的病(我两次发丹,都是在对岸医院里推的氯化钙)。更要紧的是,山下有区和公社的首脑机关,要离开这块土地,还得先由这里的头头脑脑首肯……

即使没有这些诱惑,我们还是得下山。供销社、粮站、生猪站都在山下,购买计划供应物品必须下山。队里烧制的土巴碗、坛坛罐罐,还有瓦和石灰,大批的也只有挑到山下卖出,才能换成现金,提高大家赖以糊口的工分值。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也许在技术层面上完全没错,可因为这热,因为这温差,我们组知青的感受却截然相反。尽管我们每次下山都是早出晚归,躲过了中午最毒的日头,但汗流浃背地爬上灯塔二队的这块平台上时,已经是饥渴难忍、浑身乏力了。此时的当务之急,是找一个可歇凉、可喝水,最好还能捞一点吃的地方。吴家小屋成了最佳选择,小屋门上那把大锁也因此与我们的喜怒哀乐联在了一起,甚至决定着我们的行为取向。

一次,群力、维蒂、进文从山下返回,路经这里时惊喜地发现,门上那把大锁靠边站了。豪爽的群力对着黑乎乎的门洞大声嚷嚷:“唯实,有没得东西吃啊!”接下来,日后相继任美国道公司和杜邦公司科学家的吴博士,在小屋里灶台前,笑眯眯地目睹了三位日后的县处级女干部的狼吞虎咽,聆听了她们制造的唏哩呼噜交响乐。与唯实聊到这个生动场景时,我在电话这头浮想:三位女官员,在官式或非官式的丰盛宴席上,恐怕再也找不回当年那种吃喝时的畅快了。

男生也到这家小屋打启发,也在小屋里享受过饥渴时获得的畅快,但也有被大锁拒之门外,然后走上斜路的时候。一次,东夫、晓峰和我逃离江边的酷热,攀上这台地时,满心以为吴家小屋会成为我们短暂的庇护所,没曾想到那把大锁绝了我们的望。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让饥、渴、热的感觉出现倍发效应。我们将肩上的空担子撂在小屋门口,顾不得蔗叶会割伤皮肤,溜进了路那边的蔗林深处。

我至今不知道,日后分别顶着知名作家、文化公司老总、大学老师头衔的我们三位,在蔗林盗影中可排到第几把交椅。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是‘蔗偷’中的幸运者:没有被抓现行——尽管那时甘蔗没有统购统销,因而没有‘爱国蔗’,也因而即使被抓‘现行’也不会有多严重的处罚。曾经现场捉拿过赵姓和秦姓校友的灯塔二队的村民,可能至今也不知道还有这三位知书识礼的蔗偷漏网。

回顾这次做小偷的经历时,很奇怪,脑子里竟然冒出了文革前,听忆苦思甜报告时记住的一句话:‘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9、山村共产主义

知青就是知青,这个奇怪群体中的人,哪怕是做了小偷,依然是纯洁的,就像孔乙己‘读书人窃书不算偷’一样,哪怕是饿得头昏眼花、累得喊爹骂娘,仍然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有机会就会奋不顾身,为革命血洒疆场。落户宁南的四中校友中,恐怕没有人会忘记温仲伦这个名字,在英勇扑灭山火过程中他受了伤,后来参加缅共游击队,将自己的年轻生命献给了异国他乡。泰、缅游击队(解放军)中到底有多少中国知青,可能温仲伦的战友李向群同学比其他人更清楚,但这段历史将怎样评价,恐怕也只好交由后代的后代去完成了。

不过,赶不上中国战争年代,却赶上邻国战争的校友,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同学还得与原住山民一样面对深山大沟、肩挑背磨。原住山民的理想:让老婆儿女吃饱穿暖住好,更多属于先天承继下来的,自然没有新山民源自后天的,为国为全人类的理想那么高远,却比新山民的理想更能持久、更能约束他们遵守山村乡民几百上千年形成的行为规范,偷鸡摸狗之事,在他们中反倒很少听闻。新老山民的思想差距,就像现在的北朝鲜人同中国打工族的差异。不过,老山民的思想行为,似乎更接近林副统帅早年在井冈山时对共产主义的解释:‘共产主义就是大家发财’。

