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百花与毒草，1956-58
一
1956年夏初调回北京工作，我开始期盼重新投入学术生涯，同时与妻子和新生的小宝贝一起过幸福的家庭生活。怡楷分配在英语系资料室任资料员，负责管理英文报刊。校园很小，无景色可言。好在颐和园近在咫尺，我俩一有空就推着坐在小推车里的一丁去那里遛达，在长廊上或花木扶疏的昆明湖畔流连忘返。使我分外高兴的是，我妹妹宁慧和妹夫张韵轩也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宁慧在市中心的二十八中任副校长，韵轩在黑色冶金设计院任副总工程师。他们的儿子张纯比一丁大八十天，他有时来我们家小住，我们就带他一道去颐和园。两个小表兄弟，面对面坐在小车上，健康活泼，仿佛象征着我对万里回归为之效命的祖国更新的信念。妹妹一家三口常来和我们一起度周末。天气好，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去颐和园，到各处照相留念，或是在湖上荡舟消闲。晚饭后一面打桥牌，一面聊天，谈的往往是令人鼓舞的政治形势。宁慧夫妇都在申请入党。一年前肃反运动的无枉之灾似乎已经是陈年往事了。这里当然不是鸟语花香的人间乐土，但是中国好像即将进入一个进步繁荣的时期，因为党中央不厌其烦地宣传毛泽东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思想言论自由过去被目为异端，现在却被认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学院简称“干校”，规模不大，有英语、日语、法语三个系，以英语为主。英语系的学生也不过一、两百人。我当然宁愿到一所正规大学任教，但是既然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我也只有知足常乐了。
七月中，我就被调去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工作。出席会议的有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大会发言以汉语和英语为主，因此汉译英的任务很大。翻译处罗致了北京各大学的著名英语教授，其中包括钱钟书、杨周翰、李赋宁、吴兴华、王佐良、周珏良、许国璋、吴景荣等人，还有南京大学副校长范存忠教授。我们的工作繁重，翻来覆去翻译一稿又一稿的政治报告，字斟句酌，唯恐犯“政治性错误”，还有数以百计的代表发言。有时我们还加夜班。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从英、美的著名学府或国内的教会大学毕业的，都心甘情愿为共产党的会议效劳，这足以显示共产党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取得的成功。同时，这些年富力强的学者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感到自由自在，虽然大多数人仍然遵循“明哲保身”的古训。有一次，我奉命翻译朱德元帅的一篇发言稿，感到他辞不达义，一时恼火就脱口而出大声说：“这么笨拙的文字让人怎么办啊？”钱钟书先生，素来以言辞锋利闻名的，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又把一个食指放在他嘴唇上，轻轻地“嘘！”了一声。看来我还是太天真。尽管如此，看到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强调经济发展，放松阶级斗争，我受到鼓舞。新党章提出防止在中国出现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也使我感到宽慰。
大会闭幕后，适逢“十一”国庆，北京举行盛大游行，我被邀参加观礼，站在天安门对面的观礼台上，遥望毛泽东从城楼上挥手，接受游行队伍高呼“万岁！万万岁！”这些震耳欲聋的口号不禁使我想到历代封建帝王的专制。眼前这个笑容可掬的“大救星”的形象，和那个一年前不择手段诬陷胡风，大搞文字狱的暴君，我实在无法调和。可是面对这喊得声嘶力竭的游行人海，我感到十分无奈。学院为我有幸参加国庆观礼而感到自豪，有些同事也感到羡慕，不过一站几个小时对我的两条腿和膀胱却是苦不堪言。
大会闭幕以后，我和钱钟书、王佐良一起留下来，参加大会文件英译的定稿，直到十一月中才返校任教。我担任两门阅读课和一门作文课，负担较重。但我脱离教学已逾一年，渴望重登讲台为好学的学子授业，因此并不计较。三个班的学生都喜欢我的课，领导和同仁也时有好评。
在“百花齐放”的春天，北京出版的几家重要学术刊物向我约稿。王佐良主编的《西方语言文学》季刊于1957年4月创刊，其中登载了我写的一篇评论诗人卞之琳教授的新译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文章。五月，我又完成了一篇评论吴兴华精心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的长文，预定在夏季号刊出。与此同时，已调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卞之琳老师，和原燕京西语系青年同事杨耀民，一道来访。耀民年青时患婴儿麻痹症致残，他不怕劳累拄着双拐来看望我，令我感动。他秉性谦和，待人以诚，入党后还是老样子。在交谈中提到了两年前的肃反运动，他认为中国跳过了资产阶级革命，不懂自由和民主，才会犯肃反这样的错误，现在要补课，大力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研究和介绍西方文学也提到日程上来了。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他担任文研所的学术刊物《文学研究》季刊的执行编辑，特来约我写一篇万言长文，纪念美国诗人朗费罗诞生一百五十周年。国内唯一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刊物《译文》月刊约我翻译美国小说家斯坦贝克的著名中篇《珍珠》。我但愿有更多的时间用来读书钻研，认真做一点学术研究工作。但我对目前的情况并无怨言。
1957年5月1日，放假一天，庆祝国际劳动节。当年我教过的十多个燕京毕业生相约在颐和园聚会，邀我和怡楷参加。那天风和日暖，游人如织。我们在后山还碰见久违的陆志韦校长，大概“无官一身轻”吧，他显得更洒脱了。我们坐在包租的画舫上，沐浴着春风煦日，在座的在肃反中几乎都因莫须有的“ABC”反革命集团受过冲击，此时此刻大家都感到心旷神怡，又放言无忌了。有人带来当天的《人民日报》，朗读了头版头条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党中央要求各级党组和党员积极投入运动，主动向各行各业，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都受到鼓舞，赞赏共产党作出的这个勇敢决定。是中共诚心诚意从去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吸取教训吗？诚心诚意努力实现为新中国带来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许诺吗？我满怀希望，拭目以待。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我几年来第一次热心看报。《人民日报》和北京的其它报纸，每天都连篇累牍地刊登对共产党干部和方针政策的批评文章，作者大多是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的反对“党天下”主张各党派轮流执政；有的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主张“教授治校”；有的大声疾呼，共产党如一意孤行，人民将起来革命。各大学、各政府部门、各“民主党派”，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大鸣大放”，畅所欲言，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整风。我妹妹宁慧，作为二十八中的非党员副校长，被邀到区党委召开的会议上参加“鸣放”。她诚恳地指出目前中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如何改进的意见。她的发言登在第二天官方的《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在邻近的北京大学，“大鸣大放”如火如荼，大字报铺天盖地。当年我在燕京任教时的助教黄继忠积极“要求进步”，后来留在北大，现在也热烈地参加大鸣大放。放眼全国，言论自由俨然“百花齐放”，岂知到头来却是昙花一现。
整风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场五个星期之后，“伟大领袖”再次亲自出马，扼杀了后来以“北京之春”闻名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又一篇社论，谴责目前出现的批评有不少是“毒草”冒充“香花”。他宣称，这不是党所要的“建设性批评”，而是“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毒罪行。曾几何时，共产党堂而皇之发动的自身整风运动却变成了一场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人们对肃反运动记忆犹新，又被投入一场更残酷的“反右”运动。足智多谋的“伟大领袖”事后透露，这场运动并不是什么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让那些胆敢犯上的人自投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