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人民听到川普在竞选演说时各种出位言论伴随着“要让美国更伟大”，大概很难想象他最终当选美国下任总统，一定没有想到中国也在静悄悄地诞生着一位政治强人。
就在2016年9月杭州举行的G20峰会，站在那块北京地毯厂180名工人用五个月时间织成的2000平米地毯上，习近平背着双手，微仰头颅，等待各国元首次第以进。与其说这是媒体有意渲染的如“四方来朝”的盛世景观，不如说，习之所以不惜耗费巨资筹备这次会议，也许正是为了精心制造他堪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谈的强人形象，为他过去四年的执政做一个自我加冕。
过去四年，相当于美国总统整整一届任期，习通过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多项领导小组的方式，逐渐架空了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制，加强了个人集权。但是，如果说在今年之前外界对他和中国政局的未来仍然看不清楚、并对中国未来是否会重演文革、或者毛主义复辟保持怀疑的话，那么2016年的发展逐渐让这一切变得清晰起来了。只是，相对于美国选举年的热闹和戏剧性，中国的政情即使呈现殊途同归的强人政治发展，也要缓慢得多，也更具有欺骗性。
终结“南北院之争”
以今年9月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为标志，习推出了《新时期党内生活作风新准则》，提出了“习核心”。挪威学者斯坦·林根（Stein Ringen），他在今年出版了一本书《完美独裁者》，准确勾勒了习近平的政治画像，将这次大会的成果形容为：“迈向一人治国，即使他推出对社会不利的政策，也无人能够阻止”，如六中全会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所喻示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核心”。《新准则》中，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原则并不及于最高的中央委员会层级。中国的党国体制正在朝着一人领导政党的个人威权体制方向狂奔，在实务层面，也终于大体上终结了过去几年沸沸扬扬的所谓中南海的“南北院之争”。
例如，不久之前，四名政治局常委站台，习做了加强高校政治思想工作的讲话，号召高校重回“又红又专”的蒋南翔道路，把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当作又一个意识形态阵地来对待。如此，不仅延续了从“九号文件”以来规定的“七不讲”的意识形态禁令，而且，从反自由主义的层面间接否定了李克强总理鼓励高校和高校毕业生的互联网创新计划，甚至危及未来中国的科技发展。也就是在今年的科技大会上，一些资深科学家们终于忍耐不住，向中央陈情，要求适当放松互联网管制。
类似的，六中全会后出台了“监察委员会”，并开始在山西、浙江和北京试点。这一改革有着“一箭多雕”的效果，既为纪委的四年反腐运动设计了一个权力制度化方案，算是论功行赏，又为习－中办和他的个人权力机构开辟了一条“顶层设计”导向的宪政改革道路。而类似的政改和政策方案出台，尽管有着一些事先的风声，但总体上都出自一个非正式小圈子，抛开了中共原先的决策协商体制和国务院的官僚体系。尽管一些学界才俊的建议常常能够原封不动地进入这一渠道，并形成政策，乍看吸纳性强、效率高，但是却非常类似清廷的军机处，为皇权服务的私人色彩颇强。如此“顶层设计”的决策模式，几乎堪与媲美川普当下正在进行的组阁，一个抛开官僚和政党建制的私人帝国的崛起。
习近平的“新毛主义”
或许在这个意义上，外界很容易把习与毛相提并论，认为习的个人集权代表着新毛主义。毕竟，从2015年底就有“习近平思想”的提法见诸报章，党媒、军媒和一些积极效忠的地方官员如李鸿忠，都在今年一年、六中全会前后纷纷表达了对习的个人崇拜，但是对他的政治企图做出这样的判断还是简单化了，就好像轻易地认为文革将在中国重演。其实，从监察委员会的设计可见一斑，这一改革将党的纪律部门转为向人大负责而与国务院、法院和检察院平行的机构，显然是党国的国家主义化，党机器更大程度地嵌入国家机器中，进而需要修宪认可。一方面，有利于党权的实际扩张，节制行政官僚，另方面也利于暗度陈仓，利用修宪为个人集权的合法化铺路，即将各领导小组转为法定机构，并方便将个人和亲信的延任、超龄等一并塞入修宪条款。今年的几次媒体放风，以及2012年以来对每年宪法日的空前强调，都可见其端倪。
换言之，习的新毛主义更像是新传统主义和毛主义的混合，前者在中共党内以刘少奇的儒家共产主义为代表，兼具官僚阶级的实用主义和精英主义，后者以毛氏的不断革命和群众路线为内核而激进、扩张。习在过去四年，一方面尊孔复儒，如中纪委的网站在宣传反腐案例的同时几乎每天都在强调传统文化，强调“家规”、“家训”；另一方面，小规模的内部运动此起彼伏，以小型政治运动和政党改造的方式进行着毛主义的“不断革命”。例如，在2016年，中国行政官僚系统内部最为抓狂的事情，已经不是反腐，也不是年初至今的党员重新登记和缴足党费的折腾。大概所有人都看清了，政治站队还是其次，随着“周薄令徐”集团的覆灭，普通干部只要不太过分，积极配合，基本不用太担心了。倒是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扶贫、脱贫”运动让他们不胜其烦，几乎整个官僚干部体系和资源都被动员起来了，全力解决各地的贫困问题。
