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53-1955
一
1951年11月初，我和母亲分乘两部三轮车，穿过这座工商业大城市肮脏杂乱的街道，前往坐落在南郊的南开大学。离开燕园前，负责人事调动的干部告诉我南开会为我安排上好的住房。报到之后，我被分配到位于毗邻的天津大学校园内一溜新盖的平房，两间小屋，水泥地面，门牌是“南临八号”。我和母亲各占一间，我的卧室兼作书房、客厅，她的卧室兼作餐厅。当天老人家就在新买的小煤球炉上做起饭来了。
我被分配教三门课：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读、中译英。教材供应成问题。我到图书馆尘封的书库里寻寻觅觅，找到十几本老掉了牙的美国出版的英国文学史导论，勉强可供英四学生人手一册。至于英三的选读课，学生有二十多人，我只得先用美国“进步作家”法斯特的小说《自由之路》，因为图书馆恰好有几十本苏联翻印的书。英四的翻译课作业，我只得用从当前报刊上选来的文章。我的工作量最大，但我并无怨言，因为我是唯一年纪在四十岁以下的教授。虽然不如意的事很多，我却十分乐于满足青年学生求知的渴望，因为我也曾和他们一样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和真理。在文学史课上，我丢掉了一年前从考德威尔那里剽窃来的马克思主义装潢，集中讲授英国文学从乔叟和莎士比亚到狄更斯和萨克利的人文主义传统，标榜密尔顿和拜伦作为普罗米修斯式的为争取自由献身的战士。看到有些学生受到我的热情感染，我常感到欣慰。在讲授《自由之路》时，我应用亚里斯多德学派的结构分析法，论证这本小说是一部宣传品，而不是艺术作品，但并不对它作出价值判断。可是，我引述了鲁迅的名言：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艺术，从而间接地对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钦定的以政治思想正确与否决定文艺作品的优劣的教条提出质疑。我私心希望，我的分析方法可以教给学生至少一种客观地研读文学作品的途径，引导他们进行独立思考。哪知道我已经进入新中国文艺理论的禁区了。
除了要面对无形又无所不在的政治上的压制日常生活也是枯燥无味的。物质条件差，我倒不太计较，苦的是缺少人情的温暖、性灵的交流。一群中老年同事，人人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紧紧地抱成一团，在他们中间我感到格格不入。他们每人教一门已经教过多年的课，悠哉游哉。高教授，耳聋，面容枯槁，一有机会就要大唱党的赞歌，因为他根本不上课，而伟大的党却准许他保留“铁饭碗”。他们恪守古老的明训：明哲保身。而我既不“明哲”，又不知如何“保身”。
英语教授中唯一在国外学习过的是司徒小姐，五十多岁了，还是单身。她出生在美国，父母是广东移民，国内也没什么亲人。三十多年前，大学一毕业，她就怀着满腔热情，飘洋过海，来为“祖国”效力了。尽管在中国生活了那么多年，她讲的汉语还是远不如她的英语。她的宿舍是一栋小小的平房，一室一厅，门口有一堵半塌的围墙，仿佛把她和周围的同胞隔开。她喝咖啡，弹钢琴，爱上市内唯一的西餐馆，对表面客气的同事们的非议懵然不觉。每逢上午一连上两三节课后，我就到她家去喝杯咖啡。一架竖钢琴，像主人一样久经风霜，占了小半间屋子。有时候，应我的请求，她会为我弹一两支诸如萧邦的《序曲》之类熟悉的乐曲。我们俩用英语交谈，谈各自的生活经历、谈文学、谈音乐、谈那些跟她特别亲近的学生。可是我们从来不谈政治，因为司徒教授奇迹般地和周围发生的政治事件绝缘，她也不看报纸。虽然我和她都同样被目为“异己”，她的处境可比我强，因为她超然置身事外，而我还无法超脱。
第二年，情况有所好转。当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英文系的同学、诗人查良铮，和夫人周与良、芝大植物学博士，回到天津。在我的怂恿下，他们夫妇都接受了南开的聘请，分别到外语系和生物系任教。同时，李天生、我在燕京教过的一个男生，也经我推荐被调来任英语助教。他们一来，我的孤独生活有了缓解。我们住的宿舍靠得很近，随时可以互相串门儿聊天。为了调剂单调的生活，周末往往相聚小饮，放言无忌。良铮常领我们一道骑自行车去逛旧城的南市，欣赏与当前政治宣传无关的民间艺人表演，那是他当年上南开中学时的旧游之地。
良铮在大学时代就以写新诗闻名，回国后却停止创作。教学之余，他集中精力从事文学翻译。他的专业是英语，但也精通俄罗斯语言文学。为了介绍苏联的“先进”文艺理论，他首先赶译了一部苏联出版的《文学概论》，出版之后立即风行全国，成为大学文艺理论课的基本教材。然后，一本接一本翻译普希金的诗作。
我自己翻译的第一本书是我从芝加哥带回来的《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作者是一位苏联的莎士比亚专家。莎剧演出在苏联如此风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接着，我翻译了巴金推荐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作者是两位加拿大人。这位国际友人舍身忘死、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献身的精神令我感动不已，也鼓舞我继续为新中国效力。
生活中最头痛的事是硬性规定的政治学习，每周两三个下午。规定的学习材料包括毛主席著作、党报社论、党中央文件等等。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我们都是目不识丁的大兵。接着进行讨论，人人都得发言，暴露思想，联系实际，说明学习文件如何帮助自己认识错误，提高觉悟。沉默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沉默就被认为抵制思想改造。不久我就发现，你永远是错的，党永远是正确的，提高政治觉悟是永无止境的。大家发言都小心翼翼，听上去都很真挚。小组长认真记录，散会后向负责政治学习的党员干部汇报。
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一位年轻的男教师每周两次从北京来，朗读他在新建的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的笔记，一字一句，照本宣科。我们得做笔记，因为期终还有考试。大多数人忙于记笔记，也有些人显得无聊，不停地抽烟，或是干脆打磕睡。我从不记笔记，烟又薰得我无法入睡。有一次，我随便对年长的同事们说：“这简直是对教授先生们智能的侮辱！装模作样记笔记还不如打磕睡。”有人听了一笑了之，有人闷声不响，也有人在背后甚至当面说我思想落后。我越来越公开地对缺少思想言论自由表示不满。只有良铮和天生与我有同感。我发觉有些教师跟我越来越疏远了。他们的冷淡我并不太在乎，让我忧心的是他们在权势面前卑恭屈膝对学生的影响。“初生之犊不畏虎”，我冒冒失失对系领导成员提了意见，不知道老虎是从来不怕初生之犊的。
1954年春的一天下午，我又按时到系里去参加政治学习，以为无非是老一套的听文件，加上轮流发言。我并不晚，可没想到长会议桌两边已坐得满满的。二十来名英、俄语老师全到了，会议室却鸦雀无声。长桌一端，系主任李教授坐在他专用的藤椅上，身后墙上高挂着无所不在的毛主席标准像。李主任身材矮小，头发花白，小眼睛显得比平时更加冷漠。我在长桌另一端唯一的空椅上坐下，恰好和他正对面。我才坐下，他就宣布开会，会议的议程是“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来外语系任教一年半以来在思想上和其它方面所犯的错误”。受到突然袭击，我成了一头走投无路的“初生牛犊”。若是我有一点牛劲，我或许会挺身而起退出会场，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我无能为力，只有呆呆地瘫在椅子上接受“帮助”。
杨教授带头“帮助”我。他是英语教研室主任，五十来岁，瘦削的面孔，光秃秃的脑袋。他平常说话斯文，颇有长者风度。此刻却一反常态，一开口就大喊大叫：“巫宁坤先生是以爱国知识分子闻名的，因为他不到三年前从美国回来。但是，他的言论和行动证明他名不副实。所有爱国知识分子无不热切希望进行思想改造，而他却说思想改造是‘洗脑’，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美帝国主义捏造的反动谰言。他认为政治学习是‘对教授们智能的侮辱’。他讥笑集体朗读《人民日报》社论和其它党的文件只适用于目不识丁的大兵。他讽刺教师马列主义夜大学是一场‘闹剧’他夸口说自己从不记笔记，又嘲笑记笔记的同志是‘装模作样’。他亲口对我说：‘装模作样不如打瞌睡’。他经常埋怨他所谓的‘缺乏言论自由’。我倒想知道他要什么样的言论自由。高教授由于耳聋不能授课，党却准许他保留教授待遇，他表示对党由衷的感激。党的关怀备至和高教授的感恩戴德使我们大家都深受感动。而巫某却在背后诽谤他是‘一个用灵魂换取铁饭碗的马屁精’。他的政治观点和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大不一样，这不是很明白吗？我不给他戴任何政治帽子。不过他确实影响很坏，不仅在外语系，而且在全校。”
我感到很恼火。这位仁兄，我对他英国文学方面的素养很赞赏，在和我交谈中他也经常表示认同我的政治观点，现在却摇身一变，干落井下石的勾当。有人对我说过，他有怨气，因为我失言挑剔过他翻译的文稿，但我做梦也想不到一位堂堂的教授，为了一点琐碎的个人恩怨，竟会下流到不惜以他本人根本不信的共产政治的名义大泄私愤。其它同事接着发言，揭出一些我这没遮拦的嘴巴随便说过的话作为罪证。四十来岁，开始秃顶的李秘书是李、杨二教授的门生，他首先批判我对他的两位恩师有失尊敬，接着愤怒谴责我对斯大林大逆不道。“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阵营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不幸逝世以后，南开大学全体师生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整队前往苏联总领事馆，哀悼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只有巫宁坤一个人非常勉强地参加了队伍，而且毫无悲痛的表现。”连我在教学方面取得的成功也被谴责为表现自己、损害同仁。有人说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也有人说我：“个人英雄主义”。只有司徒、良铮和天生没有参加大合唱。我没有权利为自己辩护。
最后，系主任做总结。他指出，我的思想受到美帝教育的毒害而我又不愿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接受思想改造。他希望我虚心接受同志们的善意批评，“悬崖勒马”。我不知道那些批评有多少出于善意，因为以后那些先生们就更加和我疏远了。连司徒教授也不再请我喝咖啡了。我也没去猜测悬崖那边是什么。我对那些先生们落井下石感到气愤，我更气愤的是我本人在与他们交往中那么天真幼稚。良铮和天生非常同情我，也提醒我，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