过年(春节)仍然是我们所在小山村的最重大节日。虽然居民是彝汉两个不同民族,但都把过年当作聚会(party),且聚会的主打食品都是被计划经济变得十分珍贵的猪肉。山村再穷的人家,也会在过年期间宰杀一头猪。这头被宰杀的猪,在一年一次的这种聚会中,就会被来宾吃掉一半有多。聚会表现为山寨式的共产主义(此山寨非彼山寨,与模仿无涉),但它不是宣传性的,也不是一次性的,因为参加的人都清楚,他们参加聚会,就是承诺有难同当、有忙大家帮。

私家建房,是山村的巨大工程,没有哪一家能独自完成。从到数十里外的深山老林买树、伐木、改椽皮、扛檩子,到挖地基、舂墙体、上房梁、盖屋顶……都是山寨共产主义聚会参与者大显身手的地方,充分体现了小圈子(山寨)里“大家发财”的共产主义。在交通不便、物质匮乏的年代,小村落就是这样形成和繁荣的。(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山村共产主义小圈子里没有权力中心,每个共同完成的工程,老板就是房主本人。)

老山民的“大家发财”,当然与知青的‘解放全人类’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在山村的苦日子里,知青的这些高远理想也渐渐脱离了接受时的轨道。如果说吃社员、吃不是自己栽种的东西,还理不直、气不壮,有点“做贼心虚”的感觉,吃知青同学,那就有共产主义大家吃、不吃够不罢休的豪迈气派了。

那年初冬,红星公社高峰二队初二的校友宰猪,老刀(维达)登门邀请我们前去共享(那是我校同学落户的4个公社中最高最险峻的公社,我到现在都还没有闹明白,学校为何将将初一、二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安排到那里)。从华弹地界穿越上游再到红星,沿途美景视若不见,但那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却令我格外兴奋。经过板栗树水库时,我竟跳下去游了一趟,那高山刺骨的凉水,也不能冷却我的高涨热情。

初二校友座落在一棵大板栗树旁的知青屋,屋里屋外挤满了不同班级的校友。在看不到未来的岁月里,这是最不需要思考的快乐日子。海吃海喝,无拘无束,大声说笑,梁山好汉打完胜仗回到山上,无非也就如此!超量的暴饮暴食,转化为了一种不良气体。夜深了,校友们两人甚至三人挤在一张铺上,鼾声混合着酒气、汗味和从身体里溜出的不良气体充满了小屋。

10、牛眼枉大不识好人

那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也是红歌天天唱、红舞天天跳的年代。奇怪的是,以红为象征的前者总是与贫、与穷、与庄稼作对的草联在一起;而后者却与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与长出粮食的苗联系紧密。更为奇怪的是,人们展示给公众的面孔都是红的,而私底下的真实面孔,却与他们所批判的更靠近,且一旦将自己的真实面孔示与人,就会被批判、遭唾弃。我们成为山乡居民后不久,就有两位校友,一个是因为打柴卖,一个是因为‘倒卖粮票’,就被校友作为恶事恶人传播。但事实上,面临生存危机时,选择这类与资本主义挂钩‘恶行’的,岂止是王尖兵与那位初三校友袁修福。

我们在飞流圣地时,住得最近的邻居,是资格老贫农顾大伯一家。这是一个多子女家庭,东夫所摄的三张照片中,除那位老奶奶之外,所有山乡原住民都是顾大伯的子女。由知青当老师、出书本的小学办起来后,顾家的好几个子女都成了这个义学学堂的学生。其中一位坚持时间长却学习最困难的学生,就是顾家的小五娃。大家不约而同地发现,小五娃的左肩下有一块久久不能愈合的创伤。赤脚医生的何雯,与赖佳、应谷翻遍了她们手边能找到的医书,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怀疑:癌症。顾大伯说,已送小五去区、县医院看过医生,他们都说治不了。包打天下的这群知青开会决定,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贫农的儿子就这样丢失生命,地方医院不收治就送部队医院。打算到米易湾丘五七干校探望父亲的东夫,自告奋勇绕道护送小五去西昌邛海湖滨的部队医院。

