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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泪(8)

我落进了他的“阳谋”罗网。

虽然“鸣放”热火朝天的北大近在咫尺,“干校”却并无动静。学校的领导干部都是延安出身的老党员,他们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练,在没摸清运动的风向之前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有些学生,到北大看过大字报之后,回来贴了些小字报,对枯燥无味的政治课和低效率的行政工作提出温和的批评。我问过冯副校长,他对这些意见怎么看法。他含含糊糊地说:“这些毛小伙子年纪太轻,不知天高地厚。”教师当中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人贴大字报。

有一天,一位党员英语教师问我是否也打算参加整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思想改造”。“我?”我哈哈一笑答道。“我是下你们的油锅炸过的。而现在你们党员却要用和风细雨来整风。和风吹得党员醉,细雨打得群众湿!滚水烫一烫不会更有效一些吗?谢谢您啦,我用不上你们的整风。整了那么多年,我已经整得跟圣人一般干净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校党委开始召开教职员“鸣放”座谈会,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琐碎的意见提了一些,但没有人碰重大的问题。一天晚上,于副校长来访。他年青时留学日本,回国后到延安投身革命。他平常沉默寡言,这天一坐下就谈起他本人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经历。

“很多革命同志都受到严峻考验。我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日本留学生,我自然而然被当作有特务嫌疑。有些人自杀了,但我经得住考验,赢得了党的信任。”

“我钦佩您在泰山压顶时岿然不动的精神,”我说。“但是我不明白,这些人既然放弃一切投奔革命队伍,党为什么还要采取各种严峻的手段考验他们?”

“你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那是战争年代。一方面是国民党,一方面是日本人,斗争十分剧烈。党不能掉以轻心,否则敌特就会渗透革命队伍。”

“这种特务你们抓到多少?”

“不多,没几个。”

“付出伤害那么多好同志的代价?”

“不管干什么都要付代价,错误总是难免的。干革命必须看主流,看事物光明的一面。这正是为什么党中央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必须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提意见的人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这是毛主席亲自制订的政策。我们大家都必须开诚布公帮助党和党员改进工作作风。我对教职员鸣放会进行的情况很不满意。好像没有人愿意在会上鸣放。提出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大学教师是高级知识分子嘛,应当就重大问题提出批评意见。以你在学校的威望,我希望你在下次会议上带头把心里话说出来。”

“我确实没什么可说的,”我推托道。“我来学校不久,不能就任何重大问题提出批评。”

“不一定要跟学校有关系。你回国也有好几年了,必然有你自己的经历和观感。”

“别提我个人的经历了!肃反期间我在南开大学挨整,大概和你在延安挨整也没什么两样。”

“那是个错误,不过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不要计较。我向你保证,在这次运动中,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有任何后果。”

有的朋友怂恿我接受他的意见到鸣放会上发言,也有人教我提防这是“放长线钓大鱼”。接着一连两个晚上,于副校长又亲自登门,讲的还是同一个意思。同时,教师党支部书记老刘也来征求意见,敦促我大胆鸣放。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于是我在下一次的教职员大会上就发言了。

首先我简单谈了一下,我六年前中断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回来为新中国工作,没想到回国后却碰上种种困难。然后我重点谈到肃反运动中我在南开的遭遇。

“那是毫无道理,十分荒谬的。肆无忌惮的违犯民权,明目张胆的官方私刑。即便来我家搜查的人手里有所谓的搜查证,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怀孕的妻子和老母进行搜身?伤害之外又加侮辱,真是欺人太甚。南开大学至少应当向我们道个歉吧。肃反运动本身是个错误,目的无非是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而它所仿效的斯大林式清党运动已经被赫鲁晓夫揭发谴责了。”

接着我赞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赞扬目前广泛征求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鼓励言论自由。我引用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古训,加以发挥:“防知识分子之口胜于防洪。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十分宝贵,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种卑躬屈膝的士大夫。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掌握真理的政党,给予知识分子言论自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从无数开放的头脑却可获得集体智慧的无价之宝。这次整风运动可以成为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外交方面,我认为“一边倒”的亲苏政策未必最符合国家利益。我们和西方国家搞无条件的对抗,从中得到了什么?“老大哥”不是和他们保持正常外交关系吗?我们向西方世界关上大门,从而失去了什么?谈到英语教学,我对中国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英语教学的做法提出疑问,因为这些专家无非是从苏联师范院校毕业的,而我们有的是在英、美著名大学留过学的教授。难道有一天我们也要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大学指导中文教学吗?关于文艺理论和批评,我认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主持会议的于副校长对我的发言表示满意,接着就让怡楷发言。她说,肃反时她根本没参加南开的运动,而她的母校竟然对她进行非法的人身搜查。她虽感到难堪的侮辱,但她更感到痛心的是对她无罪的丈夫的迫害,这使她联想到耶稣基督的受难。有些人露出惊愕的表情。但是,英语系同仁黄教授,也是美国留学生,却立即对我这样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受到迫害表示同情。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公安部长罗瑞卿主持肃反,伤害了不计其数的好人,应当枪毙。”英语语音学讲师葆青也十分激动地谈到肃反时她和爱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平白挨整的遭遇。

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受到全国各地大鸣大放形势的鼓舞,我们的情绪很高。有一天,黄教授约我和一位新来的晁先生到他家午餐。他是黄教授的大学同学,也是留美学英语的,经黄引荐从外文出版社调来。我们海阔天空地闲聊,晁某是个胖子,动不动就放声大笑,有点“欢喜佛”的味道。又有一天晚上,我和黄,还有另外两位同仁在兼任英语口语课的北京大学徐教授的屋子里聚会。三杯下肚,我就谈到罗斯福总统1941年提出的“四大自由”。我觉得那个文件是全世界的独立宣言。“但是你不会认识到它们如何重要,直到你生活在一个威胁要剥夺你享受这些自由的环境,”我说。“正如一个人认为有空气是天经地义的,从来不认识这个眼不能见的元素对他的生存本身如何重要。人不仅是生而平等的,而且是生来有言论自由的。但是,你怎能自由发表言论呢,除非你有免除恐惧的自由?”最后我激动地用英语高呼:“不自由,毋宁死!”黄教授谴责了新近由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的斯大林的滔天罪行,最后高呼“赫鲁晓夫万岁!”我们觉得自己俨然是开始绽放的鲜花。

即便毛在六月发动反右派运动时,我从来没想到这运动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就是响应党的号召知无不言吗?领导上不是一再庄严地保证我们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吗?何况,我从来和资本家没有任何关系,我怎么可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不管怎样,不久就放暑假了,我得着手翻译斯坦贝克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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