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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起偷拿图纸案件的调查

1971年10月26日,国家建委第五工程局第四工程团二营八连电工丛福恩,在职工宿舍里收拾好了行李,第二天他就要坐上大连的火车。国家建委第五工程局是为了三线建设而组建的企业,实行军事化管理,第四工程团的人不少来自辽宁,他们转战西南、西北地区,此时他们施工的地点在陕西汉中。或许是工程结束,或许是人员正常调动,丛福恩这次离开汉中,要回到家人居住的大连,与家人团聚。

根据材料介绍,26日晚上,因为他所装好的行李中有一个箱子超重,需要把箱子里的东西匀到行李袋子里一部分,在倒腾东西的过程中,工友们发现箱子里装有一百多张图纸。由于他们施工的工程多是保密工程,图纸外流是一件严重的事件,单位极为重视此事,没有让丛福恩第二天离开单位回大连,而是留下接受调查,说清带走图纸的用途。

这些图纸多是以前施工时丛福恩留下的,主要是施工工地的电路图(笔者注:包括恒温图纸、工频电炉图纸、某绝密工程外线总平面图等,笔者不太懂这些图纸的价值,罗列于此,读者自辩),根据丛福恩的检查中所说他带走图纸的主要目的是学习:

【因为恒温和工频电炉这两项工作没有干完,对这两项工作的技术没有完全掌握,带回去有时间可以学一点,一旦碰到这样工作不能栽跟头,同时也能在新同志面前献两手,这样可以在技术上抬高自己的身价,和提高自己的名誉。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头脑里作怪,单纯技术观点是非常严重的,而把工程的重要性和保密性全不顾,只考虑个人的名利,而就没有考虑到能给国家造成严重的后果。】

丛福恩的交待,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组织是不会轻易相信的。针对这一事件,组织开始对丛福恩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在加强内查的同时,进行多方面的外调,并制定了外调提纲(节选):

【1、通过原籍了解家庭成份、政治背景、社会上的来往关系;

2、通过旅大市军管会查丛之大哥丛福正在押犯罪事实;

3、通过大连机床厂了解丛之邻居“战平”是否华侨,政治身份及其他活动情况;

4、通过大连桂林街派出所及街道委员会了解丛和“战平”的相互关系是否密切,是否有相互研究技术资料等问题;

5、通过旅大一建组织,了解丛历年来的工作和政治表现;

6、通过丛的家中了解是否带回有其他图纸。】

这份外调提纲是在组织上进行了初步外调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内容主要查实丛福恩周边有没有可能是“阶级敌人”的人,和他共谋此事以危害国家安全。在外调提纲中提到的“战平”是他们走访丛福恩家庭邻居时有人提供的消息,该人是邻居老友家的女婿,据说是华侨,在丛回家探亲时时常在一起,因为这个华侨的身份,“战平”成为重点调查的对象。

其实,这个“战平”真实名字是詹一屏,是从泰国回来的华侨,在大连机床厂当技术员,当时已下放到农村劳动。詹一屏的父亲叫詹朝阳,广东饶平人,是国民党高级党务官员,《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中有其小传,综合其他资料,詹朝阳的主要经历如下:

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训处处长,1932年任河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抗战爆发后,任河北省民众抗日别动总队队长,领少将军衔。1939年任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总务司司长,1940年任河北省委员,兼任民政厅厅长,1945年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后又任广东省民政厅厅长。曾任中统局华南区总督导、党员通讯局华南区总督导、粤港澳区区长。1949年离开大陆前往泰国经商。晚年侨居加拿大,1977年去世。詹朝阳在国民党中属于CC系,并且是骨干。

詹一屏在1949年也随父亲去了泰国,但因与其父的意见不同,并且在泰国入学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便于1951年和哥哥詹一振回到北京就学,后又到大连读书,以后考入大连工学院,毕业后分配至大连机车厂工作。据资料所说,詹氏兄弟回国后,其妹詹一铃、其弟詹一鑫也回到国内读书。

在调查詹一屏的过程中,组织上调阅了詹一屏的档案,并从中摘抄了部分内容,其中摘抄内容中有一份是1960年4月天津大学美术系副教授陈启民的证明材料。陈启民是詹一屏的舅舅,民国时期著名的美术教育家、知名画家,在证明材料中陈启民提到了他的妹妹,也就是詹一屏的母亲已在抗日战争中去世。

经过慎密的调查,詹一屏已与海外断绝了联系,并无问题,而丛福恩周围所密切接触的人也没有怀疑的对象,当然也因为1972年时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由此组织上得出结论:

【鉴于上述事实,丛福恩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平时表现不够好,不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单纯技术观点,借工作之机骗取机、绝密图纸,根据现有查证材料,尚未发现泄密行为;其目的是捞取技术资本,搞技术垄断,这种行为严重的违犯了保密纪律,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并大量偷摸公家物资。但经多次帮助教育,对其错误有一定的认识,遵照毛主席“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教导,经团党的核心小组于一九七二年四月四日研究决定:对丛福恩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这个事情也就此告一段落。

单就这件事情来说,丛福恩无疑是有错的,组织上的处理也是合理的。不过笔者想要给大家说的是,在那个时代,人一旦有什么“过错”,人们的思维模式是先从阶级出身开始查起,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怀疑一切可以怀疑的人,就如同詹一屏,他仅仅是因为有着华侨身份,就成为了头号“同案”嫌疑犯,虽然他仅仅是丛福恩邻居家的一个女婿,也只是在丛福恩每年不多的回家探亲时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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