“脱贫运动”的政治算计
这是习针对反腐运动后官僚体系普遍怠工的一次针对性运动，有意在“扶贫、脱贫”的运动框架下把官僚们调动起来、忙碌起来。不仅各部委都被分派了扶贫指标，连中纪委也自己负责对口贫困县的脱贫，并且全力介入扶贫运动的监察当中，纪委督政的意味十分强烈，很有文革时期“三支两军”的遗传。结果，各地方政府尤其是那些存在贫困县的地区人仰马翻，他们以前为了保住贫困县资格、获得财政转移支付费尽心思，今年却要努力证明如何脱贫以显政绩。9月，甘肃贫困户杨改兰杀死四个子女然后自杀的惨案就发生在这个“脱贫”运动的背景下。
而如此轰轰烈烈的扶贫运动，其政治指向自然不可能是为了响应联合国的脱贫指针。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确认了习的政策着力点，以“小康社会”为目标，建立所谓“新方位”，把2013年以来的“新常态”、供给侧的提法进一步政治化了，明确了习中央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插手国务院系统的经济政策，即重新确立中南海南、北院职权和地位的“新方位”。而且，如3月的股市干预、9月底的房市干预等，这些出自最高层面的经济干预，事后都以长期性目标为解释。那么这些长期性目标是什么呢？比如，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所再次强调“L型”曲线，或者所谓“新常态、新坐标和新方位”到底意味着什么？
也许同样可以回到“南北院之争”的矛盾上来。以围绕网约车的新规为例，外界通常忽视了各地收紧网约车政策是在交通部部长李小鹏履新之后。他在山西省长任内，不仅没有粘靠当地煤炭业和地方官僚的利益共同体，也远离所谓令计划主导的“西山会”，而且积极推行习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山西一地实践所谓L型下降，不顾山西煤价下跌的萧条，推广电动汽车发展，尤其是和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结合，其力度可能是各省最大的，从而为其铺平交通部长职务。相信，这一产业－政治交易也意味着习对李鹏－电力系的交待。这或是中国能源业乃至总体产业调整背后的政经动力。
个人化的党国体制
而当万科－宝能冲突愈演愈烈，在2016年岁末经由保监会主席说出防范“野蛮人”的话后，外界更有理由相信，习在执政之初对国企的殷切期望不是虚应，他的供给侧政策背后的“新常态”也是一个优先保证红色资本利益的产业结构调整，官僚资本和民营资本都须在这个前提下让步，实行一种管控的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也就是一个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的统制经济学（controlled economics）的复苏，而迥异于人们简单地为他的供给侧所贴的“供给经济学”标签。这种对管控的强调，与林根所总结的管控专制（controlocracy）如出一辙，完美匹配。而且，重要的是，统制经济最终所服从的是一个红色贵族和裙带集团，这是独裁统治所需，而又与此前的（政治局）常委－寡头制相冲突。这或许就是习氏“新方位”的政治经济学。
然后，我们或可理解，在习近平上台伊始所言“无一人是男儿”的执政危机作为授权借口和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主义目标之间，他在未来所致力实现的，或称改革的，将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一党统治的、民族主义政党和国家体制。和英国脱欧、川普当选等退守国家主权的趋势表面相同却存在重大历史差异的，中国正在深谋远虑地放弃共产主义、改为追求德、日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后发民族国家道路。如此，才能理解过去一年习如何强调法制威权，同时审理令、周集团案和“709”人权律师案，两案都被上升到政权安全高度，有着密切的国际互动；另一方面，习的中央政权在香港的粗暴“释法”，对台湾蔡英文政权全力打压，为巩固南海霸权对菲律宾的国际仲裁案采取强硬姿态、先打后拉，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后采取压迫性外交，等等。
剩下的问题，比如明年的“十九大”、或者之后的五年甚至十五年的执政，这一条民族主义路线如何继续，端赖他如何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并与普京、川普等国际保守力量的合作或冲突，也就是一个“完美的独裁者”的诞生。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