东夫怀揣大家东拼西凑的钱和粮票、布票,带着行动已比较困难的小五上路了。时值雨季,到达宁南县城后,突然爆发的山洪将通往西昌的一段公路冲垮,东夫只好带着小五绕道布拖县。素有凉山第一坝之称的布拖,至今仍是贫困县之一。这个山高皇帝远的高原小城,当年却是一个票证交换【注1】的安全处所。因路程和路途时间的延长,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盘缠顿时捉襟见肘。窘迫之中的东夫听见粮票、布票换钱的吆喝声,顿时见钱眼开,喜出望外,斗胆跨出了这官方高喊打击、民间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一步。盘缠危机解决了,还有富余,东夫又给男生一人买了一件海魂衫。

小五最后还是被部队医院退了回来。他弥留的日子,是在巫家湾子后面荒坡上的一间茅草房里度过的。安葬他时,天灰蒙蒙地像哭丧着的脸。参加抬棺的知青全都大脑空空,只觉得躺着灵魂已远去了的小五的棺木特别沉重。映证小五最后岁月,并记录着东夫的好心和大胆的海魂衫,在数月后获得了一次集体亮相的机会。

那个年代,也是老人家推行全民皆兵的年代,我们几个男知青,全都成了‘基干民兵’,我还糊里糊涂地当上了副排长。在这个不拿补贴工分的副排长任上,做过的最大事情,是与同队的男知青一道,去县上参加民兵师成立大会。为了缩短路程、省下路费,也为了避开金沙江边的酷热,我们决定不采用从芭蕉湾下到华弹再顺公路到县城的传统路线。那一天,我们起了一个大早,按头天晚上的约定,都穿上了东夫买的海魂衫,还每人手持一根扁担。当太阳快要露脸的时候,我们已在蜿蜒的山道上走出了几十里地。

穿越上游公社和红星公社的地界,我们下到了距县城36华里的谢家坝。在通往县城的公路上,没有了树丛的遮掩,我们清一色的海魂衫格外显眼。公路旁水沟边,几头水牛正在悠闲地啃着地上的青草。下乡一年多,我们对这些长着一对角的庞然大物,已有了几分亲近、几分佩服。东夫和晓峰还学会了使唤它们,成了它们干活时的伙伴。但我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眼前这群革命水牛【注2】竟然扬起角来,瞪大它们特大的双眼,向我们直顶过来。猝不及防的我们赶紧挥舞手中的扁担,边抵挡边退却,最后只好落荒而逃。

这些枉自生着一双大眼睛的水牛,完全看不出这些海魂衫所包含的好心,让我们经历了当上基干民兵后的唯一一次训练——惊魂训练。

【注1】那是一个红歌年代,也是一个票证满天飞的年代。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蛋票、烟票……,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几乎都要凭票购买。全国除少数持特供证的人而外,几亿人离了这些供应票则寸步难行。几十年后,有人撰文歌颂票证发明者的丰功伟绩,却不能去探究为何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勤劳民族,会变得如此可怜;更有甚者,几十年后可以行政之力推动红歌红舞,颂扬那个当年制造民族悲剧的神坛霸主,却不容许剖析个人何以就能践踏几亿人、让整个民族陷入民苦国穷的体制和文化原因;更不容许对造成黑猖狂、红泛滥,以红掩盖黑的体制作出一点改变。

【注2】我们一直被教导要‘做革命老黄牛’,成为山民后与牛有了亲密接触,方怀疑这是文人的误撰。因为,在我们生活的那个山村里,黄牛是菜牛,专门放养来给人宰杀的。干活的是水牛,特别是犁田、踩窑泥这类需出大力的活路,也只有水牛才承担得下来。且牛也同人一样,老了是干不动活儿的,也一样需要离职休养。按照大干快上的要求,要我们学习的是水牛,且是年轻力壮的水牛,而不是黄牛,更不是老-黄牛。

关键词: 
栏目: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