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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泪(6)

1955年1月,党的文艺界喉舌《文艺报》发表了文艺理论家、老党员胡风写给党中央的十万言书,抗议文艺界领导“插进作家脑袋的五把刀子”: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政治、思想改造、党八股。人们以为文艺界将就此开展一场关于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学术性讨论,纷纷表示欢迎。不料,时隔不久,全国就展开对胡风的批判,从文艺观点反动到政治上反党,从历史到目前,无一是处。毛泽东以“伟大领袖”之尊,竟又亲自出马,根据查抄来的胡风写给友人的书信,罗织成案,把胡风打成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文艺界都举行声讨胡风的大会,各种报刊连篇累牍登载揭发、批判、声讨的文字。胡风本人锒铛入狱,受株连的“胡风分子”遍及全国。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虽屡见不鲜,在“解放”后的新中国竟然会以革命的名义对作家进行如此肆无忌惮的迫害,真是匪夷所思。眼看到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其中不乏胡风的老朋友,也众口一词参与声讨,特别使我感到愕然,因为我一向把作家和艺术家看作民族的良心。显然,新中国的“新生事物”需要学习的还多着哩。

春去夏来,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升级,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大街小巷和南大校园里到处都是红布横幅,宣告“坚决、澈底、完全、干净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9月1日南大开学,校长在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停课搞“肃反运动”,号召全体师生员工人人积极参加运动,揭发检举。我明白,身为“落后分子”,我政治上低人一等,是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的。但我毕竟不是“反革命”,也没有“暗藏”啊,他们总不会因为我说话不中听就诬陷我吧。何况,我是四年前才不远万里从美国回来为新中国服务的。

我又错了。全校动员大会后,文学院立即召开全体教职员一百多人参加的大会,主持会议的党员声色俱厉地宣布我不仅是南大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集团成员包括查良铮、李天生、和德语讲师周基堃琨。他命令我坐到屋子中间,陷入一圈圈与会者的重围。积极分子争先恐后发言,大喊大叫,拍桌子,声势汹汹,把一位曾任溥仪皇帝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被人抬走。我心想,俞先生若是坐在我的位子上,不定会出甚么事儿哩。开场的狂吠过后,开始盘问我的历史。我据实作答。我发觉他们是备了课的,提出的问题按时间顺序,而且目的在于显示我的政治关系一贯是反动的。

“1938年夏天你在武汉干甚么?”历史系一名男讲师带头问道。“我是流亡学生,要找饭吃,也想为抗战出点力,就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

“甚么训练?”

“军队政工。”

“特务?”

“不是吧。”

“你狡猾,很狡猾。你那时候就当上特务了。”

“我没有。”

“你在这儿是要老老实实回答问题,不许狡辩。”他的一名党员同事插了进来。“战干团团长是谁?”

“蒋介石。”“你瞧!你在那时候就已经和头号战犯挂上钩了。还有哪些头目?”

“陈诚是副团长。”

“你瞧!又是个大战犯!还有呢?”

我又说出一些国民党军政领导人的名字。

“个个都是战犯,”另一人插话。“你和他们志同道合啊!还有谁?”

“周恩来。”

“你胡说!”他跳了起来。“你公然污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现在你是现行反革命!”

全场大哗。

“对不起,”喧哗过后我平静地说。“周总理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他每隔一周来讲一次国际形势。他身穿军服,挂的是中将领章。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

“你住嘴!”主持会议的党员打断了我的话。“没人要你讲这些废话。你放老实点儿。这不是你讲课的地方。你在这儿是要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越快越好。下午来必须端正态度,交代问题。走吧!”

我走回家去。路很近,但走着觉得很远。心里想的只是,妻子怀孕,老母有糖尿病,她们受得了吗?推开家门,我有气无力地在椅子上坐下,哑口无言。

“怎么啦?”怡楷和母亲同时紧张地问道。

“没甚么。又搞到我头上了。”我嗄哑地咕哝道。

“给他倒杯茶,怡楷。”母亲的声音发抖。

怡楷还没来得及走,四个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门而入。他们声势汹汹,自称是公安人员,还亮出一张“搜查证”。男的我没见过,女的是中文系助教。两个男的教我站起来,上上下下搜身。女的先给怡楷搜身,又搜了我母亲。我感到莫名其妙,满腔怒火。他们随即搜查起我的家,翻箱倒柜,东西扔得满地。后来一个男的问我:“你有手枪和别的武器吗?”“没有,甚么也没有,只有一枝笔,”我脱口而出答道,脑子里突然冒出拿破仑说的笔比剑厉害的话。

另一个男的又追问:“你的发报机在哪儿?藏在哪儿?”嘿,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心里想,难道他们居然怀疑我是暗藏的特务?“我连收音机也没有,买不起,很抱歉。”他们没找到任何特务活动的物证,显然感到失望,临走就把我的信件、地址本、笔记本、文稿等等带走了。不速之客走后,我先看看满地狼藉的衣物,再抬头看看怡楷。“要是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抄走就更好了,”我说,“免得你收拾了。他们想抄家尽管来,可是他们有甚么权利对你和母亲搜身?简直荒谬绝伦!”

