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北京一直强调，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基于“平等、互惠”，不像西方国家一样“附加政治条件”
从“饿肚子喂别人”到“去非洲修铁路”，中国的援外政策背后除了外交考量也有越来越多对经济回报的渴望。对于一些缺乏法治的亚非拉国家而言，中资就像是一场“及时雨”，但这一切并非没有代价。
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上相对落后的中国被西方看作是接受发展援助的大户。然而中国老一辈的感受恐怕不同，他们应该对毛泽东时代勒紧裤腰带援助兄弟国家的历史还记忆犹新。在毛时代，对外援助就是北京一大外交手段，用经济援助换来政治支持。
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后，中国继续加强与第三世界的联系“推动南南合作”，同时在涉台、人权、申奥、入世等诸多问题上获得盟友的支持。依据中国官方2016年底发布的白皮书，中国“60多年来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
不过，伴随着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发展援助的商业味道愈加浓烈。2017年10月，名为AidData的国际调研团队发表了关于中国援外资金的报告。报告发现，2000年至2014年中国政府援外资金总额超过3500亿美元。而这其中只有不到25%是传统意义下的发展援助（赠款、出口信贷、低息贷款），其余绝大部分则是商业贷款。
“援助只是中国发展政策中很小的一块，而中国的方式常常就是做生意”，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学者、主要研究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陈懋修（Matt Ferchen）说。他对德国之声表示，这与过去40年里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变化有关。
“区别在于，中国人对发展的定义更广。对于很长时间里都相对富裕、实现了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而言，发展（development）距离自己很遥远，只发生在穷国；对于中国而言，发展是中国自身所经历的，也影响着中国与他国的交往方式”，陈懋修说。因此，中国提到发展合作时，指的不仅仅是援助，也包含“贸易、投资和融资”。
极具吸引力
多年来，北京一直强调，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基于“平等、互惠”，不像西方国家一样“附加政治条件”。相对于西方世界将发展援助与受援国的治国准则挂钩，中国的“绝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为一些缺乏法治与民主的经济体提供了新的商机和融资可能。
这个时候，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高度评价北京的所作所为，自然不足为怪。2015年，时任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将来访的习近平称为“上帝的使者”，说“中国曾经也是一个贫困国家，中国人从来都不是非洲的殖民者，但是他（习近平）正在做一些我们曾希望从前的殖民者能做的事情”。那之前，中国刚和津巴布韦签署了十项经济协议。
AidData的报告发现，中国援外资金中，只有不到25%是传统意义下的发展援助，其余绝大部分是商业贷款
“对于那些有难度找到外资的国家，中国的做法--起码在一开始，具有优越性”，陈懋修说。不过他也指出，这种关系从长期来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值得质疑。
“中国企业和银行目前面临的情况是：如果无视治理准则，那么未来有一天，它们的非洲、拉美和亚洲伙伴国将无法维持这种关系，还不上贷款，生意也就做不下去了”，这位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学者说。他表示，自己目前主要研究中国与委内瑞拉的关系，中国大量具有国家背景的贷款进入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很难维持这种关系”。
伸长触角
21世纪以来，中国步入世界最大跨境投资者的行列。从斯里兰卡的港口到肯尼亚的铁路，中资支持下的项目全球遍地开花。
对于中资，老牌的西方援助国总体上持怀疑态度，质疑其性质与影响。在中资扎根的地方，也不乏听到类似的批评声音：中国的项目更多着眼自然资源和未来市场，受援国、项目所在国从中获益不多。
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治理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告诉德国之声，他对中国在投资和援助方面的政策持“非常批判”的态度。他表示，中国的发展合作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是越来越着眼于具有战略意义项目的所有权。
“当受援国面对债务危机时，中方贷款和投资的条件就变得非常明显”，他说。邦德以斯里兰卡汉班托塔（Hambantota）港口为例。由于斯里兰卡无法偿还中方的债务，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港口在2017年通过一个99年的租赁合同而交由中方。此外，肯尼亚政府目前也面临偿还中方修建的蒙-内铁路（蒙巴萨到内罗毕）贷款的困境。“中国资本将愈加长期地占据这些国家经济的一部分。”
与腐败为伍？
AidData研究团队的另一项报告显示，政治在中资投放时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项目明显集中在“政治特权地区--特别是那些非洲领导人的家乡。这样一来，当权者就可以从中国项目中分一杯羹，”而政治边缘化的地区则较少地从中资中受益“。
布鲁金斯学会早些时候的研究也指出，中国更倾向于在腐败国家投放资金--中国政府的直接投资与世界银行的法治指数呈反向关系。
”双方都在腐败“，陈懋修说。”中方通常觉得，如果他们在另一边有政府合作伙伴会方便得多。这里的问题是，如果面对的是缺乏法治的经济体、政治体--当不正规的行为，甚至非法、腐败行为成为家常便饭时，每个参与者都有动力--或者说至少是有机会，去不正规地或者腐败地做生意。“
对于南非经济学家邦德而言，中资在一些时候与”极端剥削、极端腐败乃至对政治事务的干涉“联系在一起。他以中国的”老朋友“津巴布韦为例：
”去年11月，津巴布韦发生了针对穆加贝的政变。新总统是姆南加古瓦（Emmerson Mnangagwa）。我们都知道，帮助姆南加古瓦当上总统的是如今的副总统奇文加（Constantino Chiwenga）。奇文加在发动政变一周前特意前往中国，以寻求北京对政变的首肯。我们知道，姆南加古瓦与中国军方、中国公司签署了协议开发钻石，我们也知道，有价值130亿美元的钻石不见了。“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另一位”老朋友“、南非前总统祖马（Jacob Zuma）也在不久前因为腐败丑闻而被迫下台。
邦德表示，因为中国公司、中国政府与这些”邪恶、贪婪“的当权者合作，这里的人民很不满，”当习近平今年7月金砖会议来南非时，这也会成为讨论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