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一滴泪(5)

尽管我在南开的生活很不称心,我和学生的交往还是很开心的。下课以后,学生往往三三两两到家里来,谈谈学习中的心得和问题,或者天南地北地聊天。在课堂上,我只顾讲课和写黑板,我眼中看到的只是大同小异的男女学生。他们在我小屋子里和我面对面交谈时,我可以从容地察看各人的面貌和特点,和他们交朋友。第一个冬天的一个下午,三年级班上一个名叫李怡楷的女生和两个同班男生来串门儿。男生叫她“假小子”,还说其实她也可以算作一名男生。他们三人都放声笑了。我仿佛第一次见到怡楷:她面如满月,不时发出孩子般爽朗的笑声。莫名其妙地,这次来访在我生活里打开了新的一页。客人一走,我就决意进一步认识这个“假小子”。

那周星期六的晚上,我搭乘公车到市内去,按她留下的住址找到了她家,一座西式的三层小楼。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光临惊动了全家。怡楷羞得两颊通红,先把我介绍给她母亲,又逐一介绍给她四个哥哥和三姐,大姐早已出嫁,住在附近,二姐在外地工作。全家人显然对这位老师自动来访感到高兴。我们全都给逗笑了,当她的一个小侄子飞奔上楼,一路用最大的嗓门喊着:“老姑的老师来啦!穿着一件好滑稽的长大衣!真叫滑稽啊!”

我的样子确实滑稽,身上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大衣,那是我在旧金山上船回国前夕从旧货店里买的,可是怡楷和她家里人似乎全不介意。我渐渐成了她家的常客,享受一个与“社会主义大家庭”迥然不同的传统大家庭的温暖。怡楷四岁丧父。他在世时,自己开几家工厂,用来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由于过分劳累,患高血压和心脏病,久治不愈,终于在盛年去世。他死后,留下八个未成年的孩子,由遗孀一人抚养。怡楷的寡母茹苦含辛,不但把八个子女拉扯大了,而且还让他们不分男女全都受了良好教育。看着她老人家靠一双小脚,颤巍巍地在家里走来走去,不声不响地忙着干家务活,我不禁对这位没上过学、弱不禁风的老人家的道德勇气肃燃起敬。我幼年丧母,真羡慕怡楷有这样一位母亲用无私忘我的慈爱孕育八个子女。没有高深哲理或宗教信仰的支持,她本能地懂得区分善与恶,对不幸的和受害的人表现出天生的悲悯。在我眼中,她是传统的“贤妻良母”的典范,伟大母爱的化身。

怡楷是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从小在慈母和七个哥哥姐姐的庇荫之下成长。家里不算富有,但衣食住行还不成问题。她知足常乐。她以为日子过得好,不受穷,不恐惧,是理所当然的。像个“假小子”般的活跃,她自行车骑得飞快,是女排的健将,冬天爱溜冰。是她教会我骑车,后来我俩就能一道骑车出游了。我从来不会打排球,也不会溜冰,她好像也不介意。虽然比我小十一岁,她从来没感到两人之间有“代差”。春天一到,我俩就开始约会了。她的品味很简单,她厌恶虚荣和铺张浪费。我俩常骑车上公园,在小湖上划船,或者上小馆子或点心铺吃点东西。她那天生的朴实和天真无邪涤荡了那毒化我心灵的怨愤。和她在一起时,我就觉得南开倒还不是个太坏的所在。

怡楷进入我的生命时,我正在一个险恶的海上漂流,又寂寞又苦闷。她是在十五岁上中学时皈依天主教的。1949年以后,虽然宪法规定有宗教信仰自由,大学生上教堂仍然受到当局的白眼。她继续不声不响地上教堂、望弥撒。她从不宣扬她的信仰,从不和人争论。我深为这个姑娘性格的坚强所感动。不知不觉之间,我好像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这一家人是以深厚而含蓄的爱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母亲和哥哥姐姐以为怡楷和我会在她大学毕业后结婚。怡楷和我的想法也一样。我俩谈话中从来没提到过什么求婚、订婚,更别提什么戒指和婚礼了。我俩直截了当地决定,学校一放假,第二天,1954年7月8日,就结婚。

由于我不是教友,我俩的婚姻获得天津主教的宽免,但并未举行教会的婚配圣事礼仪。八日一早,我俩骑车先去她喜爱的一座小教堂,怡楷跪着祈祷的时候,我坐在她身后一个座位上。然后去天津西开大教堂,请本堂刘神甫主持宗教仪式。随后在一个家庭食堂与我母亲和新岳母一起吃午饭,就算我俩的“婚宴”。饭后,回到怡楷家接受亲人的祝贺。当天傍晚,乘火车前往青岛度蜜月。我俩从来没为前途如何操过心。到了景色如画的青岛,我俩满心欢乐,喜形于色,引得在下榻的新新饭店和海滨浴场碰见的青年人羡慕。有一次,一个青年男子在街上拦住我俩,满面笑容地说:“我注意到你们俩来来回回,我想你们可能是外地来的,可能是北京。可能是度蜜月吧。”我俩笑了出来。“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他显然很高兴他猜对了。“噢,你们看起来不一样。多潇洒,多有风度,多快乐!”我们三人都笑得很欢。从青岛,我俩又乘火车去上海,又去了与“天堂”媲美的苏州和杭州。匆匆忙忙,浮光掠影,总以为“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哩,谁会想到这样的赏心乐事就一去不复返了。

回到南开,系领导没有一句祝贺新婚的话,却板起阴沉沉的面孔,宣布怡楷在毕业分配期间私自离校,不予分配工作。度蜜月还要请假,我觉得未免太可笑了,但他们再一次让我尝尝他们的厉害。有什么大不了的?怡楷不工作也饿不死。她呆在家里,正好多读一些西方文学作品。这吓不倒我,怡楷也恬静自若。

我们搬进了南开校园内的一栋小平房,两间半小屋子。母亲和我俩各占一间,两室之间的小堂屋放上一张怡楷从家里拉来的大沙发,就权作客厅。半小间就当餐厅兼储藏室。我右边的邻居是西洋史专家雷海宗,当年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听过他的课,这次院系调整也是从北京受排挤被调来南开的。雷教授学识渊博,对国际国内大事很有见地,在历史系教师中也落落寡合。

我们靠我微薄的工资过着简朴的生活。母亲帮我们管家,省吃俭用,怡楷好像从来不需要买什么。无班可上,她就勤上教堂,把大部分时间用来阅读西方文学经典著作,有英文的,也有中文译著。她最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天工作下来,我和她谈论她白天看过的书,乐在其中。我会为她朗诵哈姆雷特那些惊天动地的独白,特别是:“啊,但愿这太太结实的肉体融了,解了,化成了一片露水!但愿永恒的天主并没有规定严禁自杀的戒律!”她也会为我朗诵莪菲丽亚为哈姆雷特精神狂乱发出令人心碎的哀吟。有时我俩轮流读《悲惨世界》的片段。我们买不起收音机,也买不起好照相机,我就用从美国带回来的柯达勃朗尼儿童像机给怡楷拍照。她大姐送给我们一台古老的电唱机,可是我们没有余钱买唱片。于是我把一套从美国带回来的英文版《资本论》卖给市图书馆,得了五十元。我去市内小白楼专卖旧洋货的摊子上,搜罗到一套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和一套巴哈的《勃兰登堡协奏曲》。这些旧唱片,我们视若珍宝,百听不厌。在一个波涛凶险的大海上,两位大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美丽和谐的宝岛。我教给他玩金罗美牌戏,她总是赢我。我们没有任何奢望,只想过一个幸福的小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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