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拙文有网友留言，对北大“号称是中国哈佛”提出异议，说北大建于1898年今年才120周年，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已经382年，难以比拟。
历史积累固然往往是一所大学的名声与水平的基准之一，但并不尽然。1919年，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到中国，目睹了五四运动全过程，了解北大的角色后，他感慨地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在就职演讲中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他“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使北大自然而然地成为新思潮旋风中心。在这里，有胡适、钱玄同等提倡白话文学，也有黄侃、刘师培等维护文言文学；胡适与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可以各开一课；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蔡元培也毫不干涉。当时社会有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
蔡元培塑造了北大精神：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于是北大人才辈出，学术硕果累累。北大也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阵地和学术之中心，如杜威所说“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
蔡元培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大学应该是科学发展的火车头，文化创新的发源地，思想碰撞的自由港，社会良知的大本营。尽管不少成功人士没有完成大学课程，但大学在思想自由和创新方面，引领社会和时代。
蔡元培之后，民国时期将西方的大学模式传入中国，还有八位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基础的大学校长，包括蒋梦麟、胡适、张伯苓、梅贻琦等，他们的文章、教育理念，他们的人格、见识、学养，引领社会，留下典范。可惜，这一切，在中共建政后，都一扫而空。北大红楼今犹在，世间再无蔡元培。大学已非育人而是制器——制造党的特别工具。北大校长公开发文贬低焦虑与质疑的价值、扼杀批判思维。若说大学仍是社会思潮引领者的话，那是引向假话时代，引向绝对服从的奴隶社会。香港现时是亦步亦趋。
1905年，孙中山在伦敦拜访晚清的西学先驱者严复。严复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对此，孙中山的回应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经百多年革命实践，害之存于甲者竟百倍见于乙，世人应该认识到：还是严复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