“你说的是甚么权利?你真是书生气十足,教授先生。你不是生活在美国,而是在共产党的中国。”怡楷笑着说,把手伸了过来。“但愿你不会有太大的麻烦。”

我知道她的心情一定很沉重,特别因为几个月后她就要生我俩的头一个孩子了。我怎能教她安心呢,眼下我都不能保护她不受粗暴公安人员的侮辱?我为甚么那么不识时务,说话没遮拦呢?除了侮辱与伤害,我得到了甚么?我不懂谨小慎微,悔之晚矣。我也感到害怕。这时我突然想起我十分赞赏的林肯总统的名言:“该抗议的时候却保持沉默,这种罪过使人成为懦夫。”怡楷打断了我的思绪,让我吃点儿东西,而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我该去开会接受审问、批斗了。

在去会议室的路上,遇见历史系的谢教授。他是个五十来岁,胖呼呼的小老头子,平日见人笑咪咪的,人称“欢喜佛”。我冲他淡淡地一笑,他却扭过头去,加快了步子。我走进会场时,包围圈快坐满了。我坐到圈子中央,主持会议的党员立即宣布开会。

“巫宁坤在上午会议上的表现是极其恶劣的,”他声色俱厉地说。“他毫无悔过的表示,他没有坦白交代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罪行,反而向认真帮助他反省的革命同志猖狂反扑。我警告你,巫宁坤,你已经陷入革命群众的重围,看看你在会场的位置就明白了。你唯一的出路是向人民投降。我们党和政府对待犯罪分子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必须由巫宁坤本人决定,不要坐失时机。现在,请革命同志们继续揭发批判巫宁坤的反革命罪行。”

第一个举手发言的是谢教授。他怒气冲冲,脸红脖子粗,一点也不像欢喜佛,倒像横眉怒目的金刚。“巫宁坤,你今天上午的表现是极其恶劣的,令人无法容忍。你没有老老实实坦白交代你的罪行,反而胆敢取笑革命同志。这是猖狂的抗拒运动,进一步向党进攻。我告诉你,你是这次运动的头号靶子,南开的头号反革命分子。你那些众所周知的罪行,你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反革命言论,足以给你定罪。我们伟大的党,为了挽救每一个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悔罪自新的机会。刚才我看见你晃晃悠悠从家里走过来,没有一丝一毫悔罪的神情。而且,你竟然还满面笑容,”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门儿,“你还有羞耻心没有?我问你,你刚才在路上为什么对我笑?可能你希望我同情你?也许你要我在这儿保持沉默?没门儿!你和我一起喝过茶,谈论过历史问题。但那是在我认识你的真面目以前。现在我和你划清界限,我也要求所有革命同志都这样做。”

主持会议的党员表扬了谢教授的发言,其他“革命同志”相继效尤,有大声谩骂的,有声色俱厉警告的,集中抨击我态度恶劣。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莎士比亚的名句:“这是篇荒唐的故事,是白痴讲的,充满了喧嚣和狂乱,没有一点儿意义。”下午散会以前,主席宣布:“巫宁坤对运动和革命群众抱敌对态度,明天上午要交一份书面检讨。巫宁坤不得和校内外任何人联系,不得在家中接待任何人,不得私自离开校园。违反上述规定罪上加罪。你听着,巫宁坤,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不过时间是有限的。”

吵吵闹闹的大会一连开了几天。每天翻来覆去告诫我要尽快“坦白”、“投降”,要不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不客气了,我的前途和家庭都会泡汤。我看出这全是心理战(虽然心理学已被宣判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可是我的凡躯肉体毕竟是软弱的。我但愿我有甚么罪可坦白,不用再听这些让人心烦意乱的叫嚣和威胁。我绞尽脑汁想发掘甚么我无意中犯下的罪,或者我对自己也隐瞒的罪。但我一无所得,我的脑袋却日夜疼痛。

一天早晨,我正要从家里出门去参加批斗会,忽然听见门外人声嘈杂。我打开门,看到几个身穿公安制服的人穿过聚集在小路上的人群,进入斜对面一位俄语讲师家中。逮捕人吗?我纳闷儿。这不是我探闲事的时候,我就去开会了。一到我每天受折磨的现场,我发现那些批斗我的人都在兴奋地交谈,显然出了甚么事儿。不久我就听出果然出事儿了。原来当天清早有人在图书馆前的小池塘里发现英语老教授颜先生的尸体。运动开始后他也受到审查,但他拒不回答问题。他留下了一大家老小。主持会议的党员一到,就宣布当天会议由革命同志进行讨论,让我回家写交代。

我回到家,看见老母一脸惊恐的神情。她先说怡楷给运动办公室叫去了。接着她小声说,对门俄语讲师的太太和一个在她家寄宿的男人,双双上吊死了。“为什么?”我问。她小声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打听。人家说,跟运动有关系。啊呀,我吓死了。你怎样?”我怎么说呢?老人家一辈子受苦受难,我能给她甚么安慰呢?我只好假装不在乎。“他们在审查我的历史。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母亲显然并不放心,说道:“我当然希望如此,可是别人家并没被搜查。”我还来不及回答,怡楷就回来了。

“你刚走,肃反办公室就来人叫我,”我年青的妻子平静地说。“一名女党员对我说,你在会议上表现很坏,会议的目的是帮助你的。你到现在还没交代任何问题,而他们的耐性是有限度的。她又说,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希望我帮助你端正态度。接着她换了个话题。她说,南开有少数人自杀了。他们抗拒运动,自绝于人民。党和人民绝对不会被他们的罪恶行径吓住,但是应当防止不必要的死亡。他们相信你会比这些败类聪明一些。他们也希望我注意你的动静,以防万一。没等她把话说完,我就请她放心,我说:宁坤很愚蠢,他给自己和全家带来这么多麻烦,但是我相信他还不会愚蠢到毁灭自己的生命。他只有坦白交代,如果他果真做过甚么坏事。他不需要我帮助,因为你们给他的帮助已经超过他的需要了。”她微微一笑。

“真有你的,怡楷姑娘!你从最初的冲击恢复了,比你男人还强哩。”“我看得出来几个人的自杀让他们大伤脑筋,这不利于党作为仁慈的大救星的形象啊。教授先生,你不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吧?”“但愿永生的天主没有订出严禁自杀的戒律!”我背出了哈姆雷特著名的独白的一行,那些独白是我们在一起百读不厌的。她又一笑,这次眼里含着泪水。

自杀事件过后,运动马上降温。大喊大叫的大会不开了。我奉命回家再写一份自传,详细交代反革命社会关系,本人反革命言论、思想、行动。审讯改为在晚间以小组会形式进行,由文科积极分子主持,为首的就是那名历史系讲师。他们不再叫喊,但坚持不懈,见缝就钻。一天晚上,对我刚回国后在燕京大学的生活细节盘问之后,那位讲师突然问道:

“你和燕京西语系学生中的反革命集团是甚么关系?”

“我不知道你在讲甚么。”“我们掌握大量你在反革命集团中活动的材料。有一些是你的反动高足写的。我不妨告诉你,他们全被我们抓起来了,包括你搞到南开来的李天生。我们只不过是要给你一个主动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现在你愿意交代吗?”

“我还是不明白你在讲甚么。”

“好吧,你知道ABC这名字吗?”

“甚么ABC?”

“别装蒜啦!你很清楚这是你们反革命集团的名字。”

我猛然想起一件事。当年我教的四年级班上有一个叫大江的男生,积极分子认为他思想反动,说以他为首形成一个反动学生俱乐部。他笑着反唇相讥道:“是啊,一个桥牌俱乐部,A Bridge Club,简称ABC。要是落到克格勃手里,它一下就可以变成Anti Bolshevik Club、反共俱乐部,哈,哈,哈!”这话传开了,大家一笑置之。

“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是开玩笑。”“开玩笑?你说在社会主义中国搞反布尔什维克活动是开玩笑?”

“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俱乐部。”“事实俱在嘛。它有名字,名字是反革命集团头目起的,他是你的得意门生。他们经常开会,讨论他们读过的反动作品,其中包括《1984》和《正午的黑暗》。你是他们的导师,你参加过他们的讨论。他们看的反动作品为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和新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从事散布反革命言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我们党和政府。它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有名称、有头目、有导师、有理论、有不少成员。它的名字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公安部门早就注意它的活动了。你管这个叫开玩笑?”

我感到十分惊诧。我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在我眼前挥舞。

“我从来没有这样看问题。我得好好想一想,回顾一下我和燕京学生的交往,写一个详细材料。”

“我很高兴你开始醒悟了。我们等着瞧。”

我回到家里,心情沉重,主要因为我想到在北京的那些才华出众的学生必然受到更加残酷的审讯。写材料时,我重温了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以及一些谈话的内容。但是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们说的做的有什么罪过。他们认为思想言论自由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痛恨洗脑。如此而已。我本人的态度无疑地给了他们道义的支持。于是在我的“坦白材料”里,我承认我自己没改造好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对他们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并表示愿意为他们的错误承担我应负的责任。可是我否认有这样一个俱乐部。

另一个晚上,我的“同仁们”又盘问我在美国的经历,东拉西扯,然后那位历史讲师意味深长地假笑着问道:“你为什么在1951年夏天回到中国?那正是抗美援朝进入高潮的时候。”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国家嘛。”我觉得他的问题毫无意义。

“你是这么想的,呃?”他冷笑道。“你大概自命为爱国主义者吧。但是,爱国主义是有阶级基础的。你所爱的国家是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资本主义的旧中国,不是我们所热爱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你老实告诉我们吧,你到底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从美国回来?那时候,你的博士学位快到手了,在美国大有前途嘛。”

“我是应燕京大学电聘回来的。”我想那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身为历史讲师也得尊重吧。“不错,”他又冷笑了。“我们给你提供了一个挺好的借口,对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发火了。“你认为我是特务?CIA和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我们没说。是你自己说的。”他得意洋洋地反驳道。

可是,突然间,我感到如释重负。如果这些年来他们就为这个折腾,我就没什么可烦心的了。我的一生是一本敞开的书。他们由于猜疑成性就会随意误读,但是文本却是完好无损的。从那以后,我心平气和,对他们刻意的挑衅和侮辱无动于衷。

开学以后三周才开始上课。英语专业却开不了课,因为一位教授自杀身亡,三位教师仍遭软禁。审问会逐渐结束了,我呆在家里写自传。交上去几天之后,我又被叫去,让我再写一份更详尽的。起初我觉得莫名其妙,后来我才明白,这显然是一个花招,其目的是侦查前后文本之间有无矛盾。我毫无顾虑,因为我没什么要掩盖的。

软禁在家里,日子过得倒也清静。收到巴金夫人萧珊寄来的法文原版的司汤达小说《巴尔姆修道院》,我就着手翻译起来。埋头工作时,我可暂时忘却目前所处的困境,司汤达笔下优美动人的世界和心灵高尚的人物,与包围着我的龌龊的政治和奴颜婢膝的小人形成绝妙的对比。为了进一步给我消遣,怡楷晚间陪我玩“金罗美”牌戏。身为一场政治游戏中听人摆布的小卒子,我们乐得享受一下囚笼中片刻的宽免。

1956年1月3日下午,怡楷正在和我打“金罗美”,她说感到产前阵痛。我扔下牌,跑到肃反办公室请假,送她去市内一家妇产医院。第二天一早,我又请假去看她。一到医院,一位护士就恭喜我得了个大儿子,孩子是在凌晨出世的。我给他取名“一丁”,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与经常在“万岁”声中露面的“真命天子”形成对比。“一丁”的来临大大鼓舞了受困扰的双亲,如同一股生力军的到来鼓舞了一枝被围困的军队。

两个星期之后,出乎意料的,党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他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给予更多的自由,改善生活待遇。我当然感到高兴,仔仔细细读了报告。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不久,肃反办公室的一名年轻干部派人来叫我。

“你这些日子干什么啦?享清福,是吗?”他含讥带讽地说。

“我在学习周总理的报告。”我想这总不会有问题吧,可我又错了。“这样你手里又多一件武器了,对吗?”我大吃一惊,答不上来。他接着说:“我认为你眼前的任务仍然是坦白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一个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周总理的报告保护不了反革命。”难道这个乳臭未干的极左分子竟敢公然对抗周总理吗?我搞糊涂了,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类人被这出乎意料的180度大转弯搞得狼狈不堪,他们还指望体面地收拾南开的肃反运动,不要太丢面子。

不久之后,中共天津市委员会派来南开的一位干部约我谈话。他向我表示歉意,他说我回国才几年,在这次运动中受到的冲击很大。他向我保证“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今后决不会再发生”。他的“保证”更加深了我对受人敬爱的周总理的报告所怀抱的盲目的信念。同时,学校宣布英语专业停办,学生转学,教师听候分配。五月中,人事处通知我即将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怡楷也到该校工作。有些同事羡慕我们,怡楷却并不喜欢在共产党统治的政治中心生活的前景,更不愿离开一直相依为命的母亲和哥哥姐姐。六月中,我们出发去北京,她怀里抱着五个月的小丁丁,哭得像个大孩子。是否她本能地预感到这是一次强加于她的冒